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新:以十九大精神统一编纂民法典的人格权立法思想
2018年1月25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民法典   民法典编纂   人格权
[ 导语 ]
内容摘要:十九大关于“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论述,为编纂民法典规定人格权编指明了方向。民事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应当贯彻好这一要求,在编纂民法典中统一思想,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把我国30年来人格权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的经验写进人格权编,为保护人民的人格权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这一立法举措,体现了21世纪民法典突出人格权法立法的时代特点,解决的是人格权法立法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必要措施。这一论述对于加强我国法治大国的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维护民法典逻辑和体系完整的必要方法。
关键词:十九大报告  编纂民法典  人格权  立法  独立成编

对于十九大工作报告指出的“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论述,为编纂民法典指明了方向。对于这一论述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存在何种重大意义,在编纂民法典中如何把思想统一到这个方向上来,是民法学者格外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笔者对此提出个人的看法。

一、十九大报告“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论述的重要价值

十九大报告中有关这一段论述的全文是:“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十九大报告将“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放在其中,在理解上有两个问题特别需要解决。

(一)逻辑与原理

从民法的逻辑和民法原理上分析,把“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这三个概念并列在一起,存在一定的问题。这就是,人身权和财产权两个概念可以并列,因为它们是民事主体享有的两大基本民事权利类型,人身权包括人格权与身份权,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以及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类型的民事权利。[]人身权之中就包括了人格权,因此,在规定了人身权的时候,人格权就不应与人身权并列,因为它们是种属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不过,这是纳粹从学理上进行的分析。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说法又是可以说得通的,这就是,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同时又要特别强调要保护人民的人格权。这是因为,在人身权和财产权所包含的各项权利中,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更是自然人的基本民事权利,是自然人的最重要的民事权利。在所有的民事权利中,即在《民法总则》所列举的人格权、身份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中,人格权都是排在最重要位置的权利,是法律最应当重点保护的民事权利。《民法总则》第五章“民事权利”开宗明义,就在第109—111条规定了人格权。如果按照这种民法逻辑和理论基础来理解,这样的规定就是正确的,即特别强调对人民人格权的保护,并且凸显了对人民人格权保护的重要性。按照后一种理解,这样的规定就为编纂民法典、完善人格权立法指明了发展方向。

(二)关于“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论述在十九大报告中的位置

在十九大报告中, 这一段论述是写在第八个题目,即“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个主题之中阐释的,是其中的第六个问题,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如果按照第六个问题的题目来理解,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就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局面的组成部分。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这段论述,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立意好像还不够高,因为它只是将其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内容或者目的来论述的。但是,如果将其与这一部分的主题“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做整体分析,就可以发现,报告指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价值就非常重要,因为十九大报告在这个主题是论述中,开篇就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按照这样的要求来理解“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论述,就具有了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就是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就是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重要价值。从这个立足点上来理解这一论述,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就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是否有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是否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试金石。如果再从“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角度来理解,“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就是保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样的意义上讲,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就是我国法律制度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

在我国,一份政治文件,对一个具体事项的论述究竟放在哪个部分之中,要看具体事项的具体内容,而不是只看将其规定在哪个问题之中。结合其他中央文件的做法,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结论是成立的。例如,《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在论述“编纂民法典”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时,是写在了“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投资管理、土地管理、能源和矿产资源、农业、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法律法规,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平等使用”之中,而不是写在对人民权利保护等更为突出的部分。但是,“编纂民法典”这句话是写在“决定”的“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的标题之下,该题开篇对“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的论述,就非常明确地揭示了编纂民法典的重要价值和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正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指出的那样,编纂民法典是体现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客观需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正大举措,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在今天,编纂民法典已经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重大立法任务,显然不能得出关于“编纂民法典”规定在“决定”中的具体位置是解决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的部分,就降低了这项重大立法任务的重要意义、就没有看到民法典是保护人民权利法典,这样的结论。

应当看到的是,十九大报告论述“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就是将其确立为全党的任务、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任务,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的任务,也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任务。特别是对于“人格权”这个概念,在中央文件中应当是第一次提出。因此,十九大报告规定“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特别是重点突出保护人民人格权,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个重要价值的体现,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在编纂民法典中怎样解决好对人格权及其保护的立法上。如果民法典对人格权规定的好,就是贯彻十九大精神的体现,如果民法典对人格权规定得不好,就没有贯彻好十九大精神。在这个问题上,这是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

二、十九大报告规定保护人民人格权对编纂民法典的重要意义

在民法领域中,贯彻十九大精神,最重要的莫过于尽快编纂好民法典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在民法典的分则中,解决究竟要不要规定人格权编,怎样编好人格权编的重大的问题。

(一)人格权在民事权利中的重要地位

人格权是民法赋予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与民事主体的人格密切相连,是关系到民事主体独立人格的民事权利。人格权作为民事主体的基本人身权利,历来受到民法的重视。即使古代民法也是如此。罗马法赋予自由人以独立的人格,只有享有完整人格的人,才是罗马法上的自权人,才能够享有所有的民事权利。不过。古代民法更侧重于强调人格的重要性,对于人格权特别是精神性人格权的认识和保护,并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建立的近代民法对此有所改变,但是,一方面过于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宣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特别强调契约自由,在另一方面对人格权的重要性也有所强调,却对人格的尊重和人格权的保护上有所忽视,认为人格平等乃是交易和占有财产要求的产物,甚至主张人格权在本质上就是物权。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终于认识到人格权之于人的重要价值,进而重新认识人格权,发现人格尊严、人格独立和人格自由对于人的重大意义,以及各种人格权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是须臾不可离开的人格法律保障。如果人离开了这些人格权,就丧失了作人的资格和人的基本价值,不仅没有资格进入社会成为社会成员,而且也无法享有其他民事权利。

近现代以来,民法重视人格权,强调保护人格权,有两个鲜明的分水岭,形成了在人格权发展历史中的两个重大转折。

第一个重大转折,是以“二战”结束为标志,人格权发展的世界性立法转折。在“二战”之前,世界各国民法典对人格权的保护都比较忽视,民法典都没有专门规定人格权的完备内容,特别是没有单独规定人格权的分编。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没有规定人格权,1900年《德国民法典》仅仅规定了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第923条)以及姓名权(第12条)和贞操权(第825条)。1907年《瑞士民法典》在规定人格权方面算是最好的,甚至单设一节“人格法”,明确规定了姓名权,以及人格权的法律保护方法,但是也没有对具体人格权作出更多的规定;《瑞士债务法》在规定侵权责任中,也只是规定了对生命、健康和身体以及名誉的保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意法西斯残酷践踏人权,践踏人格尊严,造成了历史的悲剧。因此,在“二战”结束之后,在世界性的人格遭受野蛮践踏的历史教训面前,各国立法开始极为重视对人格权的保护,开启了人格权保护的新时代。就是人类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对于自己经历的历史痛定思痛的经验总结。

第二个重大转折,是以“文革”结束为标志,我国民法发展历史上的立法转折。1949年以来,我国的民事立法除了制定了《婚姻法》之外,一直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并没有把民事立法,特别是关于人格权的立法,作为国家治理、保护人民权利的立法任务,忽视对人格权的保护。十年动乱造成了严重践踏人格的历史惨剧。十年动乱之后,立法者认识到保护人格权的重要价值和极端必要性,因此在1986年制定《民法通则》时,专门规定“民事权利”一章,并且单独规定了第四节“人身权”,共用6个条文,第一次承认了我国的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以及婚姻自主权,并且在第120条规定了可以用损害赔偿的方式保护这些人格权,形成了我国当代保护人格权的最基本的立法格局。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总结人格权司法保护的经验,陆续颁布了诸多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了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特别是在2002年和2004年,分别颁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不仅解决了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民法保护方法,而且对于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以及其他人格利益的保护规定了详细规则,并且确立了对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以及遗体和遗骨的法律保护方法,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对人格权保护体系。

人格权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这两次重大转折,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世界范围内,“二战”以后世界各国民法对于人格权保护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我国,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民法对于人格权保护的异乎寻常的发展,都足以证明,人格权法在民法的各个领域中,具有最为活跃的发展前途,具有最为重要的法律价值,具有最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当代民法的各个领域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二)编纂民法典是否单列人格权编之于人格权保护的重要价值

30多年来,我国关于人格权的立法不断发展,人格权的司法不断进步,人格权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立法、司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使我国当代的人格权保护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成为我国人权法治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我国百年一遇的编纂民法典这一发展民法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如何对待人格权立法,就成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重大问题。我国的人格权立法,或者继续向前发展,把我国民法典对人格权的立法继续推向世界前列,甚至能够引领世界人格权发展的潮流;或者止步不前,拘泥于现状,甚至落后于世界人格权保护的潮流,处于重要的抉择关头。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在编纂民法典中,对于人格权法立法是否要在民法典中单独列编,就成为立法的重大争论焦点。

坚持我国人格权立法不断进步的学者主张,在民法典的分则中,必须单独列出一编,单独规定人格权编,使民法典关于人格权的立法,不仅仅成为民事权利的宣言,更重要的是规定人格权享有和行使的具体规则,使人民真正能够体验到人格权对于保护自己人格尊严、人格独立、人格平等的重要价值,实现“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的目标。

反对我国人格权立法在民法典中单独列编的学者认为,除了民法学术上的理由之外,更重要的是,民法典将人格权单独列编就会发生政治风险。其理由:一是,主张民法典单独规定人格权编,就是要把人权保护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主张,隐含了我国当下人权保护的状况很糟糕的评价,因而面临否定我国人权保护的政治风险;二是,2002年乌克兰制定民法典将人格权单独成编引发了颜色革命,因而在我国民法典中也把人格权单独列编,就存在引发颜色革命的政治风险;三是,2016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专题讨论民法典编纂和《民法总则》草案,民法典设哪些编,民法典的结构,在这个会议上是常委会作的决定,决定民法典编纂实行两步走,实际上就是否决了人格权单设编的建议,党员当然要服从党中央的决定,即使在立法机关的说明当中,在列举物权、合同、侵权、婚姻家庭、继承之后有一个“等”字,也绝对不是意味着可以包括人格权编,中国民法典不会设人格权编。作为党员服从中央的决定,作为学者尊重立法机关的决定,不能再提出反对的意见。

对于上述从政治角度反对人格权法在民法典中单独列编的意见,笔者历来持否定态度。其中前两个意见,是2015年9月14日至16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召开的民法总则专家座谈会上,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在讨论中当面发生的激烈争论。后一个意见,是出自法律出版社的访谈稿。

对于上述反对人格权法在民法典中单独列编的意见,我提出的观点是:

首先,党中央常委会确实专题讨论了民法典的编纂问题,但是并没有对民法典是否规定人格权编作出决定。李建国指出:“2016年6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民法典编纂工作和民法总则草案几个主要问题的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为编纂民法典和制定民法总则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基本遵循。民法典将由总则编和各分编组成,目前考虑分为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这里的“等”字,并非就是单指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编,人格权编同时也仍然在考虑中,并且立法机关一直在做人格权编的立法准备工作。

其次,在编纂民法典中完善人格权立法,与我国《宪法》关于维护人权的规定相辅相成,主张民法典规定人格权编是要把我国人权保障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对此进行非议,管窥蠡测地认为“提出民法典要把人权保护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口号,隐含我国当下人权保护的状况很糟糕的意思”,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恶意推导,这并非是提出这个主张的学者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样的恶意推导是不正确的,是不负责任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十九大报告要求:“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因此,在编纂民法典中通过单列人格权编来完善人格权立法,正是落实《宪法》规定和十九大报告规定的“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任务的需要,是“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的重要举措。

最后,提出乌克兰民法典由于规定了人格权编而引发了“颜色革命”论断的根据,是乌克兰民法典在人格权编规定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后,继而出现了“颜色革命”。问题是,一方面,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并不是我国民法典规定的人格权,而是《宪法》第35条确立的公民政治权利,我国民法典的人格权编根本就不会对这两个政治权利作出规定;另一方面,如果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引发“颜色革命”的原因,那么把这两个权利写在《宪法》和写在民法典之中,难道效果会不一样吗?为什么将其写在《宪法》中就不会引发“颜色革命”,写在民法典中就会引起“颜色革命”呢?这样的理由是不合逻辑的。

(三)十九大报告明确论述保护人民人格权的深刻寓意

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特别是保护人格权,具有深刻的寓意。

首先,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保护人民人格权,绝不是闲笔,更不是误笔。报告在已经明确提到了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之后,又特别提出保护人民人格权,是强调了人格权在人身权、财产权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人格权是人的最重要的民事权利,是要特别加以保护的民事权利。如果认为报告已经明确说了保护人身权再规定保护人格权,就形成民法逻辑上的错误,这种理解太局限了报告的政治立场和格局。

其次,强调保护人民的人格权,更突出了人格权在民事权利中的地位。在所有的民事权利中,人格权是关于民事主体自己自身人格利益的权利,是就自己的人格有机构成要素所享有的权利。这样的民事权利地位,高于其他所有的民事权利,不仅高于所有的财产权,而且也高于人身权当中的身份权,因为身份权是维护相对应的亲属之间的身份地位和权利义务的民事权利,而人格权是就自己人格利益诸要素构成的关涉人格尊严的民事权利。中央文件特别规定人格权的概念,应当是前所未有的重大举措,这进一步强调了人格权的法律地位,以及特别保护的重要价值。

最后,十九大报告强调保护人民的人格权,最重要的措施仍然是完善人格权立法。当然,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要求,保护人格权是社会治理的内容,各行各业都负有重大的责任,但是最重要的保护责任,一是立法,二是司法。在当前,保护人格权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完善人格权立法,特别是在编纂民法典中,把人格权的法律规则作出完善的规定。这就是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民法领域尤其显得重要。

按照十九大精神的要求,在编纂民法典中,是否要单独制定人格权编,上述两种对立的意见究竟孰是孰非,是显而易见的。

三、把民法典单独规定人格权编纳入贯彻十九大精神的轨道

从我国20世纪初开始西法东渐,变律为法,采纳欧陆民法典立法体例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这一百多年中,出现了《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以及《民国民法》,在当时的世界民事立法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自1949年以来,我国民法立法的发展,经历了无法典化、类法典化的60多年历史,终于迎来了民法法典化的新时代。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百年一遇的振兴民法的良机。我特别赞成这一说法。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民法始终处于一种膜拜者的学生身份,几乎都是仰视于欧陆民法的旗帜之下,唯欧陆民法是瞻。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三十年的不断努力,中国当代民法并非只是仿照欧洲民法,而是按照中国实际情况,不仅遵循欧陆民法的立法体例和理论的一般要求在发展,更重要的是广泛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民法。其具体表现,一是三十年的中国民法类法典化的发展和积累,是极为丰富的;二是三十年中国的民法司法的发展和积累,更是丰富多彩,最起码是与当代的民法司法发展并肩而行,甚至有所突破;三是三十年来,中国民法理论的发展和积累具有更大的突破性,其原因是由于没有民法典的框架束缚,有利于民法理论天马行空般的发展,并非处于世界民法理论研究中的落后地位,而是具有相当的优势。

在这样的形势下,编纂我国民法典就具有良好的后发优势。按照十九大报告关于“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重要论述的要求,在编纂民法典已经完成了制定《民法总则》的第一步任务之后,正在进行编纂民法典的第二步计划,即编纂民法分则各编的工作中,除了要规定好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以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编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把单独制定人格权编纳入贯彻十九大精神的轨道,使我国的民法典能够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优秀民法典。

贯彻十九大精神,在编纂民法典中通过人格权法单独列编的方法,完善我国的人格权法立法,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21世纪的民法典是突出人格权立法的民法典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对于21世纪的民法典是突出人格权立法的民法典这个观点,都是有共识的。日本的北川善太郎教授、我国台湾东吴大学的潘维大教授等,都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这是因为:

一方面,作为民法分则的组成部分,无论是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家庭法抑或继承法,都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发展,即使是从近代民法的法典化开始,也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历史,形成了基本完善的规则。只有人格权法才是从“二战”结束以后迅猛发展起来的民法组成部分,至今也不足百年历史,各国民法典尚未对此做出补充立法。

另一方面,是在当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仅仅重视技术模仿,而忽视制度建设,后发优势就可能转化为后发劣势。因此,我们不能仅注重技术的运用,而忽视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以互联网技术为例,我们已经深刻感受到了互联网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但对其负面效果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高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现代民法制度所遇到的最严峻挑战是互联网环境下的人格权保护问题,所以,21世纪民法需要与时俱进,把人格权保护提上重要日程。”同样,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发明,同时也具有巨大的社会风险,智能革命对当下的法律规则和法律秩序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民事主体法、著作权法、侵权责任法、人格权法、交通法、劳动法等诸方面,与现有法律制度形成冲突、凸显法律制度产品供给的缺陷。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对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人格权保护都提出了挑战,民法对此必须积极应对,跟随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

因此,21世纪的民法,就人格权立法和保护而言,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而也都具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灿烂的发展前景。在当代,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格权法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就无法使人民能够实现当家作主,成为社会主人的目标。我国编纂民法典为人格权法的立法完善提供了天赐良机,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来完善我国的人格权立法,将严重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

(二)完善人格权立法解决的是为什么人的根本性问题

民为国本。完善人格权立法,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护人格尊严,保障人的地位所必须,也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党和政府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人民作为民事主体,享有各种不同的民事权利,其中最为重要的民事权利就是人格权,它解决的是人的根本地位、人的基本尊严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维护人格尊严是法律制度的重要目标。在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之后,对尊严的追求就更加强烈。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此背景下,我们不仅仅要使人民群众生活得富足,也要使每个人活得有尊严。党和政府执政为民,就是要把人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使人具有自己当家作主的地位,享有人的基本人格尊严,享有做人的最基本的民事权利,而这些都必须通过人格权立法予以实现。

从《民法通则》规定了不完善的人格权,至今已经30多年,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越来越被社会所肯定。编纂民法典对人格权立法的完善,在民法典中人格权独立成编,更好地维护人格尊严、全面保护人格权,使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具有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之后,不难想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人民对地位、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保护,无疑将会出现更加完满的局面。

(三)完善人格权立法是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在国家治理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并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个必要措施,而其根本目的,就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社会的主人,过上美好生活,使人民的利益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享有更多更公平的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加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立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必要措施,也是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手段,但其根本目的仍然是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保障人格尊严、人格独立和人格自由。法律不仅要在财产权利上,而且更要在人身权特别是人格权上完善立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中,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十九大的这一精神要求下,编纂民法典通过制定人格权编来完善人格权立法,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四)完善人格权立法对于强化我国法治大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这样的法律制度,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成为法治大国的象征。

编纂民法典与国家的主权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与国家的法治大国形象也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而在民法典中完善人格权法的立法,就具有这样的象征意义和重要价值。在世界格局中,一个大国,不仅应当是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外交大国、军事大国,等等,更应当是一个法治大国,是一个民法大国。《拿破仑民法典》统领了法国的200年,《德国民法典》至今已经有了120年的历史,它们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民法精神,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大国形象,并且至今不衰。在今天,我国编纂民法典,不仅在民法的其他领域要有新的建树,而且能够制定出一编代表当今世界水平的人格权编,将我国三十年来的人格权立法和司法实践所得之经验,吸收在民法典之中,形成我国特色的人格权法体系,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就会形成我国作为法治大国的整体形象,为《宪法》规定的人权法治保障奠定最坚实的基础,成为宣传我国法治建设、权利保障的形象化教材。

(五)制定相对独立的人格权编是维护民法典逻辑和体系完整性的必要举措

诚然,《民法总则》在第109条至第111条已经对人格权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其中规定了人格尊严作为一般人格权,规定了人身自由权、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和个人信息权。但是规定这些人格权,还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民法总则》这些对人格权的规定还只是规定了一个个具体人格权的名称,并没有展开对人格权内容和具体行使规则的规范。例如对于身体权,在当代的医学技术下,在自然人维护和支配自己身体组成部分中,捐献自己的器官和组织救助他人等,具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重要价值。《民法总则》第110条鉴于身体权这样的重要性,仅仅是把它的位置置于健康权之前,但是并没有规定身体权的具体内容和行使规则。依靠《民法总则》对人格权这样的一般性规定,显然不能适应保护人民人格权的历史性要求。

第二,即使在数量上进行简单的比较,也会发现《民法总则》对人格权规定的条文,也远远少于《民法通则》规定人格权的条文。《民法总则》规定人格权的条文只有三条,而《民法通则》对人格权不仅规定了一节,而且有六个条文,是《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两倍。三十年来,时代发展了,人格权的地位更加重要了,规定人格权的法律条文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相对减少,显然与保护人民人格权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第三,如果民法分则没有规定人格权编,将使我国民法典的体系和逻辑上出现欠缺。《民法总则》第五章对民事权利,规定了人格权、身份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以及股权。针对这些民事权利,相应地,在分则中计划规定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即使关于股权,《公司法》也对其作了详细规定。相对比而言,唯独是对排列在最前、立法最为重视的人格权,却在民法分则中没有相对应的分编即人格权编,而且也不会再单独制定《人格权法》。因此,从立法逻辑和体例完整的要求上看,民法分则没有规定人格权编,就会使我国民法典的立法逻辑和体例出现不完整、不严密的后果。因此,从立法技术上分析,民法分则也必须规定人格权编,使民法典的结构完整,逻辑完善,形成我国民法典的完美与完善的内在和外在相统一的美感。

三、把民法典单独规定人格权编纳入贯彻十九大精神的轨道

从我国20世纪初开始西法东渐,变律为法,采纳欧陆民法典立法体例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这一百多年中,出现了《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以及《民国民法》,在当时的世界民事立法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自1949年以来,我国民法立法的发展,经历了无法典化、类法典化的60多年历史,终于迎来了民法法典化的新时代。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百年一遇的振兴民法的良机。我特别赞成这一说法。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民法始终处于一种膜拜者的学生身份,几乎都是仰视于欧陆民法的旗帜之下,唯欧陆民法是瞻。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三十年的不断努力,中国当代民法并非只是仿照欧洲民法,而是按照中国实际情况,不仅遵循欧陆民法的立法体例和理论的一般要求在发展,更重要的是广泛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民法。其具体表现,一是三十年的中国民法类法典化的发展和积累,是极为丰富的;二是三十年中国的民法司法的发展和积累,更是丰富多彩,最起码是与当代的民法司法发展并肩而行,甚至有所突破;三是三十年来,中国民法理论的发展和积累具有更大的突破性,其原因是由于没有民法典的框架束缚,有利于民法理论天马行空般的发展,并非处于世界民法理论研究中的落后地位,而是具有相当的优势。

在这样的形势下,编纂我国民法典就具有良好的后发优势。按照十九大报告关于“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重要论述的要求,在编纂民法典已经完成了制定《民法总则》的第一步任务之后,正在进行编纂民法典的第二步计划,即编纂民法分则各编的工作中,除了要规定好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以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编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把单独制定人格权编纳入贯彻十九大精神的轨道,使我国的民法典能够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优秀民法典。

贯彻十九大精神,在编纂民法典中通过人格权法单独列编的方法,完善我国的人格权法立法,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21世纪的民法典是突出人格权立法的民法典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对于21世纪的民法典是突出人格权立法的民法典这个观点,都是有共识的。日本的北川善太郎教授、我国台湾东吴大学的潘维大教授等,都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这是因为:

一方面,作为民法分则的组成部分,无论是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家庭法抑或继承法,都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发展,即使是从近代民法的法典化开始,也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历史,形成了基本完善的规则。只有人格权法才是从“二战”结束以后迅猛发展起来的民法组成部分,至今也不足百年历史,各国民法典尚未对此做出补充立法。

另一方面,是在当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仅仅重视技术模仿,而忽视制度建设,后发优势就可能转化为后发劣势。因此,我们不能仅注重技术的运用,而忽视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以互联网技术为例,我们已经深刻感受到了互联网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但对其负面效果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高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现代民法制度所遇到的最严峻挑战是互联网环境下的人格权保护问题,所以,21世纪民法需要与时俱进,把人格权保护提上重要日程。”同样,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发明,同时也具有巨大的社会风险,智能革命对当下的法律规则和法律秩序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民事主体法、著作权法、侵权责任法、人格权法、交通法、劳动法等诸方面,与现有法律制度形成冲突、凸显法律制度产品供给的缺陷。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对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人格权保护都提出了挑战,民法对此必须积极应对,跟随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

因此,21世纪的民法,就人格权立法和保护而言,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而也都具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灿烂的发展前景。在当代,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格权法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就无法使人民能够实现当家作主,成为社会主人的目标。我国编纂民法典为人格权法的立法完善提供了天赐良机,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来完善我国的人格权立法,将严重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

(二)完善人格权立法解决的是为什么人的根本性问题

民为国本。完善人格权立法,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护人格尊严,保障人的地位所必须,也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党和政府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人民作为民事主体,享有各种不同的民事权利,其中最为重要的民事权利就是人格权,它解决的是人的根本地位、人的基本尊严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维护人格尊严是法律制度的重要目标。在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之后,对尊严的追求就更加强烈。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此背景下,我们不仅仅要使人民群众生活得富足,也要使每个人活得有尊严。党和政府执政为民,就是要把人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使人具有自己当家作主的地位,享有人的基本人格尊严,享有做人的最基本的民事权利,而这些都必须通过人格权立法予以实现。

从《民法通则》规定了不完善的人格权,至今已经30多年,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越来越被社会所肯定。编纂民法典对人格权立法的完善,在民法典中人格权独立成编,更好地维护人格尊严、全面保护人格权,使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具有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之后,不难想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人民对地位、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保护,无疑将会出现更加完满的局面。

(三)完善人格权立法是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在国家治理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并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个必要措施,而其根本目的,就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社会的主人,过上美好生活,使人民的利益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享有更多更公平的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加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立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必要措施,也是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手段,但其根本目的仍然是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保障人格尊严、人格独立和人格自由。法律不仅要在财产权利上,而且更要在人身权特别是人格权上完善立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中,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十九大的这一精神要求下,编纂民法典通过制定人格权编来完善人格权立法,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四)完善人格权立法对于强化我国法治大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这样的法律制度,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成为法治大国的象征。

编纂民法典与国家的主权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与国家的法治大国形象也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而在民法典中完善人格权法的立法,就具有这样的象征意义和重要价值。在世界格局中,一个大国,不仅应当是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外交大国、军事大国,等等,更应当是一个法治大国,是一个民法大国。《拿破仑民法典》统领了法国的200年,《德国民法典》至今已经有了120年的历史,它们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民法精神,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大国形象,并且至今不衰。在今天,我国编纂民法典,不仅在民法的其他领域要有新的建树,而且能够制定出一编代表当今世界水平的人格权编,将我国三十年来的人格权立法和司法实践所得之经验,吸收在民法典之中,形成我国特色的人格权法体系,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就会形成我国作为法治大国的整体形象,为《宪法》规定的人权法治保障奠定最坚实的基础,成为宣传我国法治建设、权利保障的形象化教材。

(五)制定相对独立的人格权编是维护民法典逻辑和体系完整性的必要举措

诚然,《民法总则》在第109条至第111条已经对人格权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其中规定了人格尊严作为一般人格权,规定了人身自由权、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和个人信息权。但是规定这些人格权,还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民法总则》这些对人格权的规定还只是规定了一个个具体人格权的名称,并没有展开对人格权内容和具体行使规则的规范。例如对于身体权,在当代的医学技术下,在自然人维护和支配自己身体组成部分中,捐献自己的器官和组织救助他人等,具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重要价值。《民法总则》第110条鉴于身体权这样的重要性,仅仅是把它的位置置于健康权之前,但是并没有规定身体权的具体内容和行使规则。依靠《民法总则》对人格权这样的一般性规定,显然不能适应保护人民人格权的历史性要求。

第二,即使在数量上进行简单的比较,也会发现《民法总则》对人格权规定的条文,也远远少于《民法通则》规定人格权的条文。《民法总则》规定人格权的条文只有三条,而《民法通则》对人格权不仅规定了一节,而且有六个条文,是《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两倍。三十年来,时代发展了,人格权的地位更加重要了,规定人格权的法律条文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相对减少,显然与保护人民人格权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第三,如果民法分则没有规定人格权编,将使我国民法典的体系和逻辑上出现欠缺。《民法总则》第五章对民事权利,规定了人格权、身份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以及股权。针对这些民事权利,相应地,在分则中计划规定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即使关于股权,《公司法》也对其作了详细规定。相对比而言,唯独是对排列在最前、立法最为重视的人格权,却在民法分则中没有相对应的分编即人格权编,而且也不会再单独制定《人格权法》。因此,从立法逻辑和体例完整的要求上看,民法分则没有规定人格权编,就会使我国民法典的立法逻辑和体例出现不完整、不严密的后果。因此,从立法技术上分析,民法分则也必须规定人格权编,使民法典的结构完整,逻辑完善,形成我国民法典的完美与完善的内在和外在相统一的美感。

四、结论

十九大报告关于“保护人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论述,为编纂民法典制定人格权编指明了政治方向,并且告诉我们,党中央并没有决定编纂民法典人格权法不能单独成编,而是要在编纂民法典中进一步完善人格权立法,保护人的人格尊严,保护人民的人格权,保护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在编纂民法典的第二步任务中,应当贯彻十九大报告精神,完善人格权立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添砖加瓦,建设好中国法治大国的宏伟大厦。



本文原载《盛京法律评论》2017年第2辑(总第4卷)(2017年12月)

附录:本文作者发表的有关人格权法的论著

(一)论文

1.《论人格损害赔偿》,《河北法学》1987年第6期

2.《论小说侵害名誉权责任》,《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2年创刊号

3.《论公民身体权及其民法保护》,《法律科学》1994年第6期

4.《论贞操权及其侵害的民法救济》,《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增刊)

5.《自由权之侵害及其民法救济》,《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6.《侵害肖像权及其民事责任》,《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

7.《论一般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河北法学》1995年第2期

8.《论国外人格权的发展历史》,《河北法学》1995年第4期

9.《论名称权及其民法保护》,《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10.《社会经济发展及其人身权民法保护》,《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11.《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法学研究》1995年第2期

12.《论人格权请求权》,《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

13.《论人格利益准共有》,《法学杂志》2004年第6期

14.《制定民法典人格权法编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15.《论声音权的独立及其民法保护》,《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16.《论尸体的法律属性及其处置规则》,《法学家》2005年第4期

17.《论安乐死合法化的民法基础》,《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5年第4期

18.《论形象权的独立地位及其基本内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9.《论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及其民法保护》,《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20.《论支配尸体的权利冲突及处理规则》,《判解研究》2009年第4集

21.《论作为抽象人格权的一般人格权》,《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22.《论作为抽象人格权的自我决定权》,《学海》2010年第5期

23.《抽象人格权与人格权体系之构建》,《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

24.《依法保护企业法人名誉权的典型判决》,《企业与法》2015年第4期

25.《企业法人名誉权侵权责任的界限判定》,《人民司法》2015年第16期

26.《为同性恋者治疗的人格尊严侵权责任》,《江汉论坛》2015年第1期

27.《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格权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财经法学》2016年第4期

28.《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及法律适用》,《法律适用》2015年第2期

29.《被遗忘权的权利归属与保护标准》,《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7年第16期

30.《个人信息:法益抑或民事权利》,《法学论坛》2018年第1期

(二)专著、教材

1.《人身权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初版

2.《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3.《人格权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5.《人格权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6.《杨立新民法讲义•人格权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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