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书评
2019年5月14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以其恢弘的视野、比较的角度、历史的维度以及高度概念化、理论化和体系化的结构论证了整个西方与非西方历史与现在的刑事诉讼乃至司法制度和民事诉讼。
[ 内容摘要 ]
作者认为达马斯卡教授的《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是令自己收获最大的刑事诉讼专业书籍,它带给作者的启迪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该书是达马斯卡教授在比较程序法领域的开创性之作。二是达马斯卡教授基于本土主义的反简单化法律移植观点对笔者亦影响颇深。
[ 内容 ]

在我的书柜中,有一本先后买了五本且本本读烂的书——达马斯卡(达玛什卡)教授的《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若要在刑诉专业领域内推荐一本印象最深也认为最有价值的专业著作,那无疑就是这本书了。然而接触这本书却有相当的偶然性,这得回溯至十多年前。2002年,我受邀访问耶鲁大学法学院,临行前我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三年的孙长永教授问及耶鲁大学哪位教授最值得拜访时,他首推米尔吉安?达马斯卡(Mirjan R. Damaska)教授。

如今,达马斯卡教授的名字在国内刑诉学界可谓如雷贯耳,而在当时,至少对孤陋寡闻的我而言似乎是一个未知的奇点。尽管此前日本学者已关注到达马斯卡教授——这一点在李心鉴博士的著作《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得以显现。但无论如何我们当时还不太了解达马斯卡教授,尽管其时已经得知了其他美国刑诉法学界著名教授,诸如《刑事制裁的界限》的作者,斯坦福大学哈伯特?帕克(Herbert L. Packer)教授。在来到耶鲁大学法学院后,我拜访了达马斯卡教授并有幸向他请教。达马斯卡教授当时主讲证据法和比较法,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英美的刑事诉讼制度是否可以移植中国?——令我意外的且至今难忘的是达马斯卡教授不置可否的态度和回答。欣喜的是,达马斯卡教授把自己的著作《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推荐给了我,并将本著作的前作之单行本也赠与了我。一年后,我有幸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期间购买了英文版的《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一读之下,我深感震惊:在此之前美国学者们的刑诉著作多是围绕宪法与个案展开论述的,而《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以其恢弘的视野、比较的角度、历史的维度以及高度概念化、理论化和体系化的结构论证了整个西方与非西方历史与现在的刑事诉讼乃至司法制度和民事诉讼。这无疑令我眼前一亮。值得一提的是,我还遇到了川大出身的郑戈教授,他当时正在翻译本书。尔后《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果然被郑戈教授翻译完成。不得不承认,郑戈教授对达马斯卡教授深邃的语言文字及思想有清晰的把握,这令理解原著非常吃力的我有了一个深入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习惯于边阅读边在书上勾画,而达马斯卡教授的书之于笔者可谓字字珠玑——以致最后每本书都划满了各式各样的注解。

总而言之,我认为达马斯卡教授的《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是令自己收获最大的刑事诉讼专业书籍,它带给我的启迪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是达马斯卡教授在比较程序法领域的开创性之作。在书中,达马斯卡教授引入外部性的政治社会学视角来阐释法律问题,他不仅充分阐释了科层型法院与协作型法院这对概念[1],还进一步提出了回应型国家与能动型国家一对范畴,进而型构出纠纷解决型与政策实施型两种程序模式。进一步地,通过对上述两组概念的复合、交叉运用,他提出了四种司法程序模式:科层型权力组织的政策实施型程序、科层型权力组织的纠纷解决型程序、协作型权力组织的纠纷解决型程序、协作型权力组织的政策实施型程序。围绕于此,他通过历史与现实、英美与欧陆、刑诉与民诉、西方与非西方丰富的细节性材料予以有力论证。由此,达马斯卡教授打破了传统研究者和大众对西方社会诉讼程序对抗主义与职权主义的二分法式想象和阐释。根据其理论,任何一种现实制度,无论大陆还是英美甚至非西方,都是多种因素的结合体,只不过各种因素的体现程度不同而已,大陆与英美程序在历史和现实中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毫无疑义,这种复合型程序理论比传统的二元对立式分类模式展现出更为强劲的穿透力与解释力。通过阅读本书,我不仅第一次深深意识到影响法律程序模式型构与变迁的深层因素,体会到程序类型与国家目的、国家权力组织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而且深刻感受到司法研究方面也可以构建全局性、世界性的大理论。而达马斯卡教授以其比较性、历史性、交叉性、细节性更不用说整体理论的创新性、说服力,当仁不让地成为比较法特别是比较刑诉的前无古人且至今未见后来者的大家。自此,我便试图有所借鉴这种全新的分析模式,基于交叉背景的学术取向,运用抽象理论范畴来分析现实。

另一方面,达马斯卡教授基于本土主义的反简单化法律移植观点对笔者亦影响颇深。在《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中译版一书《致中国读者的引言》中,达马斯卡教授明确指出:“我的研究旨在提醒人们在进行此类移植的时候保持高度的审慎。在考虑移植某一外国规则的时候,当务之急是首先仔细考察在本国的制度背景中是否存在使此项外国规则有可能发挥实际效用的先决条件。”客观地讲,当前中国社会近四十年来正处于急速转型时期,也是法律移植的高峰期,学界和司法界对于英美法系审判模式十分热情——这在2007年律师法修订、2010年量刑程序建设以及两高三部出台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可见一斑。然而,近年的司法实践已表明,简单化移植在没有大背景的支持与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合下举步维艰。在这一背景下,达马斯卡教授这位比较法大师的深刻洞见更值得我们认真领会。事实上,在系统地学习了达马斯卡教授的思想后,我在审视域外制度上更多地采取了关注本国实践的学术立场,尤其是审慎考虑法律移植问题。

2016年,我出席了在美丽的克罗地亚小城——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召开的主题为“司法管理:过去经验与未来挑战”的达马斯卡作品专题研讨会。在比较刑诉学者汇聚一堂的高峰论坛上,我不仅有幸再次向达马斯卡教授当面请教也愈发感受到达马斯卡教授作品深刻、长远的影响。在达马斯卡教授及其巨著面前,我们如何仰望、如何超越,这或许是未来几代人的任务。


    本文作者:左卫民
    本文来源:雅理读书
    责任编辑:刘炼箴,实习编辑:向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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