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学研究会2016年年会简报第四期
2016年11月9日      ( 正文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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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2016年年会“民法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分议题“民法总则立法争议问题”小组第一场讨论顺利进行。
第一阶段:民法总则立法争议问题——宏观

报告人:

1、张礼洪(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经济制度的法律规范基础和民法典功能——民法典分解现象和中国民事立法模式》

2、Riccardo Cardilli卡尔迪利 (意大利罗马二大法学院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罗马法传统》

3、Stefano porcelli司德法(意大利罗马二大法学院教授)

《介于形式体系与基本原则间的民法典》

4、王竹(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民法总则(草案)若干法律规范去留问题大数据分析》

5、齐恩平(天津商业大学教授)

《国家政策的民法法源论》

6、石佳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民法典与社会转型》


主持人刘士国(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一位,有请张礼洪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报告人张礼洪(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谢谢各位。感谢大会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我提交的论文报告题目是《经济制度的法律规范基础和民法典功能——民法典分解现象和中国民事立法模式》。

我把内容做个简要的介绍。首先要考虑我们现在针对民法典有个重要的争论,绝大部分学者认为我们应该采用欧洲式的、传统的、系统化的民法典,还有少数学者认为我们应该制定一部松散的、联邦式、汇编式民法典。现在我们的立法状况主要还是采用以总则为基础,以单行法为补充,再加上行政规范、习惯法的一个比较零散的体系。很多学者认为我们应该借这次民法典的编纂,编制一部欧洲式的民法典,那么我这篇文章主要是对这种思想进行一种指引,这种指引主要是从经济与法律的关系来展开。经济活动主体所遵循的法律规范主要来源于三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历史的力量,即通过习惯;第二种力量就是市场力量,准确的说是市场合意的力量;第三种力量就是政府的力量,政府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更是调控者和主动干预者。而我国目前的法典化主要是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的,忽视了前两种力量。那么从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我觉得我们应该采取制定松散式的民法典,理由如下:1.虽然我国进行了经济制度改革,但很多制度还不健全,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定一部体系化逻辑性完整的民法典在能力上会有很大的不足。2.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当前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创新,创新依赖自由,自由就需要市场来创设各种规则,这种规则主要是由市场形成的。另外,中国不少学者都强烈呼吁多加强自治经济组织(商会等),让民营企业自由参与和投资国家经济,让法律规范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产生,这也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

总结,从目前解法典化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民法典以民法总则为主,辅以单行法是适合我国国情的。


主持人刘士国教授:下面由意大利罗马二大法学院卡尔迪利教授发言。

报告人卡尔迪利 (意大利罗马二大法学院教授):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下面由我来解释一下论文摘要,由我的翻译解释一下论文的标注部分。

摘要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法、法典和体系。面对法典化的现象,存在两种应对方针:一对现有法典改革,二制定新的民法典。二者模式都承认民法典的中心地位。第二部分是法典化和时间。法典化是权力和权威协作的现象,权力是指法典作为法源的政治法基础,体现于法律政策的精细选择,权威反映了法典的科学性。权力和权威的协作能够使法典经历时间的大浪淘沙。第三部分是2016年“民法典草案”的技艺和原则。“草案”所表现的印象:对19世纪法典模式之封闭性的突破,即对基本原则的肯定。


主持人刘士国教授:下面由意大利罗马二大法学院司德法教授发言。

报告人司德法(意大利罗马二大法学院教授):

大家好,首先感谢大会给我发言的机会,那由我解释内容。

主要观点就是在制定实证法的时候,应该相似情况同等对待,构建尽可能好的形式体系。但由于人类局限,在善良和公平的基础上,给法律基本原则留下空间。正如卡尔迪利教授阐释的那样,在西塞罗引用的论述中,诚实信用,在大法官的干预下,可以转化为蕴含善良、老实行事、正直为人等价值的具体概念。


主持人刘士国教授:下面请四川大学法学院王竹教授发言。

报告人王竹(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可以辅助分析三类民法总则法律规范的去留问题。就三种特殊民事主体制度的去留问题,赞成《民法总则(草案)》删除作为民事主体制度的“联营”,但要注意与反垄断法领域的立法协调;保留“两户”制度不但符合社会需求,而且具有宣示和肯定改革开放成果的重大政治意义;建议部分暂留“个人合伙”制度,待民法典编纂时统筹整合。较短特殊时效制度的司法适用比例较低,本身也不具有合理性,鉴于其总则性属性也较弱,赞成立法机关删除该规则。考虑到“债法总则”已经被默认取消,建议在“民法总则”中明确债权请求权行使方式,并以“连带责任”替代“连带之债”,规定“最终责任分担一般条款”。


主持人刘士国教授:下面由天津商业大学教授齐恩平发言。

报告人齐恩平(天津商业大学教授):

谢谢主持人,我讨论的是国家政策的民法法源问题。2016年6月《民法总则(草案)》其中第十条的规定明确了习惯的民事法源地位,但同时取消了《民法通则》第六条对于国家政策民事法源地位的规定。这一做法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但现实中,政策是大量存在的。针对政策存在的利弊考量,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表现为公共政策的法外政策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能够产生法律后果。在英美法系中“政策”一词比较常见,但其往往与“公共”一词连用为“公共政策”,但是反观大陆法系,很难见到各国在民法典中规定“政策”的法源地位。各国民法典中都是以“公序良俗”替代“公共秩序”。那么在我国现行法上,“国家政策”与“公序良俗”、“公共政策”两个概念就是不可通用的。国家政策作为我国法源有其现实基础,法律规定不可重塑的本质特征,如滞后性、有限性等等,决定了适时以国家政策填补民事法律空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制定主体及内容来看,国家政策属于公权力运行范畴,而因此形成的法律关系应受公法调整,所以政策有益于法治。因此,我认为国家政策作为法源是利大于弊的。


主持人刘士国教授:下面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石佳友教授发言。

报告人石佳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好的,谢谢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我集中讲几个大问题。一是法典化的背景下,以法学方法论的观点来看待法律教义学和法律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从法律教义学的角度来看,法典对于法学教育是非常有意义的;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法典对社会转型的影响是不足的。二是民法典的准宪法功能。在现实中,许多国家的民法典被称为真正的宪法,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宪法的组织功能,主要表现在所有权的保护和经济的发展,家庭制度与社会价值,合同制度与社会变迁这几个方面。由于时间关系,现在我直接讲结语,民法典具有外溢功能,这就要求立法者具有宽阔的视野,但现实却是抱负不足,还有就是缺乏必要的谦卑。


主持人刘士国教授:下面进入与谈阶段。首先由翟云岭教授发言。

与谈人翟云岭(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一个阶段是非常宏观的话题,遇到这样宏大的话题我通常都是敬而远之的,只有有思想的学者才能谈论这样的话题。礼洪教授的逻辑是这样的,影响制定法的三个力量,意思自治的重要性和主体意识的多元性需要特别法来满足需求,他的结论是现代有的民法典的行为规范功能已经丧失了,由此,他提出民法典分解。但我觉得他的结论有一些问题,我们通常认为有一般规范和特别规范之分,但我认为这种分类是不适当的,应该是单行法和基本法的关系;二是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单行法中都没有一般性的规范。


主持人刘士国教授:谢谢翟云岭教授的发言,下面由费安玲教授发言。

与谈人费安玲(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两位意大利学者在论文中提到的一些关键词值得我们去关注,比如说卡尔迪利教授的论文中有法典形式危机、法典的时代性、中国民法典的维度和原则,法典的制定应该围绕着人和人的利益来构建。在司德法教授的论文中,我认为关键词一个是民法典,一个是形式体系,一个是基本原则。我很赞同他的一个考量就是我们的民法典体系如何构建是一个体系问题,而任何形式都有一定的缺陷,这种缺陷民法典是形式上最理想的安排,但事实上都有一定的局限。司德法教授从如何填补这种局限认为需要基本原则的参与,这一点我觉得一些基本原则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两位意大利教授都从罗马法出发,告诉我们民法典的制定是有渊源的。所以,我们民法典的制定不能只局限于技术性,还要看到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最后,我想对王竹教授的研究发表一些看法,在我国学者普遍从理论层面研究问题的同时,王竹教授从大数据方面对民法问题的考量着实令我感动,这种大数据研究可以使我们看到那些存在着的问题,看到司法实践中法条的实用性。


主持人刘士国教授:谢谢费安玲教授,下面由叶金强教授发言。

与谈人叶金强(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我先点评张礼洪教授的文章。基本问题就是各项规则具体放哪,到底是统一的法典还是一个原则性的总则再加上单行法这种体例。感觉更多是一个技术性选择或者安排的问题,在论证方式上,可能更多的和技术本身进行链接,比如各种不同的技术安排,它的优势缺陷具体在哪,礼洪教授提到包括习惯,政府和历史传统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因为经济不够稳定,可能就需要解法典,就涉及到法典能不能有弹性。另外,提到了创新的问题,因为有创新的需求,所以单行法是不是更好?法典是不是不能包容这种创新?市场是不是就当然导向单行法?欧洲的思潮,他们是不是参照近代法典,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我们是一个非常弹性开放的法典,会不会有不同的判断,这块也可以进一步的思考。

再点评王竹教授的文章。这篇文章使用了新方法,提出了新视角,对很多问题有一个新的论证方式。需要注意的就是,这种大数据的方法适合解决哪些问题?因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缺陷。文章中以个人合伙举例,个人合伙在现实中用的特别多,所以应该规定。还有条文被适用的比例,这种比例是否可以简单反映被需求的状态等等。原则性的规定,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什么?有没有其他的维度?包括不同的条文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方式如果不同的话,大数据分析的时候就要考虑这种不同的方式,比如原则可以通过其他条文的解释来发挥作用,所以在检索时有可能检索不到,所以就需要来考虑这种问题。

再点评齐恩平老师的文章。对于政策,我们会想到比较大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抽象。大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法的原理、原则来进行消融,然后引入到法典之中。如果政策是比较细的问题,比如说限购,农地使用权被抵押等等,这种比较细的政策作为法源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法治产生冲突,这相当于我们的法律向政策开放了。如果对于政策的制定者没有限定,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会破坏法律的安定性,影响法律的权威。因为政策非常宽泛,所以可能需要作出区分。如果政策需要在司法中发挥作用,是不是类似于其他公法规范在司法中发挥作用,是不是需要有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比如说通过过滤的装置来求得安定性,使得我们的私法体系更加圆满,防止被体外的东西撕裂。


主持人刘士国教授:下面是自由发言阶段,可以谈对民法典草案的意见,有15分钟,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沈健教授:发言题目是《遵循和把握科学立法规律与中国实践需求引领立法方向》,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人和人的利益,第二个是权利的神圣。第一个想法,把30年的经验高度概括在民法典的法条上,使我们在制度上有所创新。第二个想法,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民法典上具体落实,这也是民法典需要完成的伟大任务。在这里主要讲公民的出生问题,胎儿何时存活,在医疗上有界定。公民的民事权利问题,各个专家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从孕期的28周开始赋予胎儿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这样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在经手过的案件中,有赢的有输的,理由是,出生时是死体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建议是,能不能在司法体系内,关于权利能力的起始点在逻辑上确定一个恰当的时间,可以请妇产科的专家进行论证。第二个是,从体系上,把民法内部的逻辑和部分关系处理好。在中国民法典的体系上,把我们的民法典和其他部门法在体系上处理好,以突显民法学大家们的智慧和努力。


主持人刘士国教授:我个人觉得草案规定出生时是死体是自相矛盾的,出生肯定是活着的。还有哪位要发言?

艾尔肯教授:民法总则中民法和商法的关系问题怎么协调?之前的一个研讨会,应该在民法典中为商法预留一定的空间,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另一个问题是,民法典草案中规定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问题很特殊,在民法典中规定一个原则性规定能不能解决实际中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把《婚姻法》收入到民法典之中是否需要与其他规定,例如知识产权问题和民商合一问题,同等对待呢?还是应该在民法典之中或者民法总则之中有一个大的设计?抑或是应该分离处理作出具体的规定呢?这是我的一些困惑。


主持人刘士国教授:还有哪位要发言?

满洪杰教授:在民法总论中,把监护制度放在自然人中是对原来民法通则的沿袭,只做了一些小修小补,在体例上还是有一些重大问题的。现在的监护制度没有区分亲权和子女照管,没有区分未成年人监护和成年人监护,也没有区分行为能力补足制度以及监护中的众多人身问题、财产问题。把监护人和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第三人之间的关系混杂在一起,这部分既涉及总则中普遍适用各分则的内容,又有些问题是分则的内容,如果统统规定在自然人后面,会造成自然人部分内容的庞杂及总分不清的问题。建议在体系上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加以解决。


曹守晔(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对民法总则提两个建议,第一是在民法总则中加入自助行为制度;第二是保留民法通则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第一,自助行为是公权力救济不足和社会帮助不够的重要补充,是自力救济自我保护的方式,是古今中外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成本低效率高,适度认可利大于弊。加入自助行为制度,一是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比如人权、法治、自由、平等;二是体现了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平等原则;三是充分体现了民法的自由原则和私法自治原则。民法规定自助行为制度,符合社会基本道德规则和人的自我保护本能,有利于社会的融合治理,实现他助与自助的统一、公治与自治的统一,有利于实现交易安全和人身安全,也有利于体现自由原则,更充分地保护民事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德国民法典》第229 条对此有明确规定,法国、日本等国的民法解释和实务上,都承认自助行为 ;英美法将自助行为作为特定条件下受害人自己恢复原状的一种方式予以承认。

第二,保留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理由如下:一是有利于民法体系和整个国家立法体系的完善和谐,二是有利于民商法学科的完善,三是方便司法审判办案操作,特别是司法实践证明。保留在总则并不排斥单独制定国际私法。


主持人刘士国教授:第一阶段结束,下面是茶歇时间。


第二阶段:民法总则立法争议问题——主体

报告人:

1、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民法总则(草案)>自然人制度规定的进展与改进》

2、Aldo Petrucci贝特鲁奇(意大利比萨大学教授)

《从罗马法中的各类代理人到法律行为代理的一般范畴》

3、王利民(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

《论我国人的私法地位的制度与实践的基本矛盾——“后法律体系时代”民事权利保护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4、罗昆(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我国民法典法人基本类型模式选择》

5、柴振国(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人民事行为能力问题探讨》

6、徐强胜(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设立中的法人理论的功能及缺陷——民法总则不宜规定设立中的法人》


主持人龙卫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有请杨立新老师发言,他的发言题目是《<民法总则(草案)>自然人制度规定的进展与改进》。

报告人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规定的进展问题,主要是关于部分权利能力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行为能力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监护的问题。不认同把监护制度放在亲属法当中,还要特别强调政府的监护职责。总得来说自然人制度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主持人龙卫球教授:下面有请意大利比萨大学教授——Aldo Petrucci贝特鲁奇教授发言,他的发言内容是《从罗马法中的各类代理人到法律行为代理的一般范畴》。

报告人贝特鲁奇(意大利比萨大学教授):能在这么重要的会议上发表看法,我感到非常的荣耀。我的主题是关于代理的,我想讲一讲关于这个代理是如何形成一个统一的规范,并且在当代各国民法典被接受,尤其是会提一提在《法国民法典》改革之后,它的一些规定。关于今天我们对代理的一些了解是比较统一和清楚的,今天我想从历史的角度来谈一谈代理制度是如何形成今天的统一的概念的。希望这个研究能够对我们的一些理解能够有一些帮助。

通说认为,罗马法并未就法律行为的代理构建出一个一般性范畴,尽管如此,归功于裁判官与元首制时期法学家的努力,它的的确确在许多方面有所发展。我在本文仅限于论述意定代理,首先将简略地回顾其在罗马法各阶段中的方方面面。

它的内容本身也在这个问题上凝结成了罗马法的遗产,中世纪与近代法学在其基础上构建出了统一的、一般的代理范畴。最后,我们将审视近现代的19世纪和20世纪几个国家就此作出的选择,评价其从先前法律传统的不同层次接受,以及最近的欧洲私法统一计划,亦即《共同参考框架草案》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在公元前4世纪时,我们可以确认的唯一类型的意定代理人只有奴隶和家子,他们处在家父的权力之下。对其他所有人而言,适用的是这样一条最古老的市民法原则,即“没有人能够通过一个不隶属于其权利之下的家外人取得物或权利”。该原则反映的是上古时期的家庭环境,家父在这里是家产唯一且排他的所有者,亲力亲为地展开自己的交易活动,抑或是将处于自己权力之下的奴隶或家子当做工具使用,二者均无财产能力。现代罗马法学家就此常提起的是“组织体代理”。然而这种代理是不充分的:若从积极方面来看,所得与利益直接归入权力者的财产,与直接代理发生相同效果;从消极方面来说,则有所不同,一般意义上的债务和负担并不会传递给家父或主人。

在前古典与古典罗马法中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涌现出若干与代理相关的新制度:代理人、委任的合意合同、由企业主的代理人经营的企业活动,以及处于权力之下者达成的交易行为。这些制度逐渐粉碎了那条“没有人能够通过一个不隶属于其权力之下的家外之人取得物或权利”的原则。我们主要来看看代理人和受委托人,其他的略过。主流学说认为它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前2世纪初之间的市民法中,作为所有财产的代理人,亦即对家父的财产进行概括管理者,却并不处于其权力之下,而是选任出来的。最开始是在解放自由人之间选任,后扩及至家外人,总之都是些与家走得近的人。

不同的是,委任合同中的受委任人负有以自己的名义,为委任人的利益完成任务的债务。借由合同展开,很可能产生于万民法,以诚信为基础,由当事人自由缔结。它之所以进入法律世界乃是裁判官司法活动的结果,后在公元前1世纪与市民法融合。虽然最初发轫于友谊与信任的价值,该制度后来逐渐以合意主义与客观诚信为基点发展,就像其他类型的合意合同一样(买卖、租赁与合伙),然而与它们不同的是,委任并未就活动的展开规定报酬。它是通过一种间接代理的形式实现媒介作用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受委任人行为之效果先是对他自己发生,只是通过嗣后的行为移转给委任人。

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在所有财产代理人旁边又出现了另外两种代理人,也就是特别代理人(逐次就个别行为或者交易获得任命),以及诉讼代理人,二者均非基于一项权力关系而承担代理职责,而是基于一项合同约束,《学说汇纂》的多个片段将其认定为委任。从委任的授权联络出发,就所有财产代理人,人们在最原初的(特定)委任一边还承认了一种概括的委任,旨在管理被代理人的多项乃至一切事务,而前者仅展开一项特定的任务。在乌尔比安的一个著名片段中,代理人被定义为:因权利人的委任而管理他人事务者,或是以概括方式,或是开展一项特定事务,借此可在出席者与未出席者之间建立,或通过信使,或通过信件。

商业活动中的各类代理人以及代理制度在家内的演进。公元前3世纪末与公元前2世纪,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也导致了在有组织的企业活动中使用代理。海上与陆地企业主将企业的运作托付给自己的代理人,船长和总管,在处于其权力之下者当中招收(家子或奴隶)。这一情况导致裁判官在公元前2世纪前半叶的司法活动中创造了两项特殊诉权:针对船主的船舶所有人之诉与针对陆上企业主的总管之诉,并明确其依据为有必要保护与处在企业主权力之下者缔约的合同当事人的信赖。于是,处于他人权力之下之人的合同活动,无论是否属于企业经营活动,便不再仅将利益移转给拥有权力者,后者亦将受到债务的束缚。对于依据他的指令而缔结的合同,亦然,该项指令,产生出家父或主人的完全的责任,债权人可通过“依令行为之诉”主张之;同样地,为了所管理的特有产而缔结的合同,这一结论同样适用,家父或主人的责任限于该项特有产的总额,通过“特有产之诉”,或是限于此等活动为其权力者财产带来的增益,此时通过“转化物之诉”。

另外一种情况是他人事务的管理者与虚假代理人。在公元前1世纪与公元前2世纪之间,在法学中区分了有委任的代理人与未曾接受委任而自己提出管理他人事务的代理人。在这方面,原始文献称从被代理人处收到了委任的代理人为真正代理人,称那个假装自己是代理人,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的那个人为“虚假代理人”,这或是因为后者自始并未收到权利,或是因为已超越授予他的权利。正是在这后一类内部,发展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区分:虚假代理人,即假装自己是代理人的人,与自发对他人事务进行管理的人,后者并未假装自己是代理人而行动。不过二者的分界长时间来相互交缠,混杂在一起。

时间有限,就先讲到这里。


主持人龙卫球教授:非常不忍心打断啊,是一段考古式的研究。海事大学的王利民教授没过来,所以就由武汉大学罗昆老师发言。

报告人罗昆(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各位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在此次会议上发言。我发言的主题是《我国民法典法人基本类型模式选择》。这个问题也是我国民法典制定中存在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其中争议较大的就是对法人类型的两种分类: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首先,对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这种分类,分类标准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如企业法人和民办学校,原来营利性法人也都出现了一些公益的类型,所以说营利本身的含义都是变化的,这种分类的外延有不确定性。第二,我国民法典草案对非营利性法人的分类存在一些遗漏,把国家机关等划分为非营利法人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对非营利组织的认识。第三,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这种主体划分不存在实质意义。所以,我本身还是比较赞成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这种分类方法。好的,这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主持人龙卫球教授:下面有请柴振国教授发言。

报告人柴振国(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大家好,我发言的题目是《法人民事行为能力问题探析》。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建立法人民事行为能力和法人民事权利能力制度的重要性。其次,一定要注意建立制度的过程中遇到的重要的问题。最后,我提两点建议:第一,立法应对法人民事行为能力和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和范围进行界定和划分;第二,应对民法总则(草案)第77条进行修改,对超范围经营的问题进行规范。我的发言完毕,请各位指正!


主持人龙卫球教授:下面有请徐强胜教授发言。

报告人徐强胜(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大家好,我发言的主题是《设立中的法人理论的功能及缺陷——民法总则不宜规定设立中的法人》。我个人认为我们对设立中的法人的认识存在很大的误区。设立中的法人制度是来自德国,但是这个在德国理论界也是受到批判的。首先,设立中的法人是一种法官造法行为,破坏了法人成立的基础——法人必须经过登记才能取得资格;其次,设立中公司的费用由成立的公司负担,使公司成立时的资金变得不确定;最后,设立人的行为被认定为公司的行为这个也是不符合理论的。法律行为理论也足以解释设立中的法人和成立后的法人的“同一体”说。所以,我认为设立中的法人是过程,而不是行为。民法典草案中笼统的规定成立后的法人对设立中的法人的责任承担的问题也严重损害了法人的确定性。这是我的观点,谢谢大家。


主持人龙卫球教授:谢谢徐教授的发言,下面请李建华老师进行评论。

与谈人李建华(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首先,我对上一个单元齐恩平教授的《国家政策的民法法源论》进行评论。政策对我国的民法法源有重要作用,但也不能认为国家政策等于公序良俗。其次,我对本单元中杨立新教授的《〈民法总则(草案)〉自然人制度规定的进展与改进》中的观点非常赞同,同时也认为落实和实施更重要。对罗昆教授的《我国民法典法人基本类型模式选择》,我觉得我们学者不仅要学好知识,也要有被立法者接受的智慧。对柴振国教授的《法人民事行为能力问题探析》的超范围经营问题进行修改的问题不完全同意。我的发言就到这儿,谢谢!


主持人龙卫球教授:谢谢李老师的精彩发言,下面请翟老师来谈一谈。

与谈人翟云岭(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对于杨老师的文章,我同意建华的很多观点。对成年监护制度是民法总则的一个进步,但对相关的诉讼制度等也是要求教杨老师的。对最后徐老师的对设立中法人的一些批判,如是以谁的名义做的不重要等观点,我认为是不成立的。


主持人龙卫球教授:谢谢翟老师,下面请刘士国老师进行评论。

与谈人刘士国(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首先对罗昆副教授的法人分类问题,我认为立法上分为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其次,对徐强胜老师不同意设立中的法人的观点,我也是赞同的。因为进入清算阶段,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法人。好,这是我发表的两点意见。


主持人龙卫球教授:好,谢谢很精彩的发言。现在我们进入自由发言阶段。先请一位女士。

发言人一(西北大学):对监护制度我想说意定监护的效力是否可以优先于其他监护?意定监护中监督人的问题和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的责任问题也要明确。


主持人龙卫球教授:刚才发言的来自西北大学,请下一面一位发言者在3分钟之内讲完。

发言人二(西南政法大学):对于反对法人营利、非营利的分类并没有说服我,明天我的发言也会谈到这个问题。对我国法人登记太多的问题,如我国宗教法人登记问题民法并没有规定,而让宗教法人设立监督机关也不现实!


主持人龙卫球教授:下面我给自己留了两分钟。首先,我国民法典要应对更加开放的复杂化问题。再次,贝特鲁奇教授对罗马法的发言也是很精彩,成立中的法人问题和胎儿问题体现出了民法主体复杂化问题,法人分类还有宗教法人问题也体现出一个复杂多样。至于法人经营范围问题,相信我们民法会用智慧构建一个“小政府”。好,这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大体的建议,今天到这里,我们明天继续交流!


第三阶段:民法总则立法争议问题——主体、客体

报告人:

1、仲崇玉(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我国民法典法人分类模式的选择》

2、王天雁(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

《民法典编纂中的消费者立法:理念、制度和立法模式》

3、胡卫萍(华东交通大学教授)

《网络虚拟财产立法确认的法理思考》

4、杨建斌(黑龙江大学教授)

《我国民法总则适应信息时代的财产体系思考》


主持人谭启平(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下面有请仲崇玉副教授发言。

报告人仲崇玉(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我从民法典法人基本功能的角度探讨了我国民法典法人分类模式的选择,讲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我们为什么要对法人加以分类,二是这样分类有什么优势和劣势。进而提出我国民法典法人分类模式的选择。首先,法人分类的意义,在于使法人类型法定。其好处是将法人作为法律上的标准,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包括识别和信息成本。其次,从法教义学视角分为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从组织法视角看,在介绍汉斯曼的交易成本理论后,以基金会为例加以讲述,得出结论——采取社团形式还是财团形式是社会组织内部自治的领域;从民事主体法视角看,外部当事人关注焦点在于降低外部交易人的成本。复次,从法社会学视角下进行分析,社会发展转型——由经济优先走向了经济与社会并重的轨道。以往的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的分类失去了意义,应当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最后,是功能主义分类模式在民法典中的实现。其一,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其二,将私法人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其三,非营利法人应当仍按其目的功能再分为公益法人、互益法人和宗教法人。其四,将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转化为有成员法人和无成员法人。


主持人谭启平教授:下面有请王天雁老师发言。

报告人王天雁(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我报告的题目是《民法典编纂中的消费者立法:理念、制度和立法模式》。首先,讲述一下选题的缘由和背景。问题起源于对如下问题的思考:民法典的目标“受众”是谁?民法典为谁而生?对于消费者在民法典中的保护问题,目前立法动态和学界并未将其纳入民法典,而是归入特别法,足以引起我们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其次,消费者保护与现代民法典理念的重新诠释。其一,从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市民生活形象和从管制到重视市场机制等四个角度来看,消费者法纳入民法典,具有经济和社会基础;其二,对现代民法典理念进行重新诠释。主流观点认为,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因而需要国家干预,所以消费者法成为公法或经济法的内容。但考察现代民法的理念,对消费者的民法保护并不违背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消费者保护的思想与现代民法理念是契合的。因此,如果说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的命题仍然成立,那么将消费者法纳入民法典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基础。再次,现代民法典中消费者私法基本制度的比较法上考察。从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民法典立法来看,民法中的消费者法已成体系,消费者私法总论,消费者合同制度,消费者安全制度构成消费者私法的已成为民法典的有机组成部分。最后,关于民法典编纂中消费者立法模式的选择。其一,消费者私法的民法典模式,符合现代民法再法典化的趋势;其二,特别法模式所坚持的传统民法理性人假设、“技术中立”和体系效益、民法典的稳定性等三个理由,从中国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以及现实中只存在有限理性的有差别的个体等现实,都是站不住脚的。我国民法典编纂中应当将消费者私法的一般规则系统纳入。


主持人谭启平教授:下面有请胡卫萍教授作报告。

报告人胡卫萍(华东交通大学教授):我报告的题目是《网络虚拟财产立法确认的法理思考》。从网络交易的需求、财产利益维护、司法实践中的问题等角度论述了对网络虚拟财产予以保护的意义,提出一些案件的恰当处理需要在民法上对网络虚拟财产明确法律属性。网络虚拟财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理解为传统的物的存在。传统物权法中强调物的有体性、有形性,这是德国民法中的思路的一种呈现。对物的属性,我们在讲解的时候一直强调它的有体性,不能对其有一个突破。在对虚拟财产进行解释的时候,强调它是传统物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为它毕竟存在着一些价值属性,有一定的交易空间的。以前很多学者对虚拟财产的定位基本上是一种特定物,比如用“虚拟物”的概念来界定虚拟财产,或者将虚拟财产归为人格物,或者强调虚拟财产是网络环境下对现实事物的模拟,它与现实财产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但是从整体上讲,也是属于特定性、独立性的一种抽象物。基本上将其固定在传统有体物、有形物这么一种状态之中。但是网络虚拟财产本身是通过一定编码编写而成。不同于传统有体物的产生、灭失的一种变化状态。借助于电脑、互联网,财产的存储价值需要网络运营商的帮助和辅助。网络虚拟财产存储在一定的介质上,通过电子数据的形式,通过网络环境表现出来。虚拟财产的特殊性有别于传统有体、有形物的传统形态。网络虚拟财产的虚拟性、编码性、无形性、无体性使得对网络虚拟财产应当进行专门的、细致的保护,否则不能起到质的保护作用。

民法总则草案第104条涉及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强调传统的物涉及到动产不动产的划分,但是在动产和不动产之外,强调了有法律规定的某种具体权利,网络虚拟财产实际上是可以作为物权客体的,可以理解为另一类的物权客体。这类客体可以推断为网络虚拟财产这种虚拟性、编码性、无形性、无体性的物。立法中未直接点明:我认为这样一种定性实际上是将物的范围从有体物扩充到了无体物,这不仅涉及到民法总则的修订,更涉及到物权法中物的范围的扩大,物的含义的重新解读,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物从有体物向无体物的突破,不仅意味着在立法上突破一些具体的限制,法律对虚拟财产要有针对性的保护,还意味着使网络的虚拟性对接现实性,明确该虚拟财产的具体的一种主体身份,主体间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都需要在法律中做一个具体规定。我提交大会的论文也从具体的权利归属、财产范畴、权利保护等角度做了一些分析,恳请各位老师进行指正。


主持人谭启平教授:下面有请杨建斌教授发言。

报告人杨建斌(黑龙江大学教授):我报告的题目是《我国民法总则适应信息时代的财产体系思考》。民法是市民社会基本法,民法总则在制定时要把私法领域的各方面纳入,涉及到两个问题——商法和知识产权。首先,民商合一,应该怎么合一?要从财产的理念制定总则,用财产的理念,才能把商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内容概括进来,而不能局限于物。这是我文章写作的初衷。财产究竟是什么?财产包括三个方面:有体物,无体物,有货币价值的权利,也就是权利财产。信息时代制定民法典不能局限于一二百年前的理念,应该体现信息时代的民法典特点,最重要的就是吸纳新时代的财产类型,就是刚才也有老师提到的虚拟物的问题。

我论文的观点认为,财产分为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有形财产指的主要是有体物,而无形财产分两大类,无体物和权利财产,而无体物又包括虚拟物和知识产权客体。这样其实就可以把商法和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内容都涵盖进来,使民法总则财产法的体系更加完整。我也赞成虚拟物就是物权的客体,虚拟物打破了传统的物权的有体物的界限,传统的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都坚持物权的客体应该是有体物。当然无体物的物权法跟有体物有所区别,总则草案104条基本上赞同了把虚拟物作为物权的客体,但是应该更加明确规定。

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知识产权客体不一定要求创造性,如商业秘密,只是单纯的信息,没有任何创造性。民法总则列数据信息为知识产权客体很必要。

个人信息是人格权问题还是知识产权问题?这就涉及到人格权和知识产权的关系问题,知识产权数据大多数跟人格权没有关系,不应该把个人信息归入人格权,个人信息不等于个人隐私,二者虽然有重合的部分,非隐私权部分不应该归于人格权,否则容易和知识产权中的个人信息权相冲突。法人人格权,法律规定企业名誉属于法人人格权的一部分,实际上是财产、商誉。法人人格权不同于人格权,法人人格权应该放在财产一章。把人格权和财产权混为一谈,也弱化了人格权的特殊性,商标是知识产权,商号是人格权,很混乱,应该统一。


主持人谭启平教授:下面请几位与谈人发言。

与谈人於向平(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首先我认为仲崇玉副教授分析地非常透彻。对于法人的分类模式,我认为首先要考虑的是为什么要有法人制度的存在。从德国民法开始建立起完整的法人制度,它主要是对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进行规制的角度来讲,来确定这种社会组织体的法律地位、内部外部进行规制。后来考虑到公法人实施民事活动时,也要考虑它的法律地位。它作为私法主体,内部外部要做规制。对于分类,我同意仲老师的理解,首先从公私法人的角度进行分类。因为二者在设立、内部外部的规制方面有很大不同。下一步就是总则草案当中提到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因为两者之间在设立、内部关系和内部结构及对外交往的责任等等有很多的不同,所以这个分类也是合理的。

王老师关于消费者立法的问题,欧洲大陆私法学者们研究法律问题时,现在最主要的是两类矛盾,也就是两类民事关系:消费者和经营者、经营者和被雇佣者的矛盾。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矛盾是十分重要的。至于立法模式,我赞同可能在民法典总则或分则中体现一些,但是具体的我赞同单行法模式,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可以在合同法中涉及到消费者保护的规则等有所体现。如何将消费者权益保护融合到民法典中,这是立法技术问题。

第三是虚拟财产,虚拟财产问题有过很多争论,有过许多学说。它会给物权法的修改带来很多问题。我之前主张将其规定为财产利益的保护,可能更为灵活一些。因为财产利益也是需要保护的。所以它对物权法提出很多问题,比如物权的变动,事实行为产生的虚拟财产,它交付还是不交付,属于动产还是不动产,这些规则怎么适用的问题。

关于第四位老师谈到的信息时代财产体系的问题,信息界定于一个怎样的范围?因为信息的量太大了。有隐私方面、有知识产权方面的,可能还有其他方面一些信息。总则草案中提到的数据信息可能它就界定在数据角度看信息,我觉得信息范围及保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与谈人张里安(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刚才四位发言人的报告都十分精彩,有关的研究也十分深入。我很赞成於向平教授的很多话。我谈谈我有一些疑惑的地方。关于法人的分类,先把它分为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还是先把它分为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我赞成仲教授的说法。德国法有一个关于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的分类,但实际上其民法典中规定的主要是非营利法人,没怎么规定营利性法人,也就是说它的营利性法人不止是对公司。德国有公司法,公司法也是按照准则主义的,它的营利性法人是按照许可主义的,要国家批准。营利性法人指的是企业经常从事经济活动从而营利的,还是企业的营利目的是为给成员分钱,在营利法人分类的标准上应当考虑。有成员的和没有成员的法人内部的意思形成以及有关的机关设置,这是我们的立法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这两个法人是很不一样的,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我们需不需要,我觉得可以商榷。

关于消费者立法,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消费者立法应当在民法典中考虑。问题在于,我们不仅要将成熟的消费者制度,包括一些思想纳入民法典,而且是把它整体搬入民法典,而不要以单行法的形式存在。我考虑的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我国立法修订很慢,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经常变动,随着消费者觉悟越来越高,问题越来越多,企业的各种各样的手法也越来越多。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个变化非常快的领域。从技术上讲,我们是不是应该将消费者保护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理念写进民法典里面,而不能将整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全部纳入民法典,因为修改起来很慢。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关于虚拟财产,应该保护,这个没有任何争议。我比较倾向于於教授的想法,就将其作为财产利益保护而非规定为“物”。如果它是一个物,把它放在物权法里面,有一些问题不好规定,如移转时应该登记还是交付。可能给物权法立法的技术上带来一些麻烦。重要的是,将其规定为物权,对虚拟物的占有、使用、处分,如何进行?处分不一定都意味着移转,包括自己对有关的物进行加工、改造的可能性。如果直接改造,那么侵犯了谁的权利。如果我申请改造,应不应该允许?这会给我们的民事立法造成很大的麻烦。我赞成保护,但是将其定性为物权的客体,我觉得确实有很多问题不太好解决。


第四阶段:民法总则立法争议问题——法律行为、代理、时效

报告人:

1、王洪亮(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律行为与私人自治》

2、汪渊智(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

《对民法总则(草案)“代理”一章的修改建议》


主持人谭启平教授:下面有请各位报告人作报告。

报告人王洪亮(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我报告的题目是《法律行为与私人自治》,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体系的问题,第二个是负担行为处分行为,第三个是具体条文。

一、法律规范有事实要件和法律效果,一般法律效果很难统一出总的规则,所以现在草案的135条,关于无效、可撤销行为统一的规则,应当是过分的抽象了。比如说在违法的情况下要返还,是不太可能,因此这一条应该废除。一般情况下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有时可以混用,把形式要件放在一般规定,这没有什么道理。再就是抽象到什么程度,第113条意义不大,规定了决议,又规定了单方行为,决议有特别规定,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这个规定没有适用价值,包括前面提到的关于营利法人的规定。还有就是制度体系关于很多问题规定得不全,114条规定了形式要件,但是没有列举主要的形式要件,关于公证形式、法律效果都没有规定。撤销权中有撤销事由和意思表示,这个地方具体分有无代理人、无行为能力还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怎么向这些人作出意思表示,这些环节都没有规定。关于错误理论规定得就更加漏洞百出了,在重大误解上,误传的错误和损害赔偿也没有规定,没有区分规定错误和胁迫的除斥期间,因为欺诈是由别人造成,期间可能更长,而错误是由自己造成,期间可以更短,比如德国法上错误就是毫不迟延地进行撤销。说明义务的引入,可能会对错误制度、欺诈制度里面的信息提供义务部分,有很大的体系上的突破。

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是满足多种自由需要的制度,主张规定无权处分的追认规则,第123条涉及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的判断,应该把它界定为法律上的纯获利益,法律利益主要是指物权行为、物权合同方面,而不是债权合同。第三个方面,错误制度和重大误解制度可撤销的范围,也跟无因性有很大的关系。德国法对罗马法一个很大的区分,是在动机错误上所作的区分,包括重大交易性质的错误,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可撤销的范围是最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无因性制度,不会影响到交易安全。中国法在确定错误制度的范围时应该考虑这个因素。目前我们还是规定了一个比较宽泛的可撤销的错误,不采取无因性就得限制。错误制度、撤销制度和胁迫制度规定了一个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规则,一般来说,如果确立了无因性制度,这个制度即可被省略。

三、具体规则。第133条应该废除,恶意串通有可能是违背善良风俗的,也有可能是欺诈的情况,这一条规范太过宽泛,没有太大意义。第124条,隐藏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是按照该行为的有关规定处理更为妥当,而不是按照法律规定。重大误解改为错误,改为民事法律行为有错误的,更加准确。第129条,“利用”表述过于宽泛,应加上恶意。自己对自己的信赖,可以处于困境,缺乏判断力合并在一起,一般对自己信赖的话,不构成交易主观不定因素,把它排除掉。


报告人汪渊智(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我报告的题目是《对民法总则(草案)“代理”一章的修改建议》。民法总则草案第七章规定了代理,与现行代理制度相比进步和完善了不少,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结构上,三章节安排不合理,不符合代理的逻辑结构和要求,另外有一些章节的内容是名实不符的,如第二节委托代理,但是内容涉及到很多代理共性问题,第三节代理宗旨,规定的主要是代理权的消灭问题。应该设置为:一般规定,代理权,代理行为,无权代理。第二,内容,共16条文,增加4个条文。针对内容从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要修改的不合理的部分:1.合同法第47条、第403条,应该放入总则草案,合同当中大部分关于代理的部分已经进入了总则,但是不包括第47条和第403条,这样的做法,一方面破坏了代理制度的完整性、体系性,另一方面也不符合逻辑。比如第403条规定的是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主要是委托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解决的是代理关系的外部问题,而不是内部问题,内部问题可以放入委托合同中,而涉及到外部问题应该由代理制度统一安排。2.应该重新定义代理的含义,不能坚持代理的显名主义,就是要求代理人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行为,才能产生代理后果。但是我们如果把合同法的第402条403条都放入草案中,这样的显名主义要求就没有意义。所以草案中的第141条第1款,应该修改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实施的法律行为,由被代理人承担其法律后果”,不用强调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3.科学规定代理类型,第143条第1款,规定代理包括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但是二者并非互相对应。法定代理对应的是意定代理,但是委托代理不能代表全部意定代理。4.区别委托人介入权和第三人选择权的行使条件。现有规定中,两种权力的行使条件是一致的,但是多数情况之所以会产生不公开本人身份的这种代理行为,是基于委托人的原因,委托人处于暗处,交易信息更广,第三人对背后的关系不知情,不该放在同样的条件下去衡量。5.完善禁止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的例外规定。第108条,没有考虑到一些例外情形,比如说如果代理人实施的自己代理或者双方代理的行为,对被代理人不产生负担或者增加利益的,应该允许。6.明确规定商事代理,未来能不能单独制定一本商法典还没有定论,是否考虑把商事代理中的一些基本规定也纳入进去。草案当中的第150条中,职员代理和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混合了,不能区分,应该改进,把商事代理的规则反映进去,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代理商的代理,二是雇佣关系下的代理。7.正确规定无权代理,草案中涉及到无权代理的责任,但是没考虑到无权代理人明知道自己行为是无权代理,责任应该更重。另外,无权代理人只需要对善意第三人承担责任。8.完善表见代理,草案中规定无权代理有效,表见代理本身是无权代理,之所以让他产生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效果,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被代理人原因引发了假象,此时由被代理人承担表见代理的后果,才有正当性。但是现有关于效果规定违反了理论假设,应该只能由第三人主张表见代理的后果,被代理人不能主动主张该后果。


主持人谭启平教授:下面进入自由发言环节。

李开国教授:很荣幸收到邀请来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关系到我国民法典的制定问题。那么今天大家都讨论了非常多的问题,我觉得大家的发言都很有价值,都是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斟酌之后才进行了发言。我在此预祝我们的会议成功举行!


艾尔肯教授:汪教授认为,应当在民法总则的草案中规定商事代理,也就是说他所持的是一种民商合一的立场吗?还是民商分立呢?是否应该给商法留空间?


汪渊智教授:商事代理只是作为特殊的代理形式反映进民法总则草案。商事代理的两大类,一类是代理商的代理,代理商的代理主要是一个合同关系问题,我们在总则草案当中讲这个应该主要规定代理外部关系的,而在外部关系上,民事代理和商事代理的差异不大,主要是在一些代理权的问题上,有一些特殊的反应即可。比如我刚才所提到的,经理的代理权,代理商的代理权以及店员的代理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特殊形式的代理,反应到特殊的代理权类型中就可以,其他的都是一样。因此我的意见只是将商事代理作为民事代理的一种特殊形式纳入民法典,并不是专门写上商事代理的概念。


意大利学者:在意大利民法典没有法律行为的概念,而在合同法总则,用合同概念取代法律行为概念。虽然当时意大利很多学者是在潘德克顿理论体系下成长起来,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法律行为这个概念,主要的顾虑是法律行为概念对一个法典来讲太过抽象。汪老师讲的错误制度实际上与法律行为有很强的关系,也可能是当时意大利的担心之所在。问题是,错误制度的重要意义是对对方做出意思表示的错误认识,那么从法律行为角度讲,错误制度的重要意义是在于错误这一方的原因,所以考虑角度不一样,中国应该对法律行为做更加审慎的考虑。


孙宪忠教授:本次民法年会以民法典编纂为研讨的题目,会议组织花费了很大精力,提交的论文也很丰富,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我感到非常欣喜的是,我们年轻一代的民法学者成长地很快。民法典编纂意义非常之大,现在是民法典编纂最好的时候,也是我们理论准备最齐备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准备,也有这样一个理论准备。刚刚讲到的关于消费者权益、虚拟财产问题已经提到。现在争论比较多的,大概有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从大的体系上讲,民法和商法怎么协调的问题,知识产权法和民法怎么协调的问题,这是我们民法大体系、小体系怎么协调的问题。阿根廷将商法和民法做一个民法典,民商统一。我们国内基本上民商合一,但是应当给商法发展留一个空间。关于知识产权法,我本人和几位知识产权法专家持开放的态度,起草一个知识产权编,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整体上来看没有太多的问题。总体上看,大家要对立法有信心。《民法总则》说明中提到民法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法,民法典编纂是完成宪法赋予依法治国原则的一个基本的立法工作。比“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这个提法好很多。所以民法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法、民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思想要有大幅度提升。我就简单说这么多,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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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关注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组织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

编辑: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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