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些国家和地区已废弃了传统商法典，转而制定了企业法典，降低乃至废弃了“商人”和“商行为”在传统商法中的支配地位。新型商法体系冲击了传统商法的理论基础。在我国，部分商法学者注意到“商法企业法化”的现象，主张应在“企业”的基础上整合现有的商法规范和体系。然而，对于境外商法上的“企业”，多数国内学者存在误解，主要是忽视了主体性企业和客体性企业之间的差异，从而未能准确把握“商法企业法化”的本质。我国现有商法未采用“商人”和“商行为”的概念，商法学术界却坚持将“商人”和“商行为”做为商法基础概念，这使得我国商法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不很明确。应该在厘清相关法律术语含义的前提下，采用“企业”或“主体性企业”以及对应的其他范畴，这样可以发展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商法模式。
企业；商人；企业法；商法；现代化
债务人行为被撤销后，该行为相对无效。债权人撤销权更应强调私益性。相对人就其对债务人的抗辩不能对抗撤销权人。
若存在集中统一的登记公示系统，物权自由模式不会比物权法定模式引发更高的社会经济成本，不会阻碍财产后续价值发现。
《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增加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的出资需在五年内缴足的规定，引发了各界的讨论热潮。
对各类数据权利条块主张进行划界，将它们标准化为权利模块，以数据权利体系来形塑数据权利“束体”。
遗嘱继承呈现出“意定设立+保障功能”的体系定位。界定居住权的物权变动应区分继承的两个阶段，其自首次登记时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