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瑕疵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研究
2014年11月11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随着现代公司的发展壮大,股权也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法律载体,股权流转日益频繁。股权转让指向的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含上市公司),然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股权流通性更强,股权转让自由原则因而贯彻的也更加彻底。司法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出现纠纷的状况比较多,此类纠纷也是司法裁判研究的重点。我国现行《公司法》第三章对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程序和限制作出了规定,但未涉及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以及合同效力与股权变动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在司法实务操作中无统一适用标准的困境,各地法院做出的司法判决也大相径庭。本文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出发,讨论在特定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效力,以作梳理与整合。
一、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和股权变动的确定标准

股权转让那是股东将其对公司所有之股权转移给受让人,由受让人继受取得股权而成为公司新股东的法律行为[1]。但是,由于《公司法》并没有规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等问题,于是“股权转让合同何生效”、“股权何时发生变动,股权转让的生效时间是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时,还是公司将受让方载入股东名册之时,抑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之时”等疑问就成为在解决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和股权变动的确定标准时必须面对的难题。

股权转让合同与其他合同一样,其效力也存在着有效、无效、可变更或可撤销、效力待定的区分;股权转让合同究竟是自成立时生效,抑或是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完毕之时生效,《公司法》没有对此做出规定。根据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2],依法成立的合同原则上采取成立即生效主义,除非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有学者认为,“鉴于《公司法》与《合同法》在股权转让合同规制方面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当坚持成立生效主义为原则,批准生效主义或者登记生效主义为例外的司法态度;虽然批准生效主义与登记生效主义旨在贯彻社会公共政策目标、捍卫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但股权转让合同毕竟为私法行为,为弘扬契约自由精神、鼓励股权流转确认批准或登记生效的强制性规定越少越好;股权转让合同的批准主要限于国家股权和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等情形。”[3]

明确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一般原则之后,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解决股权转让合同与股权变动之间的关系,也即股权转让效力的确定标准问题。有学者认为,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时间不同于合同项下股权变动的时间;其理论依据是物权行为独立于债权行为,股权变动行为亦独立于股权转让合同[4],法律依据是我国《公司法》第73条之规定[5]和第32条第3款的规定[6],认为第73条中的“转让股权”应当是指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结合前述两条的立法原意,兼顾买房的缔约目的与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应对股权变动采取公司内部登记生效主义与公司外部登记对抗主义相结合的态度。也有学者认为,内部登记与外部登记即工商登记都是公示的方式,都是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要件,缺少其中任何一项登记,股权转让行为均不发生法律效力[7]。还有学者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行为生效的条件是其他股东对转让行为的批准以及对有限购买权的放弃,而内部变更登记和外部变更登记均不能被看成是股权转让生效的要件。[8]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股权转让效力的确定标准是什么,应当明确的是,尽管股权转让的效力与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二者紧密相连,但却是不同的概念。从逻辑上看,取得股权是买方缔约履约的目的,缔约履约是取得股权的手段[9];从效力范围来看,股权转让合同是转让人与受让人双方订立的、基于债权的相对性,仅对转让人和受让人产生拘束力,对公司、其他股东、第三人不产生效力,而股权转让的效力从过程上看是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对各参与主体产生的法律效力的集合。[10]因而,有学者建议,鉴于股权变动以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为前提,买方欲圆满取得股权,应重视缔约履约的细节管理尤其是尽职调查工作;鉴于前述公司内部登记生效主义和外部登记对抗主义的法律意义,卖方还要关注自身的法律规则,及时跨越公司内部登记和外部登记的双重法律门槛,以避免股权受让目的之落空[11]

二、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分析

有限公司瑕疵股权转让是指在转让主体、转让客体、转让程序或转让效果上具有瑕疵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瑕疵股权转让不仅仅指瑕疵出资情况下的股权转让,而是一种广义上的瑕疵股权转让,即除瑕疵出资外,还包括转让主体瑕疵、转让过程瑕疵和转让效果瑕疵等几种情形.[12]在司法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大多以协议方式进行[13],因此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是有限责任公司瑕疵股权转让中的重要问题,下文将就此展开。


(一)名义出资股权与隐名股东股权的转让合同

公司实践中名义出资的情形很多,公司实际出资人借用他人名义出资设立公司或者认购公司股权,并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公司文件上以他人名义记载股东资格[14];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隐名股东。隐名股东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规避国家法律的限制性规定而采取隐名投资的方式。就此而言,主要分为两中合同效力问题:一类是名义出资人向第三人转让股权而实际出资人不同意转让的合同;另一类是实际出资人向第三人转让股权而名义出资人不同意转让的合同。

确定上述两类合同的效力问题主要是如何认定股东资格并确认谁享有股权。长期以来,学界和实务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实质说”认为,出资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对价,实际出资人具有与公司建立股东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实际出资人应当确认为公司股东;“形式说”认为,名义出资人已经在公司章程记载和公司登记,符合法律规则意义的形式特征,名义出资人应当确认为公司股东。有学者认为,“实质说”仅强调维护投资安全而忽视了交易安全的维护,“形式说”则仅强调维护交易安全而忽视投资安全,两者都存在一定不足;对于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着眼于适度平衡投资安全和交易安全的社会需要:一是要考虑名义出资目的,二是要考虑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的约定,公正合理的处理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问题。[15]

也有学者认为,应当从商事公示主义及外观主义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即是说,为使得商事主体人格之设立、变更与终止以及一些重大的商事活动能够产生社会公信力,立法明确要求须采用公告和登记等方式予以公示;鉴于此,为保护善意第三人,此时对隐名股东资格认定则应以形式特征为准,凡是已经在工商登记事项,除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属于虚假陈述以外,均推定为真实事项并具有法律上的公信力;隐名股东对确信登记真实而进行交易的第三人不得以具备股东的实质特征予以抵抗,以此维护交易安全和效率。据此,在与公司第三人认定股东资格凭证应主要为工商登记材料,应当确认显名投资人的股东身份。[16]


(二)瑕疵股权的转让合同

瑕疵股权主要是公司设立时股东未出资、出资不实以及公司设立后股东抽逃资金等形成的出资瑕疵股权。出资瑕疵股权转让涉及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瑕疵股权责任承担认定等问题,本文仅讨论瑕疵股权转让的合同效力。实践中,股权受让方往往以欺诈或者显示公平为由,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或请求撤销转让协议、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或者请求调整股权转让款。

关于未出资或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公司股东与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理由是,股东是向公司投入资金并依法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人;基于股东地位而可对公司主张的权利,为股东权;股份的原始取得,以对公司出资为必要条件,股东未出资,意味着实际上不具备股东资格,不享有股权,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就当然无效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视该公司是实行实缴资本制还是认缴资本制而定,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判断结果[17]。然而,也有学者主张瑕疵转让合同绝对有效,其认为出资行为是否存在瑕疵与股东资格的认定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出让人在出资环节存在瑕疵,亦不足以否定出让人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股权转让实质上是股东资格或股东身份的转移,瑕疵出资股东仍有权与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18]

近来比较有力的学说认为,股东未出资或者出资不实等情形不影响股权的设立和享有,瑕疵股权仍具有可转让性,瑕疵股权转让并不当然无效,这是基于公司具有外观性和公示性等商事特征,但是瑕疵股权转让也不一定当然具有法律效力,还应当考虑受让人是否明知或应知股权瑕疵的情形在另行判断[19]。也有学者持相似的看法,认为如果卖方在签约时将自己瑕疵出资的事实如实告知买方,买方知道或应知这一事实,却仍然受让股权,则股权转让合同有效,如果卖方在签约时隐瞒了出资瑕疵的事实,致使买方签约时一无所知,则买方有权以被欺诈为由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或者变更股权转让合同[20]


(三)转让程序瑕疵的股权转让合同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程序瑕疵,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转让过程中侵犯了其他股东的有限购买权的行为,也即违法我国《公司法》第71条规定的情况[21]。关于涉及转让程序瑕疵的情况下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如何,理论界存在以下几种学说:

第一,有效说。即认为股权转让合同原则上成立就生效。“在我国,除国有独资公司、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要办理批准手续外,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采纳的都是成立生效主义。”[22]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符合《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应当是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之一,虽然满足该要件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的生效,但未满足该要件的合同必定不能生效[23]

第二,无效说,认为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如果没有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和放弃优先购买权的程序,应当无效[24];“法律行为因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一直已经成立,但是否生效取决于法律的特别规定”[25],即我国《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但有学者批评认为,此时将股权转让合同定性为无效,可能损害其他股东漠视同意或追认同意股权转让的权利,可能违背《公司法》的本意[26]

第三,可撤销说,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如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和放弃优先购买权,即转让条件不成就,转让程序上存在缺陷,侵害其他股东权利,其他股东对合同享有撤销权,签订的转让协议属于可撤销的合同[27]。关于可撤销,有学者认为,“撤销的情形多限于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瑕疵的情形,并且享有撤销权的是被撤销法律行为的当事人,而在此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意思表示瑕疵,只是违反了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另外只有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可提出撤销主张,法院、仲裁机构无权在当事人未提交申请时主动撤销该行为,如果由当事人以外的其他股东行使撤销权也在法律上欠缺依据。”[28]

第四,效力待定说,认为出资转让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表明股权的出让人在有效出让自己的股权时没有完全独立进行意思表示的能力,处于类似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地位,应该类推适用《合同法》第47条的规定,该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29];有学者认为,解决此问题的方式是,赋予受让方事后请求股东予以承认的权利,如果仍不获同意,可以请求公司指定新的受让人或者请求其他股东买入该股权[30]。支持该说的学者认为,违反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转让股权,损害了公司的人合性和信赖关系,也损害了其他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因而是效力待定[31];也有学者认为,认定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放弃有限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一方面是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成为可能,而非绝对的无效,另一方面兼顾了其他股东的利益,维持公司的人合性[32]

本文认为,应当将转让程序瑕疵的转让合同认定为有效。在此,本文同意上述论者对于无效、可撤销观点的评述意见,但是对于效力待定的观点不敢苟同。首先,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待定的情形并不包含上述情况,可以说将转让程序瑕疵的转让合同认定为效力待定于法无据。其次,将前述合同认定为有效并没有侵犯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和信赖关系,也没有损害其他股东的权利,因为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是一方面,股权能否转让是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二者显然存在差别。第三,将前述合同认定为有效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因为《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并非强制性规定,仅为程序性的规范;认定有效也是尊重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处分自己权利的权利,至于合同能否履行则是另外的问题。


(四)履行效果瑕疵的股权转让合同

履行效果违法的股权转让合同分为两类:一类是归一型股权转让合同,即指导致公司股份集中于股东一人名下或全体股东以外的第三人一人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合同;另一类是超限型股权转让合同[33],指因股权转让而导致股东人数超过《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人数上限;在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的人数上限是50人。因2005年公司法修改后添加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类型,故而本文在此仅讨论超限型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关于此,我国《公司法》尚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存在两种学说:

第一,无效说。该说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上限为我国《公司法》的一项强制性要求,不得随意违反。认定导致股东人数超过上限要求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有利于避免出现投资者利用公司从事欺诈的情形发生,此为保护交易安全之必然[34]。也有学者从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和封闭性的角度主张认定合同无效[35]。从各国立法来看,《韩国商法》第556条第2款、《日本有限公司法》第19条第8项等都规定,除遗赠外,因出资转让(股权转让)致股东总数超过该法规定的人数时,其转让无效[36]

第二,有效说。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的认为,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公司法》第24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人数上限的条文规定在第2章“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之中,严格说来,该条款并不适用于公司设立之后的存续活动包括股东的股权转让活动;我国《公司法》亦未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超过50人作为公司的法定解散事由,根据契约自由的精神,不得将该协议视为无效,法院 既不能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也不能判决解散公司[37]。也有其他学者认为,股股东人数因股权转让而超过法定人数上限时,可以采取其他方式保护交易安全:如股东协商让部分股东退出以及变更公司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等[38];此观点得到学者的认同,其认为我国《公司法》一方面有必要对此种情况下的股权转让的有效性予以确认,另一方面应为股权转让后股东人数超过法定上限的公司设定补正期,促使其尽快满足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条件[39]

就履行效果瑕疵的股权转让合同而言,学者们还较多的论及了“部分权能”转让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不仅理论界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司法实务界的操作也不统一。理论界的观点大体上有三种:

第一,肯定说。为尽量拓展当事人的合同自由空间,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中强制性规定、公序良俗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前提下,股权部分权能的转让在效力上应当受到尊重[40]。美国学者克拉克认为,“如果没有相反协议或特许条款,所有这些权利(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都可以作为一个单元转让(股东可以将这些权利出让),而无需公司的其他股东或者董事和高级职员的同意。”[41]但该说下也有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股东权利均可以自由让渡给第三人,如股东依据《公司法》第34条享有的有限认缴出资的权利即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等不得作为单独转让的内容。[42]

第二,否定说,此说认为,股权权能不能脱离股权本身而单独转让。“股份一旦转让,则属于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概由受让人继受,此即股东权的概括转让原则。股东权的概括转让原则决定了股东权利转让的效果与一般财产(包括物权和债权)的转让效果稍有不同。”[43]韩国也有学者持这一观点,认为虽然股份是由盈余分配请求权、表决权等多种权利组成,但不能分离其中一部分单独转让。[44]

第三,区分说。该说认为,抽象的共益权可直接转化为具体的权利,而成为转让的对象,如关于股权性质的社员权说认为“股东是公司的社员,股份是股份公司社员的证明,应允许共益权转让或继承”[45];但共益权中的表决权不能单独成为转让的对象,该权利与股东的所有权永不分离,从国外的立法来看,许多国家的公司法均禁止股东表决权的单独转让。[46]有的学者概括性认为,就股权中包含的各种抽象权能,即期待性权利的转让而言,否定说是合理的;但就股权的各种具体权能,即既得性权利的转让而言,肯定说更能令人接受;抽象的自益权必须基于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决议才能具体化,在未具体化之前,属于期待性权利,不能独立于股东之外而存在,必须依附于股东,且不能转让;在具体化之后,就可成为转让的对象,并以此作为基础来判断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47]

综合来看,无论是法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对股权权能抽象形态不具有转让的可能性较为认同,但在股权权能具体化之后的可转让性方面则存在严重分歧。至于部分权能转让情况下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如何,基于以上三种观点可以得出不同结论:在肯定说和区分说之下,对可疑单独转让的股权权能进行转让的股权转让合同是有效的;而否定说和区分说之下,对不可单独转让的股权权能进行转让的股权转让合同则相应的被认为是无效的。[48]

三、变更登记手续对瑕疵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

现行《公司法》第73条规定(具体法律条文见前文注)了股权转让后的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公司法第32条第三款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4条[49]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后的工商变更登记。关于股东名册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二者的法律效力,学界和各国立法均有不同的意见;但就二者与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而言,共识认为变更登记与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无关,仅与股权的变动有关;就上述意见的适用而言,对于瑕疵股权转让和正常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存在差别。

关于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是生效主义,认为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是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非经股东名册变更登记,不生股权转让的效力。“办理公司内部股东名册变更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股权的变动,即原股东股东权的消灭以及新股东股东权的产生。这是公司内部登记生生效主义的真正内涵,强调股东权关系是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至于公司在公司登记机关是否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则在所不问。”[50]就公司内部关系而言,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之时视为股权交付、股东身份(股东权利、义务、风险和收益)开始转移之时。[51]对股权转让采取股东名册变更登记生效主义的立法例有《澳门商法典》第366条[52]和《香港公司条例》第101条[53]

第二种是对抗主义,认为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是股权转让的对抗要件,其中又分两派:一派认为股东名册变更登记使股权转让具有对抗公司的效力,而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另一派则认为股东名册变更登记赋予股权转让的对抗效力不仅及于公司,而且及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54]。采前者观点的立法例有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65条[55]、法国《商事公司法》第20条前段[56]以及《意大利民法典》第2479条[57],采后者观点的立法例有《日本有限公司法》第20条[58]及《韩国商法典》第557条[59]

事实上,生效主义和对抗主义的界限并非十分明确,赞成生效主义的大部分学者也赞成股东名册变更登记确立了股权转让的对内效力,即对抗公司的效力。如前所述,股权转让的效力应当与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进行区分,如果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尚不能赋予受让人对抗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效力,那么股东名册对内的公示作用将不复存在。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是否具备对抗第三人的效力”[60]。就此而言,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为:第一,第三人一般不易了解公司内部情况,以此股东名册记载也就不具有对外的对抗效力;第二,我国《公司法》第32条第三款规定的第三人应当不包括公司的其他股东,该条从肯定工商变更登记之外部对抗力的角度,间接否定了股东名册的外部对抗效力。

关于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的法律效力,同样存在两种观点。

持生效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非经工商变更登记,股权变动不生效力。“股东的股权产生于工商设立登记,在法律上,以登记获得的权利通常都以登记的形式转移,因此,股权转让当然也应以变更登记为要件,这实际上是物权转让登记的公示力、公信力的要求。”[61]

持对抗主义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是否办理工商登记,解决的是股权转让是否能够对抗第三人的问题,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是股权转让本身的效力判断并不依赖于工商登记。“所谓对抗效力,仅指公司经由公司登记机关将股权变动的信息披露给社会公众,并推定社会公众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些披露信息,如果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且股权交付后,公司怠于前往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合同自身的效力和股权变动的效力并不因此受到影响,只不过股权转让双方不能凭转让合同或者公司股东名册对抗善意第三人而已。”[62]支持对抗主义观点的学者基于以下理由:第一,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才是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第二,符合《公司法》第32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三,符合工商登记对股权变动的公示性效果。

综上所述,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时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经过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受让人即成为公司的股东,行使股东权,但这种股权仅能对公司及其他股东主张,不能对抗第三人;工商变更登记非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其解决的仅是股权转让后对抗第三人的问题,也即仅具有对抗效力。此外,必须明确,无论是股东名册变更登记还是工商变更登记,均与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无关。

[ 结语 ]
        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是人民法院受理经济纠纷案件中经常会涉及到的问题。除股权转让当事人之外,公司和公司的其他股东、债权人以及股权转让方的债权人都可能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提出质疑。由于股权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内涵的包括财产权在内的综合性权利形态,其转让自然受到所中法律规则的限制。在认定有限责任公司瑕疵股权转让合同效力时,必须坚持区分合同效力和股权转让的效力;必须根据《合同法》、《公司法》等法律规定以及商事理论的相关原则来确定具体合同的效力,必须在肯定股权转让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公司、公司的其他股东、债权人以及善意第三人的权利保护。
                                                                          (作者:汪 洋)
[ 注释 ]

[1] 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308页。
[2] 该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3] 刘俊海:“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月第12期,第2页。
[4] 此观点被某些学者所赞同,参见叶金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初探——兼论《公司法》第35条之修正”,载《河北法学》2005年6月第6期;就此观点而言,类比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不一定恰当,采取合同效力和股权变动效力相区分的理论解释或许更加有说服力,也与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相协调。
[5] 该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
[6] 该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7] 参见孙瑞玺:“影响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因素及观点综述”,载中外民商裁判网http://www.zwmscp.com/a/minshangfazonglun/gongsiyuzhongzu/2010/0709/7697.html,最后访问2014年6月8日星期日。
[8] 参见甘培忠:《企业与公司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四版,第308-309页。
[9] 同注2.
[10] 参见赵军伟:“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效力研究”,载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年;转引自甘培忠、刘兰芳主编:《新类型公司诉讼疑难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234-235页。
[11] 同注2.
[12] 甘培忠、刘兰芳主编:《新类型公司诉讼疑难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231页。
[13] 同注8,第298页。
[14] 古锡麟、李洪堂:“股权转让若干审判实务问题”,载王保树主编:《实践中的公司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49页。
[15] 同注14。
[16] 同注12。
[17] 参见李后龙:“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载《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第73页。
[18] 参见俞宏雷:“瑕疵出资股权转让及其民事责任的承担”,载刘贵祥主编:《中国民商事审判新问题》,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45页。
[19] 同注14.
[20] 参见刘俊海:“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月第12期,第2页;李后龙:“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载《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第73页。
[21] 关于公司股东违反公司章程的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而与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由于涉及的内容较多且较为复杂,故将另辟专题予以介绍,本文中将不做涉及,
[22] 参见肖龙、孙小平、王忠:“从个案谈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若干问题”,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9期,第55页。
[23] 参见甘培忠、刘兰芳主编:《新类型公司诉讼疑难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254页。
[24] 参见王艳丽:“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再认识”,载《法学》2006年第11期,第14页。
[25] 邹海林:“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行为辨析”,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6月20日第4版。
[26] 参见赵军伟:“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效力研究”,载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年;转引自甘培忠、刘兰芳主编:《新类型公司诉讼疑难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234-235页。
[27]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28] 参见王欣新、赵芬萍:“三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中的法律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5月19日第4版。
[29] 同前注,第280页。
[30] 参见杨钧、林晓镍:“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载奚晓明主编《中国民商审判》(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31] 同注14.
[32] []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林华伟、魏旻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33] 参见潘福仁、史建三等:《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司法疑难问题》,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34] 参见潘福仁、史建三等:《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司法疑难问题》,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35] 参见李后龙:“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载《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第73页。
[36] 参见杨大川:“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转让立法的比较与借鉴”,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1期,第118页。
[37] 参见刘俊海:“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月第12期,第2页。
[38] 参见潘福仁、史建三等:《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司法疑难问题》,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4-85页
[39] 参见甘培忠、刘兰芳主编:《新类型公司诉讼疑难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260页。
[40] 参见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
[41] []罗伯特•C•克拉克:《公司法则》,工商出版社1999年版,第633-635页。
[42] 参见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43] 参见丁茂中:“股权转让疑难问题研究”,载漆丹主编:《中国疑难法律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转引自甘培忠、刘兰芳主编:《新类型公司诉讼疑难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260页。
[44] 参见吴日焕译:《韩国公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
[45] []末永敏和:《现代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你那版,第60页。
[46] 潘福仁主编:《股权转让纠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47] 参见李后龙:“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载《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第73页。
[48] 参见甘培忠、刘兰芳主编:《新类型公司诉讼疑难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261页。
[49] 该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
[50] 参见肖龙、孙小平、王忠:“从个案谈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若干问题”,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9期,第55页。
[51] 参见刘俊海:“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载《法学家》2007年第6期,第74页。
[52] 该条第三项规定,股之移轉在未以書面方式通知公司前,對公司不產生效力。
[53] 该条规定,……任何持有有效的购股协议,其姓名却未记入股东名册的人不是股东,他对股权的权益如有的话,也只是受益权,不能得到公司的承认。转引自参见甘培忠、刘兰芳主编:《新类型公司诉讼疑难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266页。
[54] 参见甘培忠、刘兰芳主编:《新类型公司诉讼疑难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266页。
[55] 该条规定,记名股票之转让,非将受让人之本名或名称记载于股票,并将受让人之本名或名称及住所或居所,记载于公司股东名簿,不得以其转让对抗公司。
[56] 该条规定,公司股份转让应以书面予以确认,股份转让按民法典第1690条规定的形式对抗公司。
[57] 该条规定,股份转移自在股东名册登记时对公司有效。
[58] 该条规定,份额的转让,非在股东名簿上记载取得者之姓名、住所及转移的出资股数,不得以此对抗公司及其他第三人。
[59] 该条规定,转移持股,若未将取得人的姓名、住所及其标的——出资份额记载于社员名册,则不得以此对抗公司及第三人。
[60] 参见甘培忠、刘兰芳主编:《新类型公司诉讼疑难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267页。
[61] 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62] 参见刘俊海:“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转让若干问题研究”,载奚晓明主编:《中国民商审判》(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页。

[ 参考文献 ]

1. 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2. 甘培忠:《企业与公司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四版。
3. 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 甘培忠、刘兰芳主编:《新类型公司诉讼疑难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5.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 潘福仁、史建三等:《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司法疑难问题》,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7. 潘福仁主编:《股权转让纠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8. [加]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林华伟、魏旻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9. 参见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0. 刘俊海:“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月第12期,第2页。
11. 李后龙:“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载《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第73页。
12. 古锡麟、李洪堂:“股权转让若干审判实务问题”,载王保树主编:《实践中的公司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49页。
13. 杨大川:“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转让立法的比较与借鉴”,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1期,第118页。
14. 肖龙、孙小平、王忠:“从个案谈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若干问题”,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9期,第55页。
15. 杨钧、林晓镍:“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载奚晓明主编《中国民商审判》(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6. 王艳丽:“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再认识”,载《法学》2006年第11期,第14页。
17. 邹海林:“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行为辨析”,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6月20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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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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