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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学|庄诗岳:论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之诉的程序构造

发布日期:2026/10/30 正文字号: 小中大

文章标签:#公司自治  #非讼程序  #法定代表人  #涤除登记

导语

  法定代表人在公司内部完成去辞程序后,若公司未作变更,其姓名仍将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将面临权责不对等的风险。《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条对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之诉作出了初步规定,但仍存在以下争议:涤除登记争议属于公司自治事项还是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法定代表人起诉是否需要以穷尽公司内部救济为前置条件,如采肯定解释又应当具体构建其认定标准?法院指定程序的性质及其开展又应当如何界定?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庄诗岳副教授在《论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之诉的程序构造》一文中,在证立涤除登记争议的可诉性的前提下,系统性分析了涤除登记之诉的特殊审理要件,明确了穷尽公司内部救济的要件性质及其判断标准,并提出了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非讼程序的完整方案。

内容

一、涤除登记争议的可诉性

(一)涤除登记争议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条,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包括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一方面,法定代表人与公司的委托关系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选任需经本人认可和同意,二者主体地位平等;另一方面,法定代表人需遵守公司内部规则的隶属性特征,不影响纠纷的可诉性。公司法全面调整公司内外法律关系,内部治理纠纷同样属于司法救济范畴,公司法上的诉讼绝大多数均源于内部关系。

从实体权益保护角度看,公司自治失灵时否定诉权将损害多方利益:对已去职法定代表人而言,其可能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且无法行使《民法典》第933条规定的任意解除权;对申请执行人而言,其可能无法及时实现债权;对公司而言,可能因已去职人员以公司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承受不利后果;对善意相对人而言,其可能因信赖登记外观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以及不必要的纠纷。因此,涤除登记争议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公司法解释意见稿》第1条第1款亦对此予以明确。

(二)法定代表人提起涤除登记之诉的前置条件

以法定代表人的产生事由为标准,法定代表人可以分为三类:冒名型法定代表人任职并非出于真实意思表示,与公司不存在真实有效的委托关系,无需穷尽内部救济即可直接起诉;挂名型与实质关联型法定代表人任职系出于真实意思表示,与公司存在有效委托关系,须协调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关系。

《公司法》第46条、第95条规定,公司章程应载明“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变更办法”,全体股东可通过章程自治规定相关程序与机关。基于章程自治原则,法定代表人解任或辞任后,应先通过公司内部程序寻求救济。但公司可能出现自治失灵,导致内部救济程序失效,此时司法权方可介入矫正。因此,穷尽公司内部救济是司法介入的前提,也是提起涤除登记之诉的前置条件。这一逻辑与《公司法》第231条股东解散公司之诉的“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要件一脉相承,《公司法解释意见稿》第1条虽未明文规定,但结合《公司法》第46条、第95条可作出体系性解释。

二、涤除登记之诉的特殊审理要件

(一)穷尽公司内部救济的诉的利益要件及判断标准

穷尽公司内部救济应属于诉的利益要件,性质上为诉讼要件,而非原告胜诉要件。我国司法中已通过扩大解释《民事诉讼法》第127条第3项关于诉讼要件的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将穷尽公司内部救济的诉的利益要求类推适用于公司内部治理事项。在我国未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的背景下,将穷尽公司内部救济定位为诉讼要件,赋予当事人补正后再次起诉的机会,更契合当前司法实践。

穷尽公司内部救济的判断,应依给付之诉的诉的利益进行,并区分现在给付之诉与将来给付之诉。涤除登记之诉属于行为给付之诉,若原告在口头辩论终结前已穷尽公司内部救济,其请求权已届履行期,属于现在给付之诉,原则上认可其诉的利益;若未穷尽,则属于将来给付之诉,原则上不认可诉的利益,除非公司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如处于吊销营业执照等非正常经营状态)表明拒绝履行。

穷尽公司内部救济的判断,同时应区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权力。具有董事长、执行董事甚至股东身份的法定代表人,有权通过召开董事会、股东会或其他方式决定法定代表人产生、变更,其需依章程行使完相关权力,方可认定穷尽公司内部救济;不享有以上权力的法定代表人,只需书面通知公司辞任且遭拒绝或无回应,即可视为穷尽公司内部救济。

(二)公司陷入执行、破产时的胜诉要件及判断标准

公司处于执行、破产程序时,即便原告已经穷尽公司内部救济,其胜诉还需满足特殊胜诉要件。

于公司作为被执行人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法定代表人也因此被限高的情形,原告胜诉要件的判断标准主要是法定代表人是否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若为实质关联型法定代表人,属于实际控制人或直接责任人,判决涤除将背离限制消费制度的目的,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若为冒名型或挂名型法定代表人,与债务履行无实质关联,判决涤除可避免无关联人员承受不当限制,应支持其诉讼请求。

于公司破产的情形,需平衡法定代表人的涤除利益、破产程序的推进与其他破产关联主体的利益,判断标准主要是法定代表人是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影响破产程序推进和债权人等主体利益保护的直接责任人员。若为实质关联型法定代表人,其依据《企业破产法》第15条、第125条、第128条负有特殊义务,涤除登记将丧失义务履行的身份基础,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若为挂名型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无实质关联,且破产受理后法定代表人已无对外代表权与对内执行权,破产管理人全面接管公司事务,涤除登记不影响破产程序运行,应支持其请求;冒名型法定代表人既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也不与公司存在有效委托关系,应判决支持涤除。

三、涤除登记之诉的特殊审前程序

  (一)需要法院指定期间让公司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

  原告已穷尽内部救济,但公司未在《公司法》第10条第3款规定的30日内确定新法定代表人的,法院仍应指定期间让公司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一方面,法定代表人具有法定性与唯一性,独享部分权力,且基于执行董事或经理的身份兼具对内业务执行权,公司缺失法定代表人将给对外交往与对内管理带来不便,指定期间符合《公司法》第10条第3款的规范目的。另一方面,司法介入公司自治应考虑公司权力能否正常运行、不能正常运行时能否帮助其恢复。法院指定期间让公司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隐含着法定代表人的留任义务,但该留任义务应有所限制:若公司未在指定期限内确定新法定代表人,或未参加诉讼,原法定代表人无需继续履职,法定代表人职位可空缺。

  (二)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的程序是非讼程序

  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的程序应属于非讼程序。原因在于:第一,该程序不具有争讼性。该程序仅督促公司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原被告之间就此不存在争议和对立。第二,该程序具有监护功能。法院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对自治失灵的公司进行监督与保护,契合公司法保护私主体利益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双重立法目的。第三,非讼程序符合效率价值。非讼程序可依托其非争议性快速推进,加速涤除登记之诉的进程。该程序与《公司法》第233条第1款规定的强制清算程序、民事诉讼法上的督促程序具有相似性,均以公司自治失灵或债务人拒不履行义务为前提,而后两者均属非讼程序。

  (三)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的程序的具体规则

  程序启动上,该程序无需原告另行申请,应解释为涤除登记之诉的起诉状中已默示包含启动该程序的意思。程序启动需满足两项条件:一是督促文书能够实际送达公司;二是原告提供公司住所地等基本信息,该条件可以体现在前述起诉状中。

  程序续行上,法院经审查符合启动条件的,应在送达起诉状副本时一并向公司发出督促确定新法定代表人的文书,该程序应置于审前准备阶段。督促文书至少应载明:案件基本情况、指定的选任期间(参照《公司法》规定为送达之日起30日内)、公司提出异议的权利与期间、逾期未选任以及不提出异议的法律后果。

  程序终结上,该程序存在三种终结情形:第一,公司在指定期间内确定新法定代表人的,应当判令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第二,公司逾期未确定新法定代表人或未参加诉讼的,应当判令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涤除登记信息。第三,公司提出异议,主张原告尚未穷尽公司内部救济的,转向涤除登记之诉的审理。法院认定原告已穷尽公司内部救济且满足胜诉要件的,判令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涤除登记信息,无需重启非讼程序,因公司异议已表明其拒绝选任新法定代表人;认定未穷尽公司内部救济的,裁定驳回起诉。

四、结语

  公司法与诉讼法关系密切,二者需要协同实施。尤其是因公司法具有组织法与交易法相结合的特征,故公司诉讼具有很多区别于普通民事诉讼的独特程序法理和规则。涤除登记之诉的程序构建,涉及司法介入公司自治的条件与界限、程序要件与实体要件的关系、非讼程序与争讼程序的衔接等多个方面,相关问题仍需理论和实践基于系统思维进一步深入讨论。


  (本文文字编辑李贵柠。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论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之诉的程序构造》

参考文献

本文选编自庄诗岳:《论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之诉的程序构造》,载《法律适用》2026年第10期。
【作者简介】庄诗岳,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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