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珊:捐精捐卵背景下,应肯定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
2021年4月3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民法典   民事权利   个人信息   亲子关系
[ 导语 ]
      我国配子捐赠辅助生殖后代无权知晓捐赠者的任何信息,仅仅是出于婚姻咨询需要时方能确认是否可以与拟结婚对象结婚。相关数据显示,借助配子捐赠进行辅助生殖的后代越来越多,这些后代在具有基本认知能力且知晓自己的出生方式后,进而想知晓其基因来源配子捐献者的相关信息再正常不过。因此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的研究有着广泛的现实需求和一定的前瞻性,但我国现阶段对该权利的研究较少。对此,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李晓珊讲师,在《论配子捐赠辅助生殖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的权利属性、权利内涵、与其衍生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为该新兴权利的立法路径提出个人看法。
一、配子捐赠辅助生殖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的属性和内涵

(一)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的人格权属性

配子捐赠辅助生殖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可以界定为:自然人依法享有的获知与自己有基因学上的关系的配子捐赠者的血统来源的权利,具有人格权属性。

第一,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应属人格权的范畴。个人身份和自我的构建不仅建立在防止个人信息泄露给他人的基础上,还建立在从他人那里获得自己相关信息的必要性上。第二,该权利应在亲子关系中审视。应明确,即便后代被赋予基因来源知情权,也无权要求确认与捐赠者之间的亲子关系。第三,进一步讲,该权利应属具体人格权。其有明确的权利主体、权利内容、义务主体和人格要素等。

(二)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的权利内涵

1.明确的权利主体

该项权利行使主体应是年满18周岁的借助配子捐赠而出生的后代。如果后代未满18周岁,但因某些生理、心理等疾病有治疗的需要时,也应当允许其获取配子捐赠者的相关资料,此时由其监护人代为行使权利。

2.明确的权利客体

后代基因来源知情权的权利客体是捐赠者的个人信息。此处涉及两个层面问题:一是配子捐赠是否还需要坚持“匿名原则”?应认为匿名原则是指配资捐赠者在捐赠时向后代及受术夫妇隐匿身份而向精子库以及医疗机构公开身份。二是后代有权知晓的是捐赠者的可识别身份信息还是非可识别身份信息?对此,在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的语境下,基金来源信息应作扩大解释,采用立法上的类型化这一分析工具。捐赠者有权选择在捐赠时是否匿名,捐赠者的信息也应当分为可识别身份的信息和非可识别身份的信息。姓名、身份证号、出生日期、出生地点、捐赠时的住址等个人信息属于可识别身份的信息;身高、肤色、体重、籍贯、 五官的描述、头发的颜色、生理特征、特长、性格、兴趣爱好、生活习惯等属于非可识别身份的信息。后代可以获知的是非可识别身份信息

3.明确的权利内容

该项权利的内容主要是指能够在法定条件成就时,后代获得配子捐赠者的能够帮助配子捐赠的后代建立自我认知的信息(非可识别身份信息);当后代有婚姻方面的咨询需要时,还有权获得自己以及拟结婚对象是否存在近亲结婚的风险的信息;当后代有治疗疾病的需要时,还应有权获得捐赠者相关基因或者是否存在遗传病等方面的信息。需强调的是,后代行使其基因来源知情权的前提是知晓自己是利用人工辅助生殖方式出生的(父母自愿告知)。

4.明确的义务主体和义务内容

该项权利的义务主体应当是负有保管配子捐赠者相关资料的机构。其应履行两项义务:一是保管义务,主要指保管好配子捐赠者的相关信息;二是信息提供义务,即在后代满足法定条件时,为其行使知情权提供便利。

二、法律解释路径的不适当性

在我国,以人格权的视角来审视配子捐赠辅助生殖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能更好地权衡各方利益。对一项权利的认可,也是对该权利划定边界的过程,通常采取立法或法律解释两种方式。法国、德国试图采取法律解释的路径解决问题,但是于我国而言效果均不理想:

法国依照《欧洲人权公约》的“保护私人生活”条款和民法典的“尊重私人生活条款”未能使法官在判例中承认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概因具体人格权的边界模糊。而法官在诸多利益的衡量中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进而作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我国民法典没有类似于法国民法典一般意义上的保护自然人的私人生活条款,若后代基于侵权责任编第990条第2款规定的“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来实现自己的知情权,则需要法官进行利益衡量,而法官通常会选择放弃后代的这一权利。

德国则以宪法判例对配子捐赠辅助生殖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作出了认可,但宪法判例的路径目前在我国显现出不适当性。为避免宪法司法化,最高人民法院的多项文件强调:法官在判决中不得直接援引宪法。

三、在民法典的亲子关系部分中确权的适当性

在立法中确权,为该项权利划定较为清晰的边界,并辅以细则规定更为妥洽。但随后产生的问题是:法律一旦允许后代知晓基因父母的信息,将产生何种效果?第一,是否会导致捐赠者减少?第二,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如何化解?

(一)后代基因来源知情权的实现不会损害公共利益

就精子捐献来看,废除匿名原则将会造成捐赠人数减少这一观点并没有获 得定论。2007年英国废除匿名原则后的12个月中,登记捐赠精子的人数同比增长了6%。卵子捐赠似乎更不可能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现实中,捐献者被视为英雄,同时卵子捐赠者更倾向于追踪其卵子的去向。总之,废除匿名原则不必然带来我们所担忧的负面后果。

(二)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与牵连利益之间的冲突可以化解

1.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与捐赠者的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可以化解

第一,后代知晓捐赠者的非可识别身份的信息不构成与捐赠者个人信息权的冲突。首先这些非可识别身份的信息基本上属于个人信息而不是隐私,同时,我国个人信息基本上是指可识别身份的信息,非识别身份信息不与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相联系,即便被后代知晓,也不会对捐赠者造成侵权和损害,却能够成为后代探究自己之所以为自己的重要依据。

第二,后代出于医学上的需要而产生的知情权与捐赠者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的冲突可以化解。如果后代患有基因上的罕见遗传病或者与血缘有关的疾病而急需查明捐赠者的可识别身份的信息、病史、个人基因信息等内容,这些信息显然属于个人隐私信息(敏感信息),法律保护力度更强。但是,当面临后代的生命维持的需求时,捐赠者的隐私权应当被适当地限制,即让位于后代的知情权。

2.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与其法律上的父母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可以化解

法律上的父母的隐私权主要是指其生育的治疗情况以及采用的生育方式等信息不被外界知晓的权利。法律上的父母不愿告知实情,无非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担心后代从情感上疏远自己;二是担心后代知晓自己在生育上存在困难而以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考虑到这些因素,父母的隐私权不应当被忽略。是否告知子女其出生方式,应属于家庭养育方面的问题,法律不宜将此纳强行法规范的范畴。但是一子女通过某些途径和渠道获知自己的出生方式,要求父母配合提供相关信息时,父母应有义务帮助子女实现其知情权

(三)在民法典的亲子关系部分中确权是我国的最佳路径

从比较法视野来看,瑞士和奥地利都在民法典中明确赋予了后代基因来源知情权。在民法典的亲子关系部分中确权也是我国的最佳路径。

首先,应区分两个层面的问题。法律承认子女确认其亲子关系的权利意味着子女有权通过基因检测等手段知晓自己与法律上的父母是否存在嫡亲关系,而子女知悉其基因父母的相关信息的权利仍需通过民法典的直接规制之方式予以确立。

其次,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应当纳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的第三章家庭关系的第二节“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中。其主要内容包含:第一,受术夫妇的协助义务。受术夫妇没有义务告知其后代出生方式,不过,一旦后代知晓其出生方式,受术夫妇则应向后代提供相应的帮助;第二,保护后代的被抚养和照顾的权利第三,捐赠者有权选择是否隐匿其可识别身份的信息,但任何时候都不得要求与对方建立亲子关系。后代在年满十八周岁时可以查阅并获得捐赠者的不可识别身份的信息。但是,当危及捐赠后代的生命、健康时,也应当有权在法定监护人的帮助下获得捐赠者的可识别身份的信息。

再次,应完善相关的人工生殖法,在单行法中详细规定配子捐赠辅助生殖后代行使基因来源知情权的程序和方式等内容。第一,民政部门应承担相关的义务。民政部门可设立相关部门,统一负责捐赠者的资料的保存和查阅。第二,细化信息查询程序。当后代基于医学上的婚姻咨询的需要时,应首先向民政部门提交申请,专门负责机构应当检索相关信息,并将结果告知申请者及其拟结婚对象;当后代基于知晓身世的需要进行查询时,专门机构应提供捐赠者的非可识别身份的信息。第三,明确捐赠者的可识别身份的信息和非可识别身份的信息的范畴。

四、结论

应当认为配子捐赠辅助生殖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属于亲子关系背景下的具体人格权。通过人权法一般条款、民法典一般条款无法实现该项权利;通过宪法判例路径难以解决该权利与衍生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且在我国具有不适当性。适当的路径选择是在民法典的亲子关系部分中确权,赋予捐赠者在捐赠时选择匿名与否的权利,将捐赠者的个人信息进行可识别身份的信息和不可识别身份的信息的类型化,同时在人工辅助生殖法中完善细则。



(本文文字编辑李丹屏。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论配子捐赠辅助生殖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李晓珊:《论配子捐赠辅助生殖后代的基因来源知情权》,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李晓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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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丹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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