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总则》（第110条及第111条）明显地是将隐私与信息分别加以保护的，但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是：在这种二元保护模式中，隐私与信息能否明确地加以区分？从国外的立法例看，多采取信息与隐私的“一元制”保护模式，即不区分信息与隐私，原因就是信息与隐私难以区分。文章赞成我国民法总则的“二元制”保护模式，并且认为，隐私与信息是可以区分的，应用“三分法”来区分隐私与信息，即分为纯粹的个人隐私、隐私性信息、纯粹的个人信息。从对隐私和信息保护的请求权基础上看，受到损害的主体之请求权基础在于《民法总则》的第八章“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及《网络安全法》等特别法。《民法总则》第109-111条虽然规定了对隐私权和信息权的保护，但却没有独立规范的作用，因为这三条规定中，没有任何保护的措施——隐私或者信息受到侵犯后的民事法律后果。
隐私；隐私权；个人信息；民事责任；
债务人行为被撤销后，该行为相对无效。债权人撤销权更应强调私益性。相对人就其对债务人的抗辩不能对抗撤销权人。
若存在集中统一的登记公示系统，物权自由模式不会比物权法定模式引发更高的社会经济成本，不会阻碍财产后续价值发现。
《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增加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的出资需在五年内缴足的规定，引发了各界的讨论热潮。
对各类数据权利条块主张进行划界，将它们标准化为权利模块，以数据权利体系来形塑数据权利“束体”。
遗嘱继承呈现出“意定设立+保障功能”的体系定位。界定居住权的物权变动应区分继承的两个阶段，其自首次登记时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