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法典编纂，随着总则讨论的深入，人格权是写入总则，还是单独成编，已经成为现在争论的焦点。　　

社科院研究员梁慧星不久前在四川大学的演讲中提到，现在的讨论把人权法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对这点做出了批评，我完全同意。其实，人权提高不是通过民法典，主要还是要通过宪法限制权力，以及刑法、刑事诉讼法等。　

但是，梁慧星在这个问题上又有发挥，把人权保障与中国的人权问题联系起来，说很多人无视中国人权问题的进步，并指出不能认为现在保护水平很低、保护状况很糟糕。这就有点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混淆，就会超出学术讨论的范围。

梁慧星在演讲第四部分谈到了乌克兰的人权法立法，不赞成中国民法典模仿乌克兰民法典。严格说起来，我们提出人格权时，还没听说过有乌克兰民法典。2002年提交到全国人大的民法典草案，九编中就有一个是人格权。之前民事立法组也讨论过多次，同意写上，说明在上个世纪末我们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而乌克兰民法典是2004年才通过的。在这一点，我们也不需要用乌克兰民法典来结合我们的民法典。梁慧星在文章中大量引用了《红旗》杂志和《求是》杂志等的内容，甚至与乌克兰颜色革命相联系，认为乌克兰两次颜色革命与民法典的人格权编有“某种因果关系存在”，也是把政治问题提高到学术高度。

大家知道，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讨论问题时，我们习惯把学术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所谓“上纲上线”，把批评提高到批判角度，这是很危险的。这种现象不应该再在我们的学术界出现。　

我赞成人格权独立成编，从全国人大民事立法研究组讨论民法典至今，我的态度就是很明确的。一个原因是，现代民法不断发展，尤其是商法，已经表明人格权不再局限于德国民法典上人格权的概念。商法更是表明，人格权可以评估、转让等。时代终究变化了，商法给民法的突破带来很大影响，一定要考虑到商法发展在民法典编撰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我主张人格权单独成编的第二个理由是，原来的人格权已经没法单独再放在总则，总则容纳不了人格权的内容，比如隐私权，如果浓缩在总则，可能会出现内容庞大和体例不相称。就像当初侵权责任单独成编一样，侵权本是债法中的一小部分。随着时代发展，应该把新要素考虑进去，尤其应该注意到商法对民法的影响，突破现在的一些陈旧观念。　

我还想说一点，现在关于人格权的研究，学者明显是分不同派的，但这并不妨碍交流。今年在海南举行的民法学年会，我谈了团结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奇怪，我的讲话为什么要突出谈团结问题，这是有所指的。民法学界应该都有所了解，如果内部不能实现团结，就容易给队伍带来很大不稳定。　

我有一点感觉，商法团结的气氛比民法更好一点。我还有一点意思，特别希望民法学界，更多体现团结的精神。团结的一个很重要表现就是学术讨论，民法本来就是最讲团结、协商和民主的领域，不应分成不同派系，不同观点互相歧视。自古“文人相轻”，可以理解，但应该有一个限度，要尊重彼此。　

所以，我今天就主要谈上面三个问题，第一是学术讨论不要上升到政治高度，第二是要重视商法在民法典编纂中的作用，第三，要团结，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把队伍发展好，把民法典制定好。

作者：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来源：财新网

（实习编辑 戈文/助理编辑 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