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小型研讨会系列:首届“合同法新问题”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6年6月8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裁判规则   无名合同   管辖
[ 导语 ]
2016年5月22日,由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共同承办的首届“合同法新问题”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行。本文为黄和新、刘保玉、郑冠宇、孙宪忠、施建辉、姚辉、解亘、刘凯湘、官欣荣等教授,夏正芳和刘建功庭长,李洁、李荐以及李志刚法官,芮晓峰局长、高建新主任、李聪律师及李忠诚硕士、陈军博士的发言实录,由主办方整理,经与谈嘉宾审定,中国民商法律网独家出品,转载请联系授权。
一、关于保理合同的问题

黄和新教授的报告《关于保理的初步研究报告——业务发展、研究现状、司法困扰及应对之策》梳理了保理业务的发展脉络以及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检视本领域的研究现状,总结了司法实践中的审理难点,从保理合同的理论逻辑出发,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

李荐法官的报告《国内保理纠纷相关审判实务问题研究》主要针对国内保理纠纷并案审理、管辖标准、案由确定、债权重复转让优先性原则、同一债权转让与出质引发的权利冲突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李洁法官的报告《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理业务纠纷法律适用问题的调研》从保理业务的发展背景出发,以司法实践中发现的保理业务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从法律角度为银行保理业务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李聪律师的报告《保理合同纠纷中保理银行的“恶意失权”》从实际案例出发,提出:在保理银行对应收账款不能形成存在恶意时,其无权要求债务人承担还款责任。

李忠诚硕士的报告《保理合同法律关系及其性质辨析》从保理合同案件案由出发,并揭示其原因在于对保理法律关系及性质的界定认识模糊所致。通过对不同保理业务类型下保理商与供应商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解析,认为保理合同系混合合同的性质。

在自由讨论阶段,与会代表对保理合同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关于案由问题。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保理合同纠纷的案由适用并不统一,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保理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合同纠纷等,鉴于保理合同法律关系的复杂性,李荐法官认为应当将保理合同纠纷确定为并列案由,黄和新教授认为,应借司法解释制定的契机,将保理合同纠纷作为独立民事案件案由加以规定。李志刚法官认为,现阶段保理合同的案由确定应当依据系争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正在修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未来很有可能将“保理合同纠纷” 这一案由纳入其中。

第二,关于保理合同的性质问题。目前有“委托代理说”、“债权转让说”、“债权让与担保说”、“债权质押说”、“以债权转让为核心的自成一体的交易”等观点。李志刚法官认为,保理合同法律关系建立在债权转让之上;李洁法官则认为,保理合同的性质为“应收账款买卖合同”;刘保玉教授认为,将保理合同的性质界定为应收账款买卖的观点似有不妥,保理合同实质上是多个典型合同要素的结合体,因此“混合合同说”更为妥当。与会学者大多赞同此观点。

第三,关于管辖权的问题。李荐法官认为基础合同纠纷与保理合同纠纷并案审理有利于提高效率,更倾向于按照基础合同关系确定管辖法院,李志刚法官则认为,目前保理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双重法律关系,其管辖的确定是根据保理合同还是基础合同法律关系,尚不明确,但不可一味按照基础合同确定管辖。且认为保理合同和基础合同纠纷的并案审理是“可以”而非“应当”。

第四,关于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主体和效力问题。郑冠宇教授介绍了台湾民法中的债权转让制度,并认为出让人和受让人均为通知主体,且通知不以书面形式为限,债务人依通知而为之履行,始生债务清偿效力。孙宪忠教授则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考量,认为出让人作为债权转让通知的主体成本更低,而受让人作为通知主体,不仅成本高昂且实际效果较差,因此由出让人对债务人进行通知更为恰当;夏正芳庭长同意孙宪忠教授的观点,并认为明确债权转让通知主体为出让人具有行为指引、操作简化、提高效率等优势。

第五,关于“未来应收账款”问题。就其能否作为保理合同的标的物这一问题,与会代表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未来应收账款”是否可以作为保理合同标的物的关键在于是否属于有效债权。民法意义上的有效债权不等同于效力齐备的债权。只要基础法律关系存在,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背公序良俗、不违背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即使债权尚未实际产生,也可以成为债权让与的标的。另外,将“未来应收账款”纳入其中,对于促进市场交易也具有推动作用。

第六,关于基础合同当事人责任形式问题。对于保理商能否同时要求债权人和债务人承担责任,李志刚法官认为债权人和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不足;李洁法官提出债权人和债务人应当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还有学者认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应当承担补充责任,债务人先承担责任,不足部分由债权人承担。

第七,关于保理合同纠纷中保理银行“恶意失权”的问题。李聪律师认为,对于基础合同虚假这一事实,保理银行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时,无权要求债务人承担责任;刘保玉教授认为银行未尽审查义务并不因此影响保理合同的效力;夏正芳庭长认为,债权人不履行基础合同法律关系时,债务人得就其对债权人的抗辩权对抗保理商以实现利益衡量。另外,有学者认为,基础合同的债权人有告知义务,不履行该告知义务即构成对于保理商的欺诈;还有学者则认为,保理银行负有审查义务,不履行该义务的,保理商不能要求债务人承担还款责任。最后有学者提出,李聪律师采“恶意失权”一词并不准确,对此,李聪律师表示此概念与传统民法中的“失权”并非同一含义,该问题已于文章中注明。 

二、关于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

刘保玉教授的报告《从物权变动与债权合同的区分原则看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效力》,从物权变动与债权合同的区分原则的视角分析了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认为,仅凭当事人之间的担保协议虽不能有效设立质权、抵押权等担保物权,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合同本身无效,当事人约定的担保不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某种担保方式,并不意味着该担保的约定不产生任何约束力,对于不规则担保,原则上仍应认定为有效,除非当事人有特别约定。

与会代表对刘保玉教授的观点表示赞同,并认为该观点将合同效力与物权变动区分开来,在合同生效而物权变动尚不发生时,发挥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债权请求权的作用,使其可依不同情形而请求实际履行或者请求支付违约金、赔偿金等,该观点对于处理实践中的不规则担保案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具有实践意义。

三、关于涉刑保证合同的裁判规则问题

施建辉教授的报告《乱象与规则:涉刑保证合同裁判之检讨》,梳理了审判实务中对民刑交叉问题的三种学说,即保守说、激进说和折衷说。施教授认为,三说引出层出不穷的法律问题,各说又显缺陷和矛盾。最高人民法院试图以案例的方式建立裁判规则,终因法释[1998]7号解释适用之随意性而难于定分止争。涉刑金融机构借款保证纠纷案件区别于涉刑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无法释[2015]18号之适用余地。法释[1998]7号规范主旨是同一刑事事实下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之区分,其民事责任应是侵权责任而非合同责任,法院裁决主从合同有效并无法律依据。对应《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之逻辑关联性和内容同一性,保证合同应作无效裁判,且在生效刑事判决所查明事实基础上认定无效免责或无效三分之一之责任承担。

对此,姚辉教授认为,有些案件并非同案不同判,而是基于案件事实和诉讼请求的不同,才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同时指出《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刘建功庭长认为,涉刑合同的效力仍应根据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进行判断,并非当然无效;夏正芳庭长从审判实践出发,提出涉刑民事案件应当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再行处理为妥。

四、关于高速公路通行合同的问题

陈军博士的报告《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合同责任研究——基于无名合同的限制及补充》主要探讨了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人身及财产损害究竟依照何种路径要求经营管理者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报告认为“高度危险责任说”及“安保责任说”均难谓妥当,而一般意义上的“合同说”在特定的情况下又与公平的法制观念相悖。故应在充分认识“合同说”法律及现实障碍的基础上,研究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将合同中经营管理者的义务限定在“提供高速通行的可能性”范围内。同时在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以经营管理者的一般侵权责任作为补充。

刘保玉教授认为该报告比较深入和全地研究了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的责任问题。从现实看,高速公路因经营管理者的义务无疑均来自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其承担责任的基础是未尽相关注意义务,故统一按照一般侵权责任对此类问题进行考量是最为简单的;高建新主任和黄和新教授均认为,目前“合同说”存在的问题不在于“高速公路通行合同”的问题,而在于如何正确限定合同项下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的义务。即哪些才是高速公路通行合同中经营管理者的义务,哪些应予以排除;解亘教授在点评中认为高速公路经营管理的责任问题,应将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分别进行考察更为妥当。高速公路中驾车人人身损害系属其固有利益损失,理应依据侵权法路径进行追责,而不涉及合同问题;刘凯湘教授指出:在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疏于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下,无论依照“合同说”还是“侵权说”,都应承担相应责任。但“合同说”可能使得当事人精神损害赔偿无法主张。他进一步提出,传统理论中合同责任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外的观点是否正确,存有疑问。他主张应考察合同义务中是否包含人身事项,若包含,则不能一概在合同责任中排除精神损害赔偿。此外,当高速公路通行有偿性因法定事由或政策规定而不存在时,确实主张合同说存有困难。

五、关于快递合同的问题

官欣荣教授的报告《快递合同违约赔偿的法律适用思考》主要探讨了未保价快递合同的赔偿标准、保价条款的效力及快件延误赔偿等问题,提出:对于寄件人有重要意义的特殊物品如人事档案、毕业证书、相册等应支持其精神损害赔偿诉求;在订立快递合同的过程中,应允许快递企业依法制定合同条款等方法来降低快递风险,减少快递纠纷的发生,并完善相应的寄件快递延误的赔偿制度。

对此,盐城市邮政管理局芮晓峰局长指出《邮政法》对于限额赔偿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给据邮件的丢失、毁损、短少,而不适用于快递。快件发生同类情况的,应依据相关民事法律处理。刘凯湘教授认为,对于快件丢失仅赔偿运费具有一定合理性,若一旦发生快件丢失,均按照所寄物品的实际价值进行赔偿,快递公司运营成本将大幅增加,这将不利于当前快递行业的发展。

此外,与会代表还就复代理、预付卡合同规则、担保性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格式条款的效力、即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研讨会总结

刘凯湘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学术总结。在他看来,第一,无名合同面广量大,极大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关注、强化无名合同的研究,总结出无名合同审理的原理和规则,对民法典的编修工作意义重大;第二,保理业务量近年来呈成倍增长态势,但仍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审判机关应当从应然和实然区分的角度,深刻把握目前我国保理业务及案件的纷繁之象,揭示保理合同的理论逻辑,化解审判困境;第三,本次小型学术研讨会汇聚理论与实务界专家学者的智慧,“主题明确、报告精简、互动精彩、评议精当、交流充分”,达成了较多共识,取得了预定的成果,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最后,刘凯湘教授对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能够新搭建这样的学术交流平台表示感谢,并希望这一平台继续发扬“以学术批判为导向、以求得真知为追求”的精神,持续为中国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黄和新教授在闭幕致辞中说,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王利明会长、孙宪忠常务副会长、王轶秘书长将“合同法新问题研讨会”这一重要学术平台交予南师大法学院,这是对我院的高度信任,我们表示由衷地感谢。我们也感谢各位代表对首届“合同法新问题研讨会”的热情参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办好中国民法学研究会项下的小型系列研讨会,秉承“小题大做”的研讨模式,精准捕捉理论研究和实务领域的热点问题以资及时研讨,为繁荣民法学学术研究、凝聚合同法学研究力量、推动《民法典》(合同法编)的修订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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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郭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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