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飞: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说”之反思
2021年4月28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公司越权担保合同纠纷与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均反映了公司法与合同法在法律适用中如何有效对接的问题。理论界在前一类合同上倾向于“有效说”,在后一类合同上却倾向于认定合同未生效,观点立场区别较大。基于此,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吴飞飞副教授在《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说”之反思》一文中对“有效说”的分析进路、合法性及法律适用效果进行梳理、验证、反思,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理解该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由公司越权担保合同效力认定立场变化引发的疑思

关于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存在“无效说”“有效说”“效力待定说”“可撤销说”“附法定生效条件说”等诸多不同观点。实践中,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下称“解释四”)实施后,“有效说”已然成为司法裁判的主导性裁判立场。此外,公司越权担保合同与侵犯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均是侵犯公司法益的合同,两者在公司法与合同法适用对接问题上并无实质性差异,但理论界对前者倾向于“有效说”,后者却倾向于认定合同未生效,观点立场区别之大,值得探究。

二、“有效说”的三条论证线索

“有效说”认为,当前实定法采“形式主义”股权变动模式,该模式下认可股权转让合同有效,并不会直接导致股权变动,也不意味着外部第三人可直接突破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屏障成为新股东,也就不会对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构成实质侵害。下面将具体从解释主线的选择、解释障碍的克服和解释结构的优化三个方面对“有效说”进行梳理总结。

(一)解释主线推进:公司法与合同法适用分离主义

“公司法与合同法适用分离主义”是指将股权转让事宜拆解为前后两个半段,股权转让合同处于前半段,归属合同法范畴;其他股东同意权、优先购买权以及股权变动效果发生处于后半段,属公司法范畴。可概括为:内部关系调整适用公司法,外部关系调整适用合同法。持“有效说”的学者认为,将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评价权一体归于合同法,有助于促进交易便捷、保障交易安全。此外,适用分离主义,可以在其他股东、出让人以及受让人之间形成较妥帖的权利衡平状态。

然而,分离主义反映的是内外平行关系,似乎与公司法与合同法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相冲突。主流观点对此的解释是,公司法与合同法均以自由、效率为法益导向,区别在于重点保护的内外主体不同,不存在需要被倾斜保护的特殊利益。

(二)解释障碍克服:《公司法》第71条效力属性之识别

“有效说”成立的前提在于证成《公司法》第71条不属于强制性规范或者至少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有效说”认为《公司法》第71条并非强制性规范。理由在于:其一,它是关于公司关系的规定,因而属于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其二,第71条第4款明确允许公司章程“排除”前3款,所以不属于强制性规范;其三,现代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人合性”已经有所淡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理正当性不断弱化,承载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色彩也已经相当淡化。

(三)解释结构优化:受让人善意考察

在“有效说”论者看来,该说相对于其他几种观点,更有利于促进交易便捷、维护受让人利益。为了克服“受让人偏向”问题,“有效说”引入了受让人善意考察机制。具体而言,如果受让人明知或者应知股权转让合同侵犯优先购买权,仍旧缔结合同、受让股权,则不构成善意第三人,股权转让合同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归于无效。如此,股权转让合同根据受让人主观心态的不同呈现出善意有效、恶意无效的二元界分,各方权益的平衡结构得以优化。

三、对“有效说”的反思与批判

(一)“有效说”构成对立法意图和受让人主要合同预期的双重背离

首先,从立法意图来考察。股权转让合同受让人应尽可能充分调查转股事宜是否征得其他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因此对出让人形成一种“交易约束”,而“有效说”的分离主义解释路径直接否定了受让人在股权转让合同订立时对合同是否侵犯优先购买权的注意或调查义务,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出让人侵犯优先购买权。

其次,从受让人的主要合同预期来考察。“有效说”认为,因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导致合同无法实际履行的,出让人须向受让人承担违约责任。这种观点显然误解了受让人的主要合同预期。股权转让合同中受让人的两个主要的合同预期,分别是在最短时间内合法继受股权、获得股东身份和在特定时期内拥有单方解除权。至于最后是因合同不能履行而获得违约赔偿,还是获得缔约过失补偿,非受让人订立合同时的主要合同预期。

(二)“有效说”并不能真正达到鼓励交易的效果

“有效说”促进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奏效。原因如下:其一,“鼓励交易”的重要内涵是“鼓励能够实际履行的交易,基于此,应尽快促进股权转让合同和优先购买权机制衔接。其二,在“有效说”路径下,如果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则同一股权上至少会出现两个有效的合同,最终仅有一个可实际履行,其他均要解除。这不仅导致同一股权所承载的法律关系高度复杂化,也有违善意受让人对股权交易履行的合理信赖。

(三)支撑“有效说”的特殊法理有违民商法的一般原理

“有效说”的法理依据主要是合同生效与股权变动二分、合同法的鼓励交易原则,并以这两点作为支撑其合法性的特殊法理。然而,在具体的侵犯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之中,“有效说”会与民商法的一般原理相违背。

根据受让人主观心理状态的不同。对侵犯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可分4种情形讨论。





四、侵犯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的“逆推法”

(一)股权转让规则法律漏洞导致“演绎推理”失效

在侵犯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上,多论并存的局面源于相关股权转让规则存在法律漏洞,体现在:其一,《公司法》第71条及“解释四”相关条文没有规定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之效力,导致演绎推理“大前提”多元化;其二,公司法与合同法的裁判规范各自秉持的价值目标迥异,且没有直接处理二者效力位阶关系的法律冲突规则,因此,导致法律适用的“演绎推理”路径失效。

(二)最佳效力状态的逆向推导

股权转让规则法律漏洞导致“演绎推理”的“顺推法”失效,或可改用法律“后果主义”的“逆推法”以寻求最佳的效力规则。适用“后果主义”推理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何种效力认定结论为“最佳后果”,标准为最具效率性和最能体现衡平精神。下面分别使用这两个标准对前述五种效力状态进行比较检验。

1.效率性比较。五种状态中,无效状态不具效率性,可撤销状态时间周期较长,效力待定状态、有效状态、附法定生效条件状态可能需经过30日的期间。在股权转让价款既定的情况下,股权变动的效率性主要体现为股权变动效果周期的长短,经对比,效力待定、有效、附法定生效条件三种情形具有显著的时间成本优势。

此外,信息披露变量也影响着各自的效率性。哪种情形更有利于其他股东知情权尽快实现,就具有效率性。在有效状态下,受让人对其他股东并不负通知披露义务;在效力待定和附法定生效条件状态下,受让人都具有披露信息的积极性。综上,效力待定和附法定生效条件两种情形具有相对效率优势。




2.衡平性比较。“解释四”第20条规定赋予了出让股东“反悔权”,因此,出让人拥有法定的最终交易决定权,此时,衡平性检验就集中体现在其他股东与受让人两方的权利平衡关系中,在无效与可撤销情形下,受让人处于完全被动地位,衡平效果不佳;有效状态的衡平性优势相对较好;效力待定状态下在其他股东追认合同效力前善意受让人享有撤销权,衡平优势明显。综上可知,侵犯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待定状态,最能体现衡平精神。



(三)效力待定状态的“适法性检验”

综上,效力待定状态在“法效果”上最具综合优势。但其能否被适用,还须经受“合法性检验”,即法官能否在法律规范群落中找寻到合适的法律推理的“大前提”,完成对效力待定结果的说理论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从出让人角度包含权利流转和“替其他股东寻找新的合作对象”两个功能。后者本身就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代理行为,所以类推适用“无权代理”(此处仅指狭义无权代理)合同效力规则更为精确。此外,侵犯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合同与公司越权担保合同具有高度的相通性,因此对侵犯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合同作效力待定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保法律解释与适用的体系一致性。

五、结语

实践中,“有效说”作为认定侵犯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难向当事人解释为何“违法的合同会有效”而“有效的合同却又无法履行”。从法律“后果主义”的逆向推理路径出发,对几种效力状态的“法效果”进行综合比较,最终发现效力待定状态最为可取



(本文文字编辑李慧敏。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说”之反思》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吴飞飞:《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说”之反思》,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作者简介】吴飞飞,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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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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