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忠梅:中国民法典的“绿色”需求及功能实现
2019年1月9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民法总则》的第9条既确立了“绿色原则”,也为民法典分编编纂奠定了“绿色基调”。但对于民法的环境保护功能定位等基础性问题,民法内部尤其是民法与环境法之间,共识尚未达成。寻求公法机制与私法机制的平衡与互动,成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清华大学法学院吕忠梅教授在《中国民法典的“绿色”需求及功能实现》一文中,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深刻反思,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试图为民法典提供符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发展的方案。
一、外国民法典对生态环境保护需求的回应

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虽然可归结于市场失灵、政策失误、科学不确定性以及贸易影响等多种因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还是民法制度安排上缺乏对环境与自然资源价值的全面认识及其权属界定不清。

(一)生态环境资源不是民法意义上的“物”

现在各国民法大多采取物权客体特定性原则或称物权特定主义。但是,在生态系统中,生态环境资源同时包括在不远的将来可为人类服务的物质,人类可以利用但不可能控制的生命支持物质,更包括生态系统的各种服务功能。生态环境资源不特定、不独立,不能成为近代民法上的“物”,甚至不能成为“主客二分”意义上的“客体”。民法物权制度无法从公共利益保护、代际公平等角度解决生态环境资源的归属、利用问题,这是导致公地的悲剧产生的制度原因之一。

(二)生态环境资源的非经济价值及其利益不受民法保护

近代民法强调客体对主体在经济上的有用性,并以此建立了所有权制度、用益物权制度和担保物权制度。由于其不关注生态环境资源的非经济价值,没有考虑“物”的经济价值与非经济价值的冲突,也就不可能有解决此类价值冲突的制度安排。当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爆发的剧烈利益冲突出现时,近代民法难免捉襟见肘。

(三)所有权制度庇护污染环境的破坏行为

在绝对性的所有权制度中,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被视为行使所有权的合法行为,不构成对他人和公共利益的侵害,由此,近代民法成为污染和破坏环境的避风港。而且由于近代民法没有考虑生态环境资源的整体性,未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纳入考量,对部分生态环境资源作出的规定与环境保护的旨趣相左。

二、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需求

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制度原因及路径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建立适应市场机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体系,在法律上没有清晰界定以土地为核心的自然资源的归属关系、利用关系、流转关系和管理关系,是导致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同时,我国的环境立法在几乎没有民事立法的情况下起步,也使得民法典回应环境问题的制度安排呈现独特需求。

(一)解决自然资源所有权和用益权虚置问题,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奠定基础

由于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民事中的“国家所有”语焉不详,未建立完整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自然资源实际上是政府行政权的标的,许可、划拨等行政性手段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取得、行使、终止的唯一方式。这种制度安排直接导致了自然资源配置的各种不合理现象。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并未真正受到国家所有权的制约,中央和地方对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及其利益呈共享之势。如何在我国宪法规定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制基础上,建立有利于“绿色发展”的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制度,厘清宪法所有制与民法所有权的关系,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提供法律依据,是民法典尤其是物权编必须高度重视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建立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交易制度,完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市场化机制

我国科学的自然资源使用约束和激励机制尚未形成,自然资源没有作为生产要素交由市场调节, 故自然资源及其产品的定价机制不完善,不能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此外,环境资源相关权利的交易规则缺乏,也直接影响着相关交易市场的形成和繁荣。民法典的合同编至少应该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以公共利益限制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建立对资源开发利用交易的“绿色”判断标准;二是运用民法制度的内在激励机制,遵循市场规律,建立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生态环境资源产品交易制度。

(三)处理民法典与民事特别法的关系,建立公共利益保护的私法操作机制

在我国的立法体系中,环境和资源立法分别属于行政法和经济法子系统,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分别立法。这种立法模式带来的一个明显问题是,各种环境和资源立法中的民事法律规范缺乏协同性,一些制度明显与《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矛盾、冲突,导致适用困难。另一个问题是,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立法分离,导致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定冲突,影响公共利益保护。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至少应处理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要求,对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适用作出恰当安排。根据处理普通法与特殊法的一般规律,妥善处理民法典与现行环境和资源立法中民事法律规范的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民法体系。二是履行私法的社会责任,在侵权责任编中吸收和纳入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公法原则和法律技术,建立“公法性质,私法操作”的公共利益保护请求权机制。

三、民法典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及其实现

(一)通过民法制度体系间接保护生态环境

以自然资源权属为核心的民法制度体系在客观上具有预防或者救济公共利益的效果。作为民法制度体系化成果的民法典,应该承担起这个功能。在中国民法典编纂“先点睛,后画龙”的现实情况下,基本原则是实现民法典环境保护功能的精巧机制。

(二)充分发挥“绿色原则”的协调与平衡功能

《民法总则》规定的“绿色原则”属于限制性原则,其体现了社会化的要求,力求实现民事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利益平衡。具体而言,应当在民法典中确立环境保护的价值观的同时,与民法固有价值进行制度化衔接,并建立司法判断的基本价值标准:第一,在民法典中确立绿色发展理念,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第二,在民法典中确立生态安全价值,协调交易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关系;第三,在民法中确立生态伦理观,协调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关系。

“绿色原则”的本质是在民法典中为个人经济利益与生态公共利益的协调建立沟通机制, 一方面通过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为民事法律行为设定环境保护义务;另一方面,也要将可以体现为个人权利的相关内容纳入民法典,保护个人环境权益。此外,还要与环境保护相关制度相互衔接,为环境法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留下接口和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绿色原则”必须贯彻到民法典的具体制度中,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倡导或者宣示层面。



(责任编辑:康秉国,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中国民法典的“绿色”需求及功能实现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于吕忠梅:《中国民法典的“绿色”需求及功能实现》,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作者简介】吕忠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十三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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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康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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