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克平:伪造、盗窃代理权凭证实施法律行为的私法效果
2019年1月10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代理   表见代理   可归责性   民法典编纂
[ 导语 ]
       伪造、盗窃代理权凭证,进而冒名实施法律行为的情况屡见不鲜。立法机构对此类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犹豫不决,而最高院的相关裁判对此类案件也判定不一。对此,武汉大学法学院冉克平教授在《论伪造、盗窃代理权凭证实施法律行为的私法效果》一文中,从现行立法与学说出发进行分析,以期在理论上回应我国现有相关判决,为完善民法典总则略尽绵薄之力。
一、 伪造、盗窃代理权凭证的学说分歧及其根源

民法总则最终删除了此前草案中表见代理规范的除外条款,而王利明教授、孙宪忠教授、杨立新教授各自负责起草的学者建议稿均认为行为人伪造、盗用、拾得代理权外观证明实施代理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近年仍有年轻学者深入探讨该问题,提出三种思路:

第一,以风险归责作为判断表见代理的标准。比较本人与交易第三人谁更容易控制产生表见代理表象的风险。问题在于,风险归责原则的适用仅限于商事代理。商事领域的风险归责以及外观主义的运用是对商人的加重责任。在民事领域,仅在本人有过错时,才可由其承担法律上的不利,“过错原则”应属妥当。

第二,表见代理的可归责性以风险归责为原则,同时通过类比善意取得中的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区分行为人是否是基于本人意思而占有代理权外观证明,并对认定表见代理构成的要素进行动态化的建构。如果行为人基于本人意思而占有代理权外观证明,被代理人具有可归责性;行为人非基于本人意思而占有代理权外观证明或类似情形,被代理人一般不具有可归责性,但在商事交易等更注重安全和效率的情形中存在例外。但不足之处在于表见代理与动产善意取得仍存在不可忽略的差异:一是代理权凭证还可能基于保管等因素由无权代理人占有,此时是否具有可归责性难以判断;二是行为人私刻代理权凭证擅自实施代理行为的情形,动产善意取得并无与之相类比的案件;三是伪造、盗窃代理权凭证的行为通常发生在商事领域,将其作为风险归责表见代理的例外情形而适用,与现实状况不符。

第三,通过意思表示的规则予以判断。若本人出于保管目的或委托实施非私法法律行为之目的而将印章、授权委托书等交付他人,该他人擅自使用这些材料订立合同,或者行为人盗用或伪造印章、授权委托书实施无权代理,就本人而言这类似于表示意识的欠缺。此时,即使本人有过失,且相对人因该“代理权通知”而产生正当的信赖,本人也可免于承担履行责任。但这显然是以民事代理为视角,未考虑商事代理的特殊性。现代社会,企业经营组织作为商事主体以及大规模交易的典型性等特征,使信赖保护与交易安全保护原则以及高度私法自治、自我负责等商法原则应运而生;相比民事领域,行为人通常在企业具有一定职位,因企业内部职权形成的权利外观更容易令交易第三人信赖,而且第三人难以识别和防范。

二、 伪造、盗窃代理权凭证的企业职务代理分析

(一)企业职务代理的法律结构分析

商事代理制度的内容结构主要包括商业辅助人和代理商。前者系以代理人在商事主体内部特定职务、职位任职而进行的代理,又称为职务代理,属于企业内部的代理,并通过等级、科层制嵌于企业的内部;后者是以市场经营主体的形式通过契约服务于企业,属于企业组织外部的代理。前者注重行为,后者注重结果。比较而言,前者隶属于委托人,必须服从委托人的直接控制或监督,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行动负有法律责任,委托代理人有权控制职务代理人的行动以实现特定的目标。

由于职务代理的结构特征,其功能与民事意定代理迥然不同:前者以职位为基础,为满足商事交易迅捷的需要,代理人处于能够反复而持续地实施代理行为的状态;后者系针对个别事务的代理,代理人所实施的通常系单一、偶发性的行为,以扩张个人私法自治的空间。

(二)代表权与代理权结构的同一性

行为人伪造、盗窃代理权凭证实施法律行为,既可能是法定代表人,也可能是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工作人员。但是,鉴于企业职务代理与代表均源于委托人所授职权,两者的结构与功能相同,不同之处仅在于委托人设置职位的不同,且在价值判断与法律效果上并无实质性差异。在规范上,应将代表纳入企业职务代理规范的类型,从而形成一体化的企业职务代理概念。《民法总则》第60条第1款与第170条第1款在解释上可以合并,没有必要区分。就表见代表与表见代理而言,两者本质上均是权利外观责任的体现,在功能上均是为了调和本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维护交易安全。因此,《合同法》第49条和第50条并无本质区别,两个制度也可以合并。

(三)企业职务代理的组织风险归责

商事代理系企业经营组织逐渐发达的产物,而组织是一种对外封闭或限制局外者加入的社会关系。权利外观责任角度,交易第三人对于企业组织内部的权限分配、管理和限制常常不得而知,对代理人有无代理权,通常只能依据法律、登记事项和交易惯例予以确认。企业表见职务代理中本人之归责性,不在一定注意义务的违反,而在企业对其经营管理组织之风险承担。此外,相比交易第三人对代理人的审核成本,企业内部对代理人的控制成本通常更小,将交易风险分配给本人也是合理的。

三、 伪造代理权凭证实施法律行为的制度构造

(一)实证分析结果

对于行为人伪造、盗窃、拾得代理权凭证实施法律行为的私法效果,我国司法审判实务已发展出较为丰富的案型。从最高院近几年的相关判决和裁定可以看出,对于企业职务代理行为,我国法院采纳的实际是企业组织风险归责。这是因为商事交易的代理权外观属于企业经营者经营组织管理的范畴,企业对此视若无睹而未能阻止,本身即可推定企业在组织管理上有一定缺失。

(二)伪造、盗窃代理权凭证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具体要素

第一,形成企业职务代理权的外观。企业职务代理权外观的构建,以行为人所呈现的证明其具有相应职务代理权的因素为基础,具体包括:在企业的经营场所,例如公司的法定住所或营业机构所在地,公之于众的标识如董事长、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办公室以及业务人员的对外窗口、服装以及标牌等;企业职务代理人经过登记制度公示而形成的外观;行为人合法管领商事组织的重要权利凭证(如公章、财务章、合同专业章等),通常表明行为人被置于对外从事交易的重要职位;其他证明职务身份的凭证,企业委任法定代表人或经理职位的证明文件以及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等;重要的代理权凭证(即使是伪造公章)被多次使用,而企业并未否认代理权凭证的效力。

第二,交易第三人的合理信赖。依《民法总则》第172条,企业职务代理人的代理权权限虽然受到限制,但交易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有代理权的,应该由企业承担交易行为的法律效果。所谓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指一个理性的相对人对企业职务外观的信赖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这需要对企业职务的外观与交易相对人信赖合理性程度进行比较权衡。不同类型的代理权外观,表征力强度会有所不同。若行为人依据自身经验“凭空”私刻公章而实施法律行为,企业根本无法控制此种风险。此种情形,由于不存在其他职务外观,单一的外观表征并不足以构成商事职务表见代理。

四、 结论

在民商合一体例下,商事代理可以通过立法技术被融合至民法典。但商事代理并不因“形式意义上的民商合一”而掩盖其与民法体系之间的非兼容性。在编纂民法典的背景下,《民法总则》第172条应当规定但书条款:行为人伪造、盗窃、拾得他人的公章、合同书或者授权委托书等,假冒他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不构成表见代理。但是行为人具有所属企业从事对外交易的职务或职位,第三人对此产生合理信赖,而企业未尽经营与管理之责的,不在此限。



(责任编辑:熊超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论伪造、盗窃代理权凭证实施法律行为的私法效果》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冉克平:《论伪造、盗窃代理权凭证实施法律行为的私法效果》,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6期。
【作者简介】冉克平,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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