当前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深层次问题
2019年3月14日      ( 正文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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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
实现现阶段我国司法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总体性目标,就要求在新形势下,深入挖掘影响司法公正的阻碍性因素,解决深层次、根本性、全局性问题,重建司法公信力,让司法公正成为人民法院的生命线。
[ 内容摘要 ]
本文节选自《党政干部法治教程》第二版。作者以党政干部的视角指出了当前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深层次问题主要有传统文化、法院外部关系、司法权内部构造和法官队伍素质的四大方面。
[ 内容 ]

追求司法公正,除了制度建构,还需深入挖掘并剔除影响司法公正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深层次因素。它们对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具有潜移默化但十分深刻的影响。因此,要实现现阶段我国司法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总体性目标,就要求在新形势下,深入挖掘影响司法公正的阻碍性因素,解决深层次、根本性、全局性问题,重建司法公信力,让司法公正成为人民法院的生命线。

在我们看来,当前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深层次问题主要有传统文化、法院外部关系、司法权内部构造和法官队伍素质等四大方面。


第一,就传统文化对于司法公正的影响而言,其又可分为法外特权、人情面子文化、缺乏司法部门分立传统以及“告御状”文化四大表现。

首先,特权文化的影响长期存在。在现代法治语境下,法律本应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法的规定与适用却因为社会身份和地位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同罪异罚”的现象大量存在。当下,这种法外特权文化依然影响着人们,特别是在一些领导干部头脑里根深蒂固。特权文化主要表现为君权至上、宗法特权、官僚特权三大特征,它们在我国当下社会都较为常见。狭义上的特权,是指法律、制度规定以外的普通群众无法享受的特殊权利。它是一种违反制度规定、违背现代法治精神、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现象。特权文化导致人们信权不信法,违背了法律的公平性原则,阻碍了司法改革,危害了司法公正。

其次,传统人情和面子文化构成了中国人重要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重要的为人处世之道。这种文化来自注重人伦的儒家文化。但是它对司法适用的平等性、当事人正当权利的保护、法律事实的挖掘、法律信仰的建立等都有消极影响。

再次,我国古代也缺乏司法独立传统。传统社会司法和行政不分,一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管理体制一直沿袭行政管理模式,造成司法权组织和运作的集权化,导致法院管理体制的行政化。

最后,“告御状”的传统对司法公正也有很大影响。上访在中国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源远流长、历代不辍,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告御状”的背后隐含着民众的皇权崇拜以及“信上不信下”的传统观念,隐含着百姓的“清官”情结与“包公”文化情结,隐含着对一种绝对的实质正义的追求。在此基础上,造成当代中国上访长期存在的原因有:一是由于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型的国家,对行政力量的诉求,是国民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二是国民的“清官”情结和对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信任度的差异,决定了“告御状”有着持续的文化动力和基础;三是当前司法权威没有最终确立,民众缺乏普遍的法律信仰。当前这一现象对依法独立审判影响颇深:一来“上访高峰”严重挤压依法独立审判的空间,加剧司法的地方党政化;二来严重削弱司法权威,导致人们信访不信法;三来上访结果的高度或然性与判决既判力之间存在矛盾;四来僭越权利救济途径的主次地位,司法或被上访“挟持”。


第二,法院的外部关系在宏观制度层面也深刻影响着司法公正。首先,就法院与同级人大的关系而言,核心问题在于人大监督和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存在司法官员任命和审判权地方化之间关系的问题。其次,就法院与同级政府的关系而言,自从我国1954年《宪法》施行以后,从正式的制度层面上说,政府作为行政机关,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二者没有相互隶属的关系,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二者的关系绝非如此简单。实际上,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可以通过党委这一渠道,对法院的组织人事工作等发挥重大影响。这进一步导致了三方面的弊端:一是司法权很难对行政权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二是导致当前审判和执行中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三是不利于法院的物质建设,加剧审判职能商业化。再次,就法院和党委的关系而言,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由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所决定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力量的保证下,中国才可能成功实现各项现代化的任务。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我国法院的机构设置、组织体系以及各项审判制度和原则,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的;二是党对不同时期的审判工作进行方针、政策领导;三是党对审判工作进行人事领导;四是党的领导还体现在对重要时期案件的协调上。但是,党对司法的领导必须从革命、战争和“严打”的极端状态下的治理转向常规状态下的治理。党委与法院的正确关系在于,党委要为同级法院提供的仅仅是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不能介入具体的司法审判业务,不能直接插手具体案件的办理。最后,就法院与检察院的关系而言,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司法监督的内容从检察权能上看主要有四项,但在法律监督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一是当事人多头申诉现象较为突出;二是抗诉案件再审程序有待进一步完善;三是抗诉案件再审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以上四方面外部权力配置上的突出问题影响到了当前我国司法公正的实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表述本质上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提供了外部制度保障。


第三,司法权内部构造与权力运行机制对司法公正的影响。我国当前司法最关键的问题是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大都是由于存在对作为审判主体的主审法官和合议庭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干扰,使司法机关未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造成的。其中,司法行政化的问题需要通过司法权内部配置和司法运行机制、管理机制的改革来解决。司法权就其本质而言是裁判权,是依法裁判纠纷的制度性权力。而行政权是一种规范性权力,它要求上行下效、令行禁止,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权力架构。一旦司法权异化为行政权,则会导致判断的标准改变:从明确公开的规则,变为上级的意志和权威。这时候,司法公正所要求的依法独立公正审判就会落空。司法权内部构造主要是指“审判制度实体构成中所包含的在机构和人员方面的、体现为有关审判权的组织要素的内在层面的结构”。司法权内部组织构造有其独特性,核心是内部组织构造的专门化和非行政化。司法权内部构造由两大要素组成:一是审级关系,二是同一法院内部的审判独立。首先,就前者而言,上下级法院之间既有宪法规定的监督、指导关系,还存在执行管理、司法政务、人事管理、业务保障、审判管理、教育培训、司法统计、司法警察、档案管理等方面的事务。目前审级关系主要存在四级法院职能同一化、审级关系的“半行政化”、审判指导方式的无序化、司法管理职权的模糊化等问题。比如,上下级法院间长期存在类似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下级法院把上级法院视为“上级领导”,上级法院也就自然而然地主动承担起“管理”职能;下级法院经常就案件如何裁判“请示”上级法院,上级法院也经常向下级法院下发各类“指导意见”“座谈纪要”等。明确上下级关系,合理进行职能配置,厘清上级法院在审判、执行业务、司法行政事务上的监督指导、管理协调的范围和权限,对于司法公正十分关键。其次,就审判独立而言,主要问题在于审委会制度,以及合议庭主审法官不能落实“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具体而言,一是不少案件名义上是由合议庭审理案件,实际上是由主办人或者承办人一人审理,其他合议庭成员不直接参与,评议案件时也是主审法官起主要作用;二是案件判决前,合议庭虽然形成裁判意见,但要报请法院院长、庭长审批,合议庭实际上没有完全的决定权;三是审委会成员来自不同的庭室,各委员并不一定都是审判业务的通才,所以集体决定未必能够保证案件的专业性和案件质量;四是审委会代替合议庭决定案件违反法定程序,与公开审判原则也相冲突,且不参与案件审理的人却决定判决,违背了“亲历性”的要求;五是审委会集体决定本身由于行政级别的存在导致“一言堂”现象的出现,集体讨论往往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集体负责制也会落空。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后的司法改革措施在多方面对其进行了改进,核心即是推进合议庭、审委会和审判管理的改革。


第四,法官人员素质与职业队伍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司法要实现公平正义,需要高素质的司法者、法官。法官代表国家适用法律,掌握最终的司法审判权,是社会矛盾和纠纷的终局裁判者,也是守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的数量、素质、队伍建设影响着法律实施以及法治建设的全局。既为正义之事,必先做正义之人,因此,社会公众对于法官坚守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怀有更多的期待。从法官自身角度来说,能否坚守公正取决于多重因素。法官的素质主要包括三个层面:政治素质、业务素质、道德素质。其一,就政治素质而言,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法官应树立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司法为民的宗旨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坚定的政治信念是人民法官政治素质的根本,是人民法官的灵魂。其二,就业务素质而言,它主要是指法官所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要求,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法律条文的掌握和熟悉程度、法律思维能力、法律文书的写作能力,等等。虽然当前实际接受法学专业教育的法官比例不断提高,但是其实际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不令人满意,还需进一步加强。其三,就道德素质而言,法官群体的道德水平在不断提升,但个别法官违法违纪的严重事件仍时有发生,然而法官职业道德的强化目前还有进入制度建设层面。


本文作者:张恒山

本文来源:法缘读书

责任编辑:刘炼箴,实习编辑:向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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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向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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