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双根:论股权让与的意思主义构成
2020年1月8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现行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规范,确立于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至今未作修改。就受让人何时取得股权这一股权转让制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公司法学界仍莫衷一是。现有股权转让研究的核心争议在于,股权转让的构成要素有哪些,以及各要素的效力如何。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双根副教授在《论股权让与的意思主义构成》一文中,以股权转让构成要素可能的效力指向为思考路径,在厘清股权性质、股权让与制度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实务经验,探讨股权转让合同、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之股东登记等要素在当事人之间,以及面向股权所在公司及股东时的效力问题,并采用意思主义规则构造股权让与要件。
一、实务操作层面的检视

(一)司法实务的共识与创见

司法实务中,法院对股权转让合同、股东名册记载、股东登记等三项要素的效力基本达成以下共识:第一,是否已办理股东名册记载与股东登记,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第二,股东登记并非股权的取得要件,仅产生对外公示的效力;第三,股东名册仅是对抗公司的要件。

法院在实务中,有时会提出新视角乃至“司法创见”,大概包括:第一,个别判决将股东名册记载与股东登记的完成,表述为转让股东、公司所负的“附随义务”。第二,不少判决将“支付股权对价”,作为判断股权转让效果的一项考量因素。但转让股权与支付对价是当事人的对待给付义务,并无前者取决于后者的效果系属关系。此种逻辑略有不妥。第三,若干判决认为,受让人取得股权应获得公司的“承认”。但公司并非股权转让的当事人,该观点在理论上仍有待澄清。第四,司法审判认为股东之债权人可以依据该股东登记对股权主张强制执行,并进一步赋予股东登记以公信力,使其成为股权善意取得的“权利外观”。这超出了法律解释的范畴,其正当性值得深思。

(二)股权转让交易的操作实务

考察交易操作实务有利于揭示交易双方为追求各自的交易目的,如何安排其核心的交易要素,以此反向推进理论的反思与构造,重新审视现行法的规则。首先,股权转让交易流程的复杂性远非通常的不动产交易可比,因而参考物权变动来论证股权转让构成的思路值得怀疑。其次,大量股权转让合同中存在受让方何时享受股权或取得股东身份,或者类似于“股权转让的先决条件”的条款,这一现象或可表明现行法上股权转让规则的不清晰。最后,还有不少涉及时间要素的合同条款见于通常的不动产交易,下文将分析这些条款与股权移转时点间的关联等问题。

二、两个理论前提的澄清

(一)对股权让与制度功能的认识

股权转让最直接的目的与效果,就是改变股权的归属关系。权利归属的首要功能即在于该权利被纳入责任财产范畴,其终极意义体现于对该主体之债权人的保护上。判断一项权利是否已进入受让人之责任财产范畴的标准在于,在转让人与受让人间该项权利转让的生效要件是否已充足;至于是否有进一步的对外对抗要件,则与此项判断无关。准此而言,股权转让规则的应然状态,其首务在于解决股权在转让当事人之间的生效要件,解决股权进入受让人之责任财产范畴的准确时点;应剔除股东名册、股东登记等外在形式要素的干扰,专注于转让双方的内部关系,聚焦于股权的法律属性。

(二)对概括性股权法律性质的考察

首先,概括性股权具有财产性属性,其价值取决于公司价值。在收购的股权比例足以实际控制目标公司时,收购人更关注目标公司资产的实际状况。而公司价值的变动不居,决定着股权价值处于随时变化中。因此,“股权转让交易基准日”旨在为确定股权交易价格提供时间点,“交割日”解决的是对公司资产的实际控制问题,“过渡期安排条款”源于实际交割时间的滞后,均与股权转让时点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因此,这些与资产相关的时间点要素,基本不具有构成要件的意义。

其次,概括性股权具有相对性特征,具体的股东权利只能在公司内部主张。故在此种权利结构中,股权相对方(公司与其他股东)只是权利内容所对应的义务方,其义务内容与利益并不因股权之转让而受到影响。因此,无需将公司与其他股东作为要素纳入股权转让构成之中。

最后,概括性股权不属于支配权,其在客观上和观念上皆无一个外在客体来供股东支配。公示并非支配权在逻辑构造上的天然要求,而是法政策的考量结果。股权以及股权转让是否需要公示,以及股权公示要件应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不能简单地由其所谓的支配性来推导。

三、股权让与在当事人间的要件构成——意思主义的证成

股权让与在当事人间的要件构成应采意思主义规则,即股权让与行为(即股权让与合意)一经生效,受让人即取得所受让的股权。股东名册中的记载、公司登记中的股东登记均非受让人取得股权的要件,既不是生效要件,也不是其他任何意义上的要件。理由在于:

首先,在法教义学分析方面,股权的变动要件应由股权的权利性质推演而来。股权是法律为解决股东法律地位问题所设计出的制度,是一个典型的法律技术化的权利概念。股权具有可让与性和相对性特征,非属支配权,但与主体间归属关系具有绝对性;且股权并无对应的可予以支配的外在客体,不具有外显性。因此,股权变动采取意思主义的规则应是最自然的构成。

其次,股权转让采意思主义模式,是最契合实证法的解释。根据现行公司法规则,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中的股东登记等程序的办理,在时间上均在股权转让之后。这表明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并未包括这些程序。对现行法条文体系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当事人股权转让协议一经生效,股权即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移转。

最后,股权转让采意思主义模式,符合股权交易实践的需求。实践中需要以股权让与作为交易杠杆、对股权变动附条件的交易方式,倘若在股权让与合意之外再以某种外在的、且为让与双方当事人所不能控制的要素作为其生效要件,则交易双方无法再进行此种交易设计。

至于转让人或受让人之债权人何时有权对该股权主张强制执行,股权让与意思主义规则的回答是:转让主体各自之债权人有权对该股权主张强制执行的时间界分,应以受让人取得股权的时点为准。此外,强制执行程序并非市场中的交易,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四、股权受让人如何向公司(及其他股东)主张所受让的股权

(一)概念辨析:股权让与具有“对抗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效力?

《公司法》第32条第3款第2句中所称“对抗”,是指股权受让人在取得股权后,依据所取得的股权向公司的主张,其核心目的在于行使其股权内容,与股权让与本身的构成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这种主张并非《物权法》第24条中“对抗”效力的结构,非以消极义务主体的范围限定为其效力指向,亦即并非该股权之归属关系上的“对抗效力”问题

(二)股权让与须得到公司的认可?

主张股权让与须得到公司认可的观点存在下述问题:其一,不符合股权相对性权利的属性。公司及其他股东虽为权利相对方,但其义务面向并未进入股权让与的构成。其二,与现行法存在明显冲突。现行法已经由其他股东同意权制度保障了公司的整体利益,无需设置重复规则。

(三)应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作为受让人向公司主张股权的要件

根据现行《公司法》,股东向公司主张股权的依据为股东名册的记载。因此,纵使受让人在对转让人的关系中已取得股权,其欲对公司及其他股东主张行使所取得股权,就必须先变更股东名册。变更义务人应为公司,在具体负责机构不明的情况下应由公司管理层负责。有权要求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的主体,只能为转让人或受让人。此外,现实中股东名册的缺失,只能导致使受让人无法据此向公司主张股权,而与是否取得股权无涉,故不会动摇意思主义立场。



(本文文字编辑胡丹阳。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论股权让与的意思主义构成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张双根:《论股权让与的意思主义构成》,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6期。
【作者简介】张双根,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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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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