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前沿论坛第520期 | 杨巍:《民法典》诉讼时效新规定解读 | 实录
发布日期:2022/11/13      正文字号:
文章标签: 民法典  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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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5日晚,第520期民商法前沿论坛在线上举行。武汉大学法学院杨巍教授以“《民法典》诉讼时效新规定解读”为主题发表报告,清华大学法学院汪洋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虎教授、熊丙万副教授、金印副教授出席论坛并参与讨论。


(图一:杨巍教授)

杨巍教授主要就《民法典》诉讼时效制度的新规定,选择核心条文,围绕新法和旧法的变化,从解释论角度对民法典诉讼时效制度,包括普通诉讼时效、诉讼时效的起算、诉讼时效抗辩权、诉讼时效中止、诉讼时效中断以及不适用诉讼时效请求权的规定,基于对司法案例的整理和归纳,参考比较法上的规定,进行规范含义的解读。

杨巍教授首先介绍了普通诉讼时效制度的变化。《民法典》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规定为三年,这改变了《民法通则》时期两年的规定,该变化受到德国债法改革的影响,德国将原有的三十年诉讼时效期间变更为三年。杨巍教授认为,虽然两国普通诉讼时效现在都是三年,但是通过比较我国和德国在诉讼时效相关规则辅助适用的效果发现,两国差别显著:我国《民法典》197条规定了时效法定主义,禁止当事人签订时效协议,在《诉讼时效规定》中亦禁止当事人对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事由作出约定,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司法实践倾向于对中止、中断事由做扩张解释。德国《民法典》则在202条扩大了时效协议的适用范围,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不超过30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同时在197条保留了如返还原物请求权等比较重要的请求权的30年诉讼时效期间。

然后,杨巍教授介绍了诉讼时效起算制度的变化。

《民法典》诉讼时效一般起算条件相较于《民法通则》,存在两个变化,第一由“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变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第二是增加了“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的条件。杨巍教授认为,诉讼时效一般起算标准(《民法典》188 条第2款)总体上应当解释为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可以行使权利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即以“行使权利的法律障碍消除且当事人对此知情的最早时点”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具体而言应当理解为,第一事实障碍不影响诉讼时效起算,第二“可以行使权利”不等于“行使权利必然或大概率胜诉”,第三权利人对“行使权利具有法律上的期待可能性”知情,即具备起算条件。然后,杨巍教授对“权利受到损害”“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和《民法典》新增的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两个起算规则进行了详细解读。

“权利受到损害”发挥启动救济权和确定请求权内容的作用,“损害”要根据行使的请求权的性质分别考虑:对于损害赔偿请求权,指的是损害赔偿意义上的损害发生;对于违约金等不以损害赔偿意义上的损害为要件的请求权,是指作为请求权成立要件的侵害行为发生。对“损害”的确定性要求应当区分不同情形理解:第一,在一般情形下,损害只需类别确定而无需数额确定,理由在于数额通常是在诉讼程序中法院认定的部分;其二,如果损害数额、比例等须经法律程序才能确定,而确定前对权利人起诉构成法律障碍,则损害数额、比例等确定才具备时效起算条件。

对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这一要件,杨巍教授认为,在“义务人”是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但不知其监护人是谁,不影响时效起算。“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程度以权利人凭借其知晓的信息能否提起诉讼为标准予以判断。

《民法典》新增的190、191条两条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诉讼时效起算点。杨巍教授认为,这两个起算点,与诉讼时效一般起算标准并非是替代关系,而是附加关系。在相应案件中,应当同时满足诉讼时效一般起算条件和《民法典》190条和/或者191条规定的附加诉讼时效起算条件,才能达到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的立法目的。

在诉讼时效抗辩权的问题上,杨巍教授首先介绍,从旧法到新法,由原本的胜诉权消灭说变为抗辩权发生说。对于《民法典》192条第1款中时效抗辩权的援引,援引场合应当包括诉讼外、诉讼程序中和执行程序中。援引主体“义务人”并非仅限于义务人本人,亦包括因诉讼时效届满而受影响的某些利害关系人,如保证人、替代清偿人等。援引形式是表意行为,因此应包含依据诉讼时效规则拒绝履行义务的意思。对于《民法典》192条第2款,杨巍教授对本款前段“同意履行”和后段“自愿履行”分别展开解读。“同意履行”本质上是弃权行为,只要有弃权的意思,有放弃权利的处分权,以及知道权利存在等一般的弃权的条件,就满足同意履行的条件。“同意履行”的效力是,弃权之后不得再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自愿履行”在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形态,如诉讼时效届满后继续支付货款、继续交付货物、自愿订立以房抵债的协议等。需要注意的是,“自愿履行”中,义务人自愿履行时是否知悉时效届满,不影响自愿履行的构成。义务人自愿履行后,产生的基本效力为“不得请求返还”。问题在于,义务人自愿履行部分债务的,其效力是否及于剩余部分债务?对此,杨巍教授认为,需要根据义务人是否对剩余部分债务构成弃权,结合意思表示规则进行解释,单纯的默示不能认为是义务人弃权的意思表示。

对于诉讼时效中止的问题,《民法典》的变化体现在,首先吸收《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将诉讼时效中止事由从原来的2个增加为5个;其次,在中止效力上,从“继续计算”变更为“从中止原因消除之日起补满六个月”。杨巍教授重点解释了两个争议性问题,第一是《民法典》194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的理解。杨巍教授通过对案例的梳理,认为代表关系存续、控股关系存续、被羁押或服刑、强制隔离戒毒和金融机构被有关机构接管或接收这五种情况,可以认为存在中止事由。第二是第5项“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的兜底条款的理解,杨巍教授亦结合司法实践总结出婚姻关系存续(包括可撤销婚姻和无效婚姻,但不包括非婚同居)、权利人住院治疗且构成严重的行使权利的障碍,义务人下落不明且构成严重的行使权利的障碍这三个类型。对于“磋商”是否能够构成诉讼时效中止事由,杨巍教授认为在我国民法体系下,磋商能够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并且由于诚信原则和禁止权利人滥用权利的一般条款可以解决不诚信的“磋商”行为,因此没有必要将“磋商”认定为诉讼时效中止事由。

接着,杨巍教授介绍了诉讼时效中断制度,该制度的变化体现在,第一,中断事由中增加了兜底条款用以衔接司法解释规定;第二,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时点由“中断时”变为“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民法典》195条中规定了“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和“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其中,“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应当解释为:如果义务人承认义务,即推定具有同意履行的意思,除非义务人表达了相反意思。除义务人向“权利人”本人同意履行外,同意履行的对象还应当包括与权利人有关联的主体,包括权利人的代理人和财产代管人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中的“提起诉讼”,杨巍教授的观点是,,因为《民事诉讼法》中“起诉”的门槛过高,不利于权利人行使权利,所以第190条的“起诉”应当理解为:权利人诉诸法院寻求救济即可构成中断事由。另外,杨巍教授针对“起诉后撤诉,原起诉是否构成中断事由”这一争议性问题展开分析,指出了“不中断说”存在混淆中断事由与程序法上起诉标准的弊端,认为中断说更为合理,即原起诉应当发生中断效力。

最后,杨巍教授就《民法典》196条不适用诉讼时效请求权的规定展开解读。杨巍教授澄清了对《民法典》不适用诉讼时效请求权规定中“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情形的理解。杨巍教授指出,该规定只能做正面解释,不应当反面解释为“未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适用诉讼时效请求权”。其理由在于:首先,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仅限于债权请求权,不包括物权请求权;其次,尽管存在有承认物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比较立法例,但应当考虑到比较立法例上同时设置了长期诉讼时效、取得时效等配套的物权请求权诉讼时效制度,而我国则并不具备类似的配套制度;最后,《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中有与《民法典》第196条第2项类似的表述,但仅仅涉及了对“已经登记的动产物权可适用诉讼时效”案件形态的确认,没有包含反面解释的意图。杨巍教授还总结司法裁判的经验,对“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进行了类型化总结:包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产生的侵权责任请求权,合法占有人的物权登记请求权,物权确认请求权,分割遗产请求权和公共维修基金请求权。

与谈环节,与谈嘉宾与杨巍教授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二,汪洋副教授)

汪洋副教授认为时效法与其他民法重要制度紧密相连,杨巍教授的研究方向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激起了自己更多的思考。《民法典》第189条是关于同一债务分期履行情况下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间点的规定,汪洋教授认为有必要对该规定是否区分分期履行的债务和定期履行的债务作出更多讨论。在分期履行的法律关系中,为了避免权利人频繁主张时效从而影响双方的互信,规定“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时效期间“有其正当性。然而,在定期履行的继续性合同关系中产生的独立性债务,如何理解“最后一期履行期”仍有可斟酌之处。

对于《民法典》第190、191条在具体场景中的适用关系,汪洋副教授分享了自己的疑惑:若尚未实现经济独立的成年人与加害人仍处于共同的生活关系中,权利人欲行使相关权利是类推适用第191条,还是因构成第191条第4项“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情形而达成时效中止?《民法典》第191条关于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诉讼时效的起算规则,是否可以扩张适用到其他种类的人身侵害?

汪洋副教授还指出,对于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理解,归根结底在于如何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进行准确的把握,尤其是如何区分同意履行和承认债务。例如,债务人自愿履行了部分债务,是否可以视为作出了“不履行剩余债务”的意思表示?最后,汪洋教授还希望借此机会请教杨巍教授:同样存在权利行使客观障碍的除斥期间,为何不能类推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相关规定?


(图三,熊丙万副教授)

熊丙万副教授认为杨巍教授的讲座细致而全面,并进一步讨论了“诉讼时效的正当性与道德性究竟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熊丙万副教授结合杨巍教授的旧作,从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分析诉讼时效的功能之一在于督促当事人积极行使权利。但是,将司法资源合理配置作为诉讼时效主要的正当性来源,则会产生当事人在道德风险与机会主义上的附带性问题,因此需要在债权人行使权利是否面临主观障碍方面采取比较严格的解释标准。关于债权人行使权利是否面临客观障碍的认定难度较为有限,相类似地,债权人是否行使权利、债务人是否行使时效抗辩权涉及到较多意思表示的解释问题,也较少面临客观证明上的障碍,采取对债权人宽松友好型的解释态度较为适宜。


(图四,金印副教授)

金印副教授从“德国哥大诉苏富比拍卖行返还油画(City of Gotha and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 Sotheby,s and Cobert Finance S.A.)”一案开始谈起,对熊丙万副教授提到的“诉讼时效的正当性与道德性”进行了补充。金印教授认为时效法可能产生于某一个具体案件个体化、偶然化的处理,后演变成一个一般性的规则,其正当性时常受到质疑。我国诉讼时效的相关法律规定具有“短时效”与“易中断”的特征,带来过多不安定因素,造成了法官在审查上的困难。对时效法细节的妥善处理,对于抑制时效法的不安定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图五,朱虎教授)

朱虎教授对杨巍教授以诉讼时效制度作为观察民法整体问题的研究表示认同,并从价值平衡、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制度的替代关系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角度,对杨巍教授的讲座内容发表意见。朱虎教授认为,杨巍教授在诉讼时效具体问题的解释上更偏向权利人,因为诉讼时效制度在整体上更有利于义务人,因此偏向义务人的解释方向,反而能够起到平衡权利人和义务人利益的积极效果。在诉讼时效意思自治的问题上,朱虎教授指出,需要根据公共利益的强弱程度来选择诉讼时效不可变动性的强弱,公共利益的因素越强,诉讼时效的不可变动性越强;反之,私人利益的因素越强,也许应当更多地考虑当事人对诉讼时效的意思自治。诉讼时效制度的设计,除了需要考虑权利人和义务人之间的私利益的平衡,还应当置于更广泛的价值网络中进行综合考量:对诸如同一债务分期履行、未成年性侵害诉讼时效起算、婚姻关系存续作为诉讼时效中止事由、未成年人作为被告时诉讼时效中止的等问题的处理,都体现出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方式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互动,以及作为技术规则的诉讼时效制度对社会的重要影响。

杨巍教授感谢各位与谈嘉宾的交流和分享,在简短的回应后,杨巍教授就听众提出部分问题进行了回答。以按照月度或者按照季度收取租金的定期租赁合同为例,杨巍教授倾向于此类定期债务不能适用第189条关于分期履行债务时效起算期的规定。因为这种在继续性合同中持续产生并存在的债务具有独立性,不具有完整性。杨巍教授还认为,《民法典》190条具有适用上的单向性。对于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何起算,杨巍老师尝试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其一,对《民法典》第194条第4项作出扩张性解释;其二,监护人辞去法定代理人身份之后行使权利。同理,杨巍老师同样也认为,若尚未实现经济独立、与加害人仍处于共同的生活关系中的成年权利人欲行使相关权利,可适用《民法典》第194条第4项的规定。在制度价值上的探讨,杨巍老师认为,诉讼时效在民法不同领域中的制度价值有所不同,应当对不同场景中诉讼时效的价值取向进行具体的、个案的分析。


文字编辑:李佩云 潘思未

图片编辑:李佩云 潘思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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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叶楚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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