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庭芳的普法课——《寻找法律的印迹》
2019年2月14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法制史   司法改革
[ 导语 ]

本文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第六章。作者通过回溯“民国第一案”来探寻“程序正义”在中国特地上生根发芽的过程。

[ 内容摘要 ]

在“民国第一案”中,“实体正义”虽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而未能伸张,但“程序正义”,却由于伍廷芳的倡导和坚持,而终于在两千年板结的中国土地上播下了第一颗法理学的种子。

[ 内容 ]

早在晚清政府行将就木的1907年,在创办了“京师法律学堂”,为今日中国法律院校首开先河之后,学贯中西的伍廷芳便以正二品的官衔,再次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公使,而调离了“清末修律”的主战场。

在当时,晚清政府虽也曾一度表现出一种“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的豪情壮志,但面对着国际国内许多盘根错节的严峻问题,晚清政府却只是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那样,伸个懒腰,打个哈欠,便又再沉沉地睡去。当时,全国人民热切盼望的晚清政治改革——“预备立宪”,立来立去,只立出了一部“皇权至上”的《钦定宪法大纲》,和一个老朽昏庸的“皇族内阁”。而伍廷芳曾为之倾尽心血的“法律改革”也渐成泡影——他博采西律、一手创拟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因被顽固派官僚猛烈批评为“不合国情”“不符礼教”多成死胎,而“有罪推定”“刑讯逼供”等封建社会的司法陋习,则依然故我地猖獗盛行。目睹着此情此景,心灰意冷的伍廷芳,便终于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毅然地退出了官场。

但一年之后,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一声炮响,却不期然地使伍廷芳的法学生命又重新焕发出了光彩。一个月后,他被南方 11 省的革命党人公推为民军总代表,与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进行“南北议和”。“议和”的结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国”,由此,伍廷芳和孙中山一起,在中国的“民权”胜利史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足印。

民国初生,伍廷芳便被孙中山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而那宗著名的“民国第一案”,便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政权更替,旧的封建王朝垂而不死、中国新兴的“民主法治”大厦尚是一纸空白的历史性时刻。

那宗在当时被闹得沸沸扬扬的“民国第一案”,在卷宗上的名称只有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姚荣泽案”。

案中被告人——那个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两位革命党人的凶手姚荣泽,是前清江苏省山阴县的一名小县官。在武昌首义、全国18省纷纷响应的形势之下,姚荣泽开始假意投奔革命,但后来却设下毒计。1911年11月17日下午,他派兵将当地两名革命党首领诱捕,乱枪打死,并剖腹挖心,倒吊在城头示众。因此,当清朝崩溃、革命成功之后,这个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鲜血的奸贼,便被群情激愤的革命党人抓获,打个半死,并被押解到时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手下。

这位陈其美,原来是一位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的老同盟会首领,也是当年上海滩上的风云人物。当他听说这名奸贼终于落网时,便曾经三指向天、切齿发誓道:“不杀此贼,誓不为人!”因此,他马上便在沪军都督府里成立了一个临时的军事法庭,并指派了一名军官充当军事法庭的庭长,准备在稍作形式上的审判之后,便将这个奸贼“就地正法”。

消息传到司法总长伍廷芳的耳朵里,伍总长当即拍案而起。

因为,中华民国自诞生的那一日起,便早已经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里,把 “司法独立”和“司法文明”等重要原则公告于天下,而陈其美此举,则显然仍在沿袭中国两千年封建政治的陈旧思维,“目无国法”“以权代法”,严重违背了民国政府“依法治国”“分权制衡”的立国精神。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伍廷芳遂火速致电陈其美,要求将此案移交到当时司法部下辖的法院里来进行审理。

陈其美闻讯,当然是暴跳如雷,而伍廷芳则寸步不让。因此,从 1912 年 2 月到 5 月,伍廷芳便与根本不知“法治”为何物的沪军都督陈其美,电函来往,在报纸上展开了一场公开的、关于“司法独立”“司法文明”的大辩论。

老实说,这一宗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且凶手对全部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的刑事罪案,本来也不算是一宗很复杂的大案,因此,不论由谁来审,在中国人传统的法律文化心理中,“杀人填命,欠债还钱”,姚荣泽这个奸贼看来都难逃一死。

但是,我们却切不可把这场关于“审判权”的激烈辩论视为多余,也不可简单化地下个结论说辩论双方“孰是孰非”。我个人的意见是:在这一场激烈的大辩论中,争辩的双方,其实都是在追求正义和维护正义,只不过,作为一个革命党人,陈其美所矢志追求的是中国民众几千年来那种纯朴的、粗犷的“实体正义”的实现;而作为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专家,伍廷芳所誓死维护的则是当时中国民众还比较陌生、一时还比较难以理解的“程序正义”。因此,这段被简单形容为“权法之争”的历史事件,从实质上来看,便毋宁说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对“程序正义”这个现代概念的法理学探讨和思考。

这场法学大辩论,前后五次,历时三个月,一波又一波地涉及了许多诸如何谓“法院职权与地方政府职权”、何谓“司法独立”、何谓“司法公正”“西洋律师可否在中国出庭”“要不要设陪审团”“怎样选陪审团”,以及“庭审时能否让公众旁听”等一系列现代法学中关于立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的复杂问题。案件还未开审,伍廷芳博士,便已经给中华民国的军政大员和全中国同胞们,开讲了五堂关于西方法理学的精彩普法课。

五千年来,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中国一直是有“法律”而无“法学”,更无人去研究什么是“法理学”。如果说有,那大概就应该是从伍廷芳开始。

仅此一点,此案便真说得上是近代中国法学史上一个光辉的“开山之审”。

1912年3月23日,下午2时,这宗轰动一时的“民国第一大案”,终于在上海市的市政厅里,由伍廷芳主持的司法部派出的三名法官和七名按国际惯例遴选出来的陪审团所组成的法庭,宣布开庭。

姚荣泽案是民国历史上第一起按照西方法律程序公开审理的案件,被称为“民国第一案”

这一时刻,历史应当记住。因为这一刻,是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第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司法改革”。虽然,早在1906年,沈家本就已经向朝廷进呈了一部由沈、伍二人联手草拟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中国就已经有了第一部“程序法”的萌芽,但由于遭到顽固派官僚的强烈反对,在中国的法庭上,是迟至当日,才真正第一次开始有律师、陪审团出现,而同时,亦第一次有一整套文明的、与国际接轨的司法程序出现。

这场审判,是现代“司法文明”的第一次示范。也是伍廷芳自“废除酷刑”以来对我们民族的法学进步所作的第二大贡献。

经过一个星期的初审、复审和三审,经过控辩双方律师对案情细节和证据真伪的激烈质疑和意见交锋,亦听取了公诉人与被告人的结案陈词,最后,法庭在 31 日作出了一个庄严的判决:“判处杀人凶手姚荣泽死刑。三星期内执行。”

据说当时,庭里庭外,顿时爆发出了一阵阵巨大的欢呼。

不过此时,案情却忽然又急转直下——原来当时,案件宣判后,被告人姚荣泽便当场痛哭流涕、向七名陪审员苦苦哀求,说杀害两位革命党人实非己意,乃是受到地方土豪劣绅的武力威逼。七名陪审员再退庭商议,均表示:单是以表面的事实而论,那姚荣泽确是死有余辜。但考虑到案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正处于一个新旧法律天翻地覆的历史时刻,那姚犯犯罪的情节,亦恐怕不无几分的“情有可原”。于是,便重新议决:由七位陪审员集体向袁大总统上书(当时,孙中山已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请求“恩施轻减”。

岂料,因陪审员的一念之仁,而卒使本案的结局产生出了一种戏剧性的变化——那位“窃国大盗”袁世凯上台之后,为笼络人心,便效法封建帝王而实行“大赦天下”。姚荣泽这奸贼免罪释放,从而,活生生地、连滚带爬地逃出了鬼门关。

抚今追昔,这宗“民国第一案”的最后结局,“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便真的是很令人唏嘘。

在本案中,“实体正义”虽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而未能伸张,但“程序正义”,却由于伍廷芳的倡导和坚持,而终于在两千年板结的中国土地上播下了第一颗法理学的种子。

所以后来,在全国革命党人对伍廷芳的一片怒吼、指责和叫骂声中,对“民主法治”同样抱有坚定信仰的孙中山,却在伍廷芳的《伍秩庸博士墓表》中如此写道:此案之后,他是“知公弥深,敬公弥笃”。

这是历史对伍廷芳一种最隆重的致敬。


本文作者:余定宇

本文来源:燕大元照公众号

(责任编辑:刘炼箴,实习编辑:向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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