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连杰:风险分配视角下情事变更法效果的重塑——对《民法典》第533条的解读
2021年2月28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民法典   情势变更   法律解释
[ 导语 ]
       我国《民法典》第533条正式确立了情事变更制度。在风险分配的视角下,有必要对该条款中的“重新协商”“变更”和“解除”进行重新检视。对此南京大学法学院尚连杰副教授在《风险分配视角下情事变更法效果的重塑——对〈民法典〉第533条的解读》一文中,从风险分配的角度切入,主张无论是重新协商、变更、解除抑或合同解除之后的损失分担,实质上均为风险分配的工具。在此体系之内,可跳出“权利—义务”的逻辑框架,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重新协商的意义。同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面向,对变更与解除进行具体化作业,并确定合理的损失分配方案,即解除合同后的损失原则上应由双方当事人平均分担,例外情况下可根据双方的经济能力以及是否有投保等因素进行调整。
一、情事变更作为风险分配问题

(一)合同中的风险类型及其分配

合同中的风险是一种与合同履行、合同标的价值相联系的客观不确定性。依据合同意旨来看,如果基于错误设想而对合同一方当事人产生的交易上的不利恰恰包含在遭受不利的一方当事人的风险范围之内,则不导致修正合同。

情事变更制度旨在对设想与现实不一致时的风险进行分配。可将合同中的风险分为“常规风险”和“异常风险”,二者的判断标准主要在于风险是否可被预见并预作防范。情事变更原则解决的就是对异常风险的分配问题。这种风险是当事人所未承接的,不在约定或法定的风险射程之内。

(二)异常风险的分配与漏洞填补

根据“合同构成”理论,情事变更应被定位于合同内容的确定。当事人可通过明示合意或默示合意来分配风险,而默示合意往往通过解释来探知。一般风险分配指针是一种抽象的基准,它旨在确定特定交易中通常应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风险。

风险分配与合同内容的确定是紧密联系的。当发生情事变更时,因为当事人的设想与现实间的不一致催生了合同漏洞,所以需要对漏洞进行填补。在此意义上,情事变更既涉及风险分配,又涉及合同漏洞填补。作为漏洞填补后的遗留问题,合同解除后当事人所受损失的分担须在风险公平分配的理念之下进行。

二、重新协商的功能主义再定位

(一)重新协商的定性及其评析

关于重新协商的性质,学理上存在义务说、不真正义务说、非义务说和权利说。

重新协商具有“不可强制性”,其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行为,尚非义务。当事人拒绝协商也只是放弃了对合同内容进行重塑的机会,不宜认定当事人拒绝协商是对义务或不真正义务的违反,“义务说”和“不真正义务说”难以成立。

重新协商不宜被权利化。如果承认双方均具有再交涉权利,则当事人亦有放弃的自由。“权利说”所主张的再交涉权利又包含着必须实质交涉的义务的观点,实际上只是换了一种视角对重新协商义务进行观察,未能实现对“义务说”或“不真正义务说”的超越。“此外,按照“权利说”的观点,双方既互相行使形成权,又互相接受对方的“形成”,即产生“双方形成”的局面。这会带来内在逻辑上的矛盾。

(二)功能主义视角下的理论诠释

可以跳脱出“权利”“义务”的话语体系,将重新协商视为一种导向合意分配风险的工具。从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民法典》第533条之所以引入“重新协商”,一方面是考虑到司法变更或解除的“他治”色彩,旨在通过重新协商尽量实现私法自治,另一方面也有节约交易成本的考虑。藉由私法自治低成本地实现风险分配,这是重新协商的核心功能。

三、透过补充解释实现风险分配

(一)变更与解除作为解释问题

从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无论是情事变更制度还是补充解释制度,涉及的都是合同漏洞填补以及合同风险分配问题。因此,可以摒弃对二者的模糊区分,将情事变更制度置于补充解释的“作用域”。从风险分配的角度看,适用情事变更原则产生的效果仅是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将契约未作规定的重大风险重新分配给当事人。在当事人无法经由重新协商就如何分配风险达成合意时,可以经由补充解释来完成风险分配,同时也存在对合同漏洞的填补问题。从漏洞填补的角度观之,由于错估了事物的发展,所以对于当下发生的情形,双方当事人有意或无意地未通过合同予以约定。此时,通常需要根据假设的当事人意思对合同作出补充解释。

正因补充解释是对当事人真意的模拟,所以可能会遭受“反自治”的诘难。对此,《民法典》第533条第2款要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根据公平原则进行考量,这表明立法者已经明确了通过司法力量进行外部衡平的态度。此外,由于情事变更下的补充解释与蕴含自治思想的合同严守之间未必张力十足,在《民法典》第533条的既定框架下,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立较为具体可操作的补充解释规则,从而使得法官“戴着脚镣跳舞”。

(二)补充解释的规则及其展开

依据《民法典》第510条的规定,补充解释的方法包括依整体解释补充和依交易习惯补充。根据《民法典》第142条的规定,“行为的性质和目的”和“诚信原则”对于补充解释亦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其中,根据行为的性质和目的进行解释是指,在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时,应当根据当事人之意思表示所追求的目的对有争议的意思表示进行解释。综合上述两个条文,在通过补充解释确定合同内容时,“合同目的”“合同整体”“交易习惯”“诚实信用原则”可供参考。

在通过补充解释确定合同内容时,可依据“合同目的—合同整体—交易习惯—诚实信用原则”的层次结构,从前到后,依次进行。当从“合同目的”“合同整体”以及“交易习惯”中不能导出变更依据时,作为例外,可援引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进行变更。此时,法官应负有较高的论证义务。因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比较模糊,在个案中要借助各种方法将其具体化,所以应当进行更充分的说理论证,藉此强化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客观基准的正当性。从形式上看,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平原则均为民法的基本原则。然而,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并非位于同一层面。可将“依据公平原则……”理解为一般法律思想的宣示,而具体的裁判功能仍需借助包含诚信解释的补充解释规则得到实现。因此,在公平原则之下,导入补充解释规则可以使得《民法典》第533条的法效果输出更具操作性。

四、合同解除后的损失分散机制

如果法院经过补充解释的作业,最后解除了合同,应发生何种效果?对此,《民法典》第533条未予明示。根据《民法典》第566条第1款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当法院或仲裁机构适用情事变更规则解除合同后,恢复原状自属应当,但是否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换言之,当事人是否可因情事变更而免责?对此,理论上存在免责说、损害赔偿说和损失分担说。

在免责不分担、损失分担、信赖利益赔偿和履行利益赔偿几种方案之中,相较而言,损失分担的方案更为合理。一概由当事人平均分担损失的做法过于刚性,而完全依据动态体系思想则弹性过大,更为可取的思路是创设一个基本的损失分担框架,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调整。申言之,原则上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平均分担损失,不过,如果一方当事人拥有明显较强的经济能力或者进行了投保,那么,该当事人可以在二分之一的基础之上适度多分担一些损失。

五、结语

历史上,情事变更原则与契约严守原则存在二律背反的问题。不过,由于重新协商这一程序的导入以及补充解释中对合同目的以及合同整体的参照,二者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情事变更原则旨在合理地分配风险,避免一方当事人终局地承担所有风险。基于私法自治原则,应首先诉诸当事人的合意,当合意不达时,可通过补充解释来填补合同漏洞,进而实现重塑合同内容或解放一方当事人的目的。若因解除合同给另一方造成了损失,原则上应由双方平均分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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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链接:《风险分配视角下情势变更效果的重塑——对〈民法典〉第533条的解读》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尚连杰:《风险分配视角下情事变更法效果的重塑——对〈民法典〉第533条的解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1期。
【作者简介】尚连杰,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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