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不讲规则、不守规矩的现象相当普遍。小的如行人违反交通规则的“中国式过马路”，三轮车、电动车在马路上逆向疾驰，甚至从呼啸而过的车内扔出各种垃圾、杂物，等等。这些几乎随处可见的行为，既破坏了交通秩序，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大的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行贿受贿，官商勾结……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毋庸讳言，这些不良现象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带坏了社会风气。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凸显，贫富分化加剧，官民对立情绪上升，群体性事件频发。另一方面，受市场经济消极因素影响，拜金主义盛行，腐败加剧，社会价值扭曲，社会成员的规则意识欠缺，公民的伦理意识、责任意识匮乏，“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等观念盛行。另外，由于法制不健全，整个社会存在着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一些没有遵守规则的人没有被及时追究责任，导致此类行为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特别是在某些领域，不守规则的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守规则的人反而吃亏。如不良商人在食品中掺杂使假，其遭受的罚款远低于其违法所得，就仍然有动力继续从事违法活动。而其他守规矩的企业由于价格、成本等方面的劣势反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其实，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讲规矩的民族，我们被称为礼仪之邦、文明古国，就是因为我们有守规矩的传统。19世纪，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曾经游历中国，认为“中国人具备许多令人赞叹的品质，其中之一便是与生俱来的尊重律法。”[1]钱穆先生曾说：“现代的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于太讲法。”[2]我认为，钱穆先生在此处所讲的法，主要指的是守规矩的传统。古人云，无规矩不成方圆。在规矩方面，中国古代可以说是“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传统的儒家文化实际上就是训导人们恪守礼教，这就是教导人们要遵守规矩。所以，遵规守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甚至可以称为引以为豪的民族精神。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利益复杂化，但中华民族守规矩的好传统不能忘、礼仪之邦的美誉不能丢。遵守法律的意识是中华民族的基因，现在再予倡导，并非革新再造，而是“恢复体质”，接续传统。治理好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有规矩、讲规矩，社会才能有安定秩序，国家才能繁荣强盛，人民生活才能幸福安康。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从“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这一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精髓要旨中寻找治国理政的经验。今天，我们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实质就是要实行礼法合治。这就是说，要以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同时要以道德教化民众，以道德维护社会秩序，以道德弥补法律的不足，保障法律更好地实现其调整社会生活的效果。

——守规矩，首先要守法。规矩不都是法，但法都是规矩，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规矩。“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调节器，法律是社会公正的守护神，法律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法律规则体现底线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人们基本的行为规则。法律就是治国理政最大的规矩。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来看，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道德的标准常常要高于法律的要求。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品德高尚的人，但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是遵纪守法的公民，这也是对每个公民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法律是最基本的规矩。守法不仅是法律义务，也是重要的道德义务，违法本身也是不道德的。可以说，守法是守规矩的最低标准。在众多的社会规矩中，法律是对人们行为所作出的最低限度的强制要求。如果连法律都不守，很难想象这样的人能够遵守其它更高标准的规矩。所以，守规矩的核心是守法。立规矩首先要立法，讲规矩首先要倡导守法。为此，需要培养社会成员的守法意识，严格依法办事，以守法为荣、以违法为耻；需要公正司法，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通过法律程序就应该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需要坚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培育人们的法治观念。

——守规矩，要崇德向善。树立规则意识必须要遵守道德规则。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道德教化就是教人求真，劝人向善，促人尚美。法律和道德是不同范畴的规则，其外在表现、地位和作用机制有很大差异，遵守法律和遵守道德因此也有不同的意义，但这不意味着，倡导守法的意识与倡导遵守道德的意识存有矛盾，实际上两者是相互保障、和谐并存的。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遵守法律也因此就是守住基本的道德底线，许多道德规则也会转化为法律规则，故而，倡导守法的意识实际上就是倡导遵守最基本道德的意识。道德可以使法律更善，可以增强法律的德性，还可以教化民众，提升人的内在素质和外在品行，遵守道德因此能促使人们自觉遵守法律，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因此，倡导遵守道德的意识有助于提升人们自觉守法的意识。

不仅如此，道德重在对个人行为进行事先的教化，而法律主要是对违法行为进行事后的制裁，道德因此有弥补法律不足的作用。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言，“夫礼禁未然之前”而“法施已然之后”。冯友兰先生也曾指出：“礼所规定，多为积极的。法所规定，多为消极的。”[3]还应当看到，对一些违反公德的行为，如夏天袒胸露背上街，在装修中制造噪音影响邻里生活安宁等，通过法律制裁是难以操作的，更多地需要通过道德的谴责等方式发挥积极作用。故而，倡导遵守道德的意识对倡导守法意识有着配合作用。

——守规矩，要信守诺言。契约是行为人基于相互信赖而自创的规则，它在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就此而言，契约也是规则，且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规则。既然如此，树立规则意识，就还包含了树立遵守契约的意识。“民有私约如律令”、“言必信，行必果”、“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契约精神把法律和道德有机融合起来，它既是具体化的守法意识，也是具体化的生活道德或商业道德。在此意义上，不遵守契约、不信守承诺的人，实际上就是不守法、不道德的人。在市场经济社会，人人都讲诚实、重信用、守合同，才能保障良法和善德真正得到普遍遵守。

——守规矩，要遵守善良风俗。善良风俗是人们长期形成的规矩，对人们的行为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其中许多内容蕴含了深刻的社会道理，大量地内化于人们的思想或意识之中，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例如，公共场所不得大声喧哗，待人要彬彬有礼，人与人之间要相互谦让，交谈尽量寻求相互理解等。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属于此类规矩。与法律和契约相比，善良风俗一般由人们口耳相传，是经由社会交往而内化成无形的规矩，无须国家强制力作为实施的后盾。有些善良风俗也在乡规民约中得到体现，与道德相比，善良风俗并不都要求个人积极为一定的行为，只要行为人知悉并尊重通常习惯和规矩，就很容易让自己的行为符合善良风俗。善良风俗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法律规制中也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如民事主体所为的行为通常不得违背善良风俗，否则，合同行为就有可能无效，实施加害行为就有可能构成侵权行为。既然善良风俗不同于其他规则，又在社会和法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树立规则意识，当然也应在全社会倡导遵守善良风俗的意识。

树立规则意识，需要每个人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事做起，从日常行为做起。“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如果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规则意识，在重大利益的选择面前，更遑论遵法崇德。而要从细微处着手来培养和树立规则意识，首先应加强规则意识的教育，特别是在青少年儿童中，要加强规则理念的反复熏陶。我国仍是人情社会，人们在交往时往往较为注重相互间的各种感情交往，对应有的交往规则看得不重，结果导致一些必要的规则不明晰，必要的规则意识也因此缺失。对此，我们一定要花大气力培养出遵守规则的文化，使规则意识内化于我们的内心，约束人的行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讲究秩序的生活能够使我们更加安定和幸福，同时也会使我们变得更为文明和进步。而要形成这样的生活状态，离不开规则意识的树立，离不开人人讲规矩、守规矩。

我们要建设一个富强、法治、民主的社会，首先应当建立一个民众普遍遵守规矩的社会。中国人的灵活聪明是世人所称赞的，但如何将这一素质与“规则意识”结合起来，则是我们在21世纪所面临的新挑战。

作者：王利明

来源：《法治：良法与善治》（随想集二）

（实习编辑：邹紫琼/助理编辑：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