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与分之间——文明向何处去

——读《文明与法治——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一书的随想

十五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世界的历史也由此改写，东西方文明开始交融，但交融带来的不是合作，而是征服与杀戮。纵观近现代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东方文明衰落而被崛起的西方文明征服的历史。不可否认，西方文明是如此的强盛，其所宣扬的民主、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是如此的光彩夺目，以至于有人得出历史已经终结的结论。但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维度，对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进行完整的回溯，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并不总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西方文明“各领风骚数百年”，甚至在一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曾经长期处于压倒性优势；当西方世界还处在野蛮的征服与被征服、杀戮与被杀戮的循环中时，东方大陆早已建立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那时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科技水平中国都遥遥领先于西方。这一历史事实无论如何是不能简单的以西方文明天生优越论来进行解释的。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东方大陆在人类社会早期就产生了现在看来有些“早熟”的文明形态并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又是什么原因促使西方文明的崛起而导致东西方势力攻守异位？本文以“合”与“分”这两个关键词为命题，沿着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这条线索，从历史的视角回答上述问题，并就世界文明向何处去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东方的“合”

农耕

本文所说的东方文明特指以东亚大陆为核心的文明形态，那么不论从起源、面积还是影响力来看，中华文明在东方文明中都居于核心地位，其它地区如东北亚、东南亚从历史上看属于中华文明的辐射范围而居于附属地位，因此，本文以中华文明来指代东方文明。展开中国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东方大陆具备得天独厚的农耕条件。首先它地处亚欧板块东部一个较为封闭而广袤的区域，东临太平洋，西边则是青藏高原。其次，这篇陆地处于中纬度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和温带季风性气候，雨热同期，气温适中。再次，长江、黄河两条大河及其冲积形成的平原为农耕提供了水土条件，而西高东低的地势能够让太平洋的湿润气流深入内地，带来丰沛降水，形成一个良好的水路循环生态圈。最后，与西欧大陆的支离破碎不同，中国海岸线十分平滑，保证了陆地的整体性和连续性，陆路交通十分便捷。以上条件对于农耕而言是再好不过了，因此在这片大陆上，出现了最早的农耕经济和农耕技术，并由此孕育出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在人类社会早期，谁能够结束打猎、采集的生产方式而率先进入农耕时代，谁就能在人类文明的竞争中占得先机。

长城

农业是靠天吃饭的，而天下不下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大陆的降水主要来自于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但暖湿气流的所及范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可以在中国大陆的北端沿东北—西北走向划出一条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也就是说，在这条线的北方地区全年降水量平均不足400毫米，而400毫米是开展农业耕种的最低要求。天不遂人愿，北方的民族没有这么幸运不能耕种土地了，只有选择放牧，但人不能总吃肉，况且冬天草场荒芜动物没得吃，人自然连肉也没得吃了，自己种不了庄稼那就买吧，但做买卖是要钱的，没有钱就只能抢了。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古代中原民族始终面临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抵御北方民族的周期性进攻就成了农耕民族维系生存必须面对的问题。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城就是农耕民族解决这一问题想出的办法之一，而这一庞大的军事工程，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只有一个团结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在数千年抗击侵略的历史中，万里长城不仅成为抵御游牧民族侵掠的城墙，更成为融入中原农耕民族心里的共同的精神图腾。

统一

如果有哪个词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特征，我想是“统一”。之所以中华民族对统一有如此执着的追求，不是因为某个哲人或帝王的个人偏好，而是由这片大陆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一方面，农耕经济离不开统一，作为个体耕种的小农经济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个体单干，如老子所宣扬的那样“与人老死不相往来”，那么稍有风吹草动，比如家庭里的青壮劳动力遭遇意外，那全家的生计就无法维系，因此人们必须重视乡邻关系，以便危难时能够相互救济。这种不确定性还体现在地区之间，农业是靠天吃饭的，老天爷一任性今年在这里多下点雨就形成洪灾，在那里滴雨不下就形成旱灾（老天爷的任性可不是假设，受副热带高气压位置的影响中国每年总有地区会遭遇洪灾和旱灾），因此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调配资源，能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发挥扶危济困的作用。另一方面，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也需要统一。论单兵作战能力，南方农耕民族显然是无法与剽悍的北方游牧民族相抗衡的，但北方民族虽然凶悍，其组织却往往无序，且其身处北方蛮荒之地，物资缺乏，难以持久作战。因此，南方农耕民族只要组织有序、精心准备，就会有极大胜算，但物资的集中调配与庞大工事的建设靠分裂的小团体是无法实现的，这就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枢神经运筹帷幄，只有统一，才能抵御外侮，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原民族统一强盛时边患较轻，而当中原四分五裂时边患严重的原因。

合力为王

如果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认为农业社会是落后的象征，但在人类文明早期，农业却无疑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谁能最先进入农业社会，谁就站在了世界经济的前沿。因此，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下，中国较早的进入了农耕时代，又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下，农耕社会得以迅速整合，一个统一强盛的中国长期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回顾两千余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即使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林立、战乱不断，在思想文化上呈现出百家争鸣之局面，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各家的最终目的无非在于说服诸侯们采纳其安邦定国之策，以帮助其安定或称霸（统一）天下而已。及至始皇，一扫六合，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天下；又发兵北伐南征，以致蛮族不敢侵犯，使边疆安定，这并非秦皇的个人野心使然，乃历史的必然要求罢了。因此，在农耕时代，历史的主客观条件要求中国必须实现“合”的目标，而合力所释放出的强大能量也使中华文明绵延千年、强盛不衰。并且这种合力为王的效果也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思想观念，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上至国家组织、意识形态，下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世界观、家庭观等都无不体现出“合”的特点，成为中华文明最鲜明的价值印记。

“合”的局限

在很长的历史阶段，统一使中华文明之光闪耀世界，不管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科技、文化等方面中华文明都代表了人类文明的高峰，“合”的贡献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但任何事务都有两面，“合”能够调集所有资源实现国家的强盛，以应对来自自然、外部的各种挑战。但这种文明同样也先天存在重视群体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的缺陷，个人价值容易湮没在集体价值之下，个人自由和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被扼杀的可能。特别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当人类存在的意义不再局限于维系生存时，这种对个性的抑制就越发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创新的障碍。并且由于在这一文明中，个人利益被边缘化而让位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导致个人权利观念难以建立以对抗强大的国家权力，专制集权制度因此成为这片土地结出的必然之果，权力的不断集中膨胀又更加窒息了个体的创造能力和遏制了社会自我革新能力的萌芽，因此，当古老陈旧的专制帝国来到它的暮年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工业文明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而只能举手投降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西方的“分”

分裂

让我们将视线转向亚欧大陆的西边，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西欧，在地理环境上的最大特点可用“支离破碎”四字予以形容。这片大陆三面环海，且由诸多岛屿或半岛构成，有统计这些小半岛和小岛屿的面积之和约占欧洲总面积的34.6%，从而也造就了全世界最为崎岖的欧洲海岸线。海洋对于欧洲文明有着重大影响，在这片大陆，即使是离海洋最远处的距离也不超过700公里，因此，与太平洋的辽阔及其强大气候对东亚沿海地区的破坏性影响不同，西欧的地理情况使得海洋对陆地的影响相对比较均衡和充分，海洋所蕴藏的丰富资源为文明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正是由于欧洲人的靠海而居，因此欧洲支离破碎的海岸线就自然而然地对欧洲的主要政治地理环境形成了切割，从而在各个岛屿和半岛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政治地理空间，进而导致了欧洲各个部分之间的相对割裂与相互独立。这些因素综合决定了欧洲各个部分基本上都有能力独立地靠海而居并依托海洋发展自己，同时也决定了欧洲的各个部分的实力相对均衡，没有哪个部分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战略纵深来一统欧洲。因此，我们翻开欧洲历史，除罗马帝国曾经统一欧洲外，欧洲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并且这种分裂不是“三足鼎立”或“南北对峙”，而是分裂得一塌糊涂，例如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希腊，区区弹丸之地竟存在150个左右的城邦，再比如十七世纪的德意志地区，当时竟同时存在360多个城邦和1400多个骑士领地，这种分裂的状态对于有着大一统情结的中国人而言是难以想象的，但在欧洲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却是历史的必然，由此也形成了迥异于东方的文明形态。在人类文明早期那个合力为王的时代，这种分裂是难以集中资源和力量实现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农业时代，西方文明在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均落后于中华文明，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诸多伟大发明漂洋过海到达西方后对西方文明的巨大促进作用，或许当时的中国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扮演着技术输出者的角色，不过唯一的差别是当时没有知识产权。

契约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西方文明的精髓的话，我想是契约。契约并不是什么高深玄乎的东西，其本质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我给，为了你给。”稍加分析即可知，契约的实现须要满足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而地位平等的背后是实力的均衡。正是由于欧洲支离破碎导致的邦国林立，使得不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统一权威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各个邦国之间经过多次的厮杀、征服与掠夺之后，当大家都精疲力竭形成均衡时，缔结契约并进行公平交易就成为它们唯一的理性选择。也正是由于邦国林立、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现实，给城邦统治者施加了强大的竞争压力，使其不能通过竭泽而渔式的残酷统治来压榨它的城民，因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长期的博弈之后也逐渐选择契约来协调各自的权利义务，这也是为什么欧洲的统治者向平民征税还需要得到平民的同意以及欧洲产生议会制民主的原因。

文明的分水岭

前面已经提到，欧洲的分裂局面使之在人类文明早期不能发挥合力作用，导致西方文明在农业时代相对东方的长期落后。然而，当人类社会走到15世纪时，历史的天平开始倾斜。在经过漫长的经验积累和缓慢的文明传播之后，欧洲终于走到了特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门槛。中华文明积累千年的先进生产力穿越漫长的历史终于陆续抵达亚欧大陆的西部。长期困顿的欧洲终于站在中华文明的巨人肩膀上最后完成已经迟到千年的农业革命，从而使自己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跃进到一个足以引发下一轮生产力革命的高度。在这一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主要推动力已经从集体的合力悄悄转向了个人的创造，遗憾的是，领先千年的中华文明由于欠缺触发这一革命的主观条件而只能留下一个难解的“李约瑟之谜”。相反，蛰伏千年的欧洲文明，由于强调个体的独立与自主，在追逐财富的狂热心里驱使下，个人的创造才能被彻底激发，从新航路的开辟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展开了，长期落后的西方迅速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的主宰。

“分”的盲点

毫无疑问，当今的世界是一个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不管是经济、科技之类的硬实力还是文化价值观之类的软实力，西方都站在世界的顶端。当然，西方文明给整个世界带来的进步与繁荣是不可否认的，它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但这是否就如有些人所宣扬的人类文明已走到终点，西方文明就是人类文明的终点呢？我想答案并不如福山先生所想的那么乐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高高在上的宣扬民主、自由、人权等诸多价值观，仿佛西方就是正义的化身和真理的代表，但我们也看到西方早期对印第安人的屠杀、现在对黑人的歧视、对主权国家的侵略、对公民个人隐私的窃听等。西方似乎对世界采取了双重标准，对与自己有相同文化渊源的西方社会讲民主、自由、人道，但对与其文化传统相左的文明却不断举起大棒，其实这并不难理解，这也是西方文明的特点决定的。

与中华文明不同，西方文明以个体为基点，契约正是以承认不同的个性为出发点的，因此西方文明的特点是个体优先于集体，先“分”再“合”，能分则分，不得分才合，分是目的，合只是手段。这种文明能够满足个体无限膨胀的个人欲望，因此他能够释放每个个体的创造能力和追求财富的欲望，然而这种由个性驱动的行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天然的缺乏一种“大共同体关怀”意识。因此与抱持“天下一家”观念的统一文明相比，西方文明只能孕育一种“小共同体意识”。这种小共同体意识就是一群个性相对接近的个体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进行自愿联合并自觉服从于这个小共同体的社会心理习惯。它的优点在于善于保护个体的利益，它的缺点则在于天然地缺乏全观的视野，容易忽视甚至损害本小共同体之外的其他个体、其它小共同体以及小共同体所依存的大环境的利益和需要。由于地域、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差异，这种以个性相近为前提基础，以契约为基本联合手段的小共同体的规模、开放度和包容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我们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看到了西方大国对小国主权的肆意践踏，看到了非洲人民在忍受艾滋病的折磨而西方却对抗艾药物收受高额的知识产权费用。西方文明固然有其先进的一面，但也有其不容忽视的盲点，特别是当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使地球成为地球村之时，这种小共同体意识的局限就难以解决由于文明差异带来的各种冲突。因此，时代呼唤一种超越西方文明的、兼容并蓄的带有大共同体关怀意识文明形态。

三、文明向何处去

东西方的补课

中华文明强调“合”的力量，这种文明使得中国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同时也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因此，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以补上我们文明中所缺乏的那一课，这一课就是学会对个体的尊重，对人作为人的价值的肯定和权利的保障。实际上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道路就是这场补课的开始，在这场补课中我们建立法治、保障人权，其实质就是解放对个体的种种束缚，激发个人的创造能力，三十年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未来我们还要继续补好这一课。

西方文明重视“分”的作用，强调个体的自由，因此激发了个体的活力，引领了近现代人类社会的一场又一场科技革命。但由于在西方文明的基因里缺乏一种“大共同体关怀”意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世界内部由于自私导致的的各种争斗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对“非我族类”采取的双重标准和残酷压迫。不过西方世界似乎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开始弥补自己的盲点，比如长期分裂的欧洲开始踏上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开始寻求合力共荣之道，尽管我们看到一体化的道路纷纷扰扰、争吵不断，但我还是祝它们好运，并希望它们能以更广阔的胸怀去看待这个世界，尤其是与它们不同的文明。

中华文明的贡献

可能有人会妄自菲薄，在西方文明长驱直入、所向披靡的今天，中华传统文明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去贡献于未来的世界文明。但我想说，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火种中或许真有通向未来文明的道路。先从中国人的信仰讲起，总体而言，中国人是无神论者而与西方文明对宗教的信仰有别，但不信宗教不代表没有信仰，中国人的信仰是一种“家国天下”的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往小处说，是个体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家族延续的无私奉献；往大处说，是个人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延续的使命意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中国家庭中孩子处于中心地位，每一个中国家长都在为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将来而努力的奉献着，家庭是中国人生活的基本单位，是个体生存的开始和生命结束的依归；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心中存在的天下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个人对于国家和社会都存在一份责任，这份责任不是来自法律的规定，而是来自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可能有人会质疑，这也算一种信仰吗？当然！即使我们以宗教信仰为对象进行剖析也可以发现，信仰的作用不就在于解决人对未知世界与对死亡的恐惧吗？西方文明通过对神的信仰来解决的问题，中华文明通过家国天下的共同意识同样可以解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汶川地震中用自己身躯保护孩子，死后仍在哺乳的伟大母亲；可以看到诸多省吃俭用以供自己孩子上大学的中国父母；我们还可以看到从古至今在外敌侵略面前，即使是文弱书生也能弃笔从戎上战场保家卫国的知识分子；还有用小米加步枪，在零下三十度的长津湖畔身着单衣与美军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不是为了征服，也不是为了财富，仅仅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幸福安定的生活。这一切的背后难道不是一种对个人和生死的超越吗，这难道不是一种伟大的信仰吗？中国人的这种家国天下意识，使得每个个体从狭隘的个人生活中超脱出来，作为社会共同体之一员而存在，每个人努力的工作与生活不仅仅是为了利己，也是为了天下的和谐，每个人都在为共同体的延续和发展努力着，并且这种共同意识不因地域、性别、民族等差异而受限，它具有无限的拓展性，可以超越一切差异，有成为人类大共同体的共同意识的可能。未来的世界是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地的人们之间必将紧密的生活在一起，那么在这样一个大共同体中人们是自私自利、相互为敌、以邻为壑，还是为了大共同体的和谐、进步而共同付出努力，我想中华文明传统的这种家国天下意识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同归

历史的车轮已经走到21世纪，文明之间的交融史无前例，世界各国的竞争也前所未有的激烈。如果说二十多年前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文明达到顶峰的话，那么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似乎又使西方世界遭到了严峻的挑战。东西方文明是在相互竞争中走向冲突对抗乃至将人类社会带向毁灭，还是在相互尊重学习中实现同归？

在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史中，中华文明以其合力统一的办法主导了农业时代，西方文明则成功激发个体创造力从而在工业时代主导了世界。及至当下，东西方文明在冲突碰撞中又相互学习，希望能够补上自己缺失的那一部分。那么未来世界文明将是何种形态，世界文明又将向何处而去？这是一个十分有趣又难以回答的问题，人类诞生至今，所面对的终极问题无外乎生存与延续，“合”是如此，“分”也是如此。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我想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会如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人类从必然王国来到自由王国，那时候，从事劳动创造成为人类自身的需求，而不是源于个体欲望的驱动，人类社会的存在不再是合力抗击世界不可预测性的需要，而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支撑，家庭和社会成为人类施以善意和爱的对象，同时也是获取爱与温暖的港湾，那时的人类可能早已没有宗教、民族乃至国家的区分，人作为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一员之双重身份独立而又相互交往的存在，但愿这种介于分合之间的交融就是未来文明的形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