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放:论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调整
2021年5月16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司法解释   限缩   利率
[ 导语 ]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第26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逾期利率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显示了司法对民间借贷利率确定市场化导向的支持。但此项规定也引发了热议,焦点集中于司法保护利率上限。此外,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32条第二款的规定意味着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民间借贷合同或约定,将溯及既往适用LPR的四倍确定借款利率。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表面是数字的确定,背后不仅折射了经济、金融和法律间交错复杂的关联,更包含文化、习俗和技术等诸多层面的细节。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姚海放副教授在《论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调整》一文中,结合司法解释修改,作了进一步梳理。
一、民间借贷利率规制正当性的悖论

LPR取代确定的24%数字,体现了利率市场化的方向,但四倍仍体现了刚性管制的意味。利率管制存在一定支持理由:经济层面上,出于经济贫困和资金不足、抑制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配合全面经济控制等考虑,多数发展中国家利率主要为利率管制。但更多支持理由来自宗教、文化、社会层面。对利息的反感,在宗教中是普遍的。从社会治安角度观察,高利贷是潜伏的不稳定因素。如司法解释修改动因主要是经济性的,则对利率上限管制的理由也会相应削弱,因为大多数商业社会已普遍接受市场化利率。而危及社会治安和过度剥削农民的担心,并不能构成限制利率的充分理由。选择以“禁”高利贷或“限”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方式,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是存疑的。对民间借贷活动的规制,不应简单地以司法保护的上限利率设定为主要抓手,而应更广泛地从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的角度来探索解决方案。

二、《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主体的边界存疑

长期以来,司法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对“民间借贷”的主体认识范围并不一致。在主体适用范围方面,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将原表述的“其他组织”修改为“非法人组织”。尽管司法解释力图以“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作为划定其适用的范围界限,但仍存在模糊地带。因为语义上,需要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对象,可能指向“金融机构的设立”以及“从事贷款业务”,而这两者间究竟是“且”的并列关系,还是只要求“金融机构设立经过监管部门批准”,存在理解歧义。

部分主体是否应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存疑。第一类主体是获得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并从事贷款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这类主体应较为明确地被排除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主体外。第二类主体是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地方金融组织。这些主体或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借贷及相关业务,但其是否属于“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主体存有争议。反对观点将“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限定在“一行两会”范围。

尽管按照文义和逻辑解释,诸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地方金融组织的确不属于“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组织。但如果严格按照司法解释文义界定适用主体,则可能与司法解释降低民间借贷融资成本的目标背道而驰,抑制民间借贷供给和构造更为复杂的交易。

20201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快速回应了适用主体的疑惑,但争议仍可能继续存在。因为《批复》只列举了不适用司法解释的“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并没有明确地方金融监管规范中涉及的“其他地方各类交易场所、农民专业合作社、民间融资服务企业,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授权省人民政府监督管理的从事金融业务的其他组织”是否适用新司法解释等问题。实践中经过商务部门批准或者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商业主体,变相或实质性从事借贷业务,但未获得中央或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批准,该类(准)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应受利率限制,也不明确。此外,《批复》的表述可能引发“通道”业务的发生。此时,法院是否需“穿透”借款合同相对性而整体认定为法律规避,又将成疑。司法解释对利率限制的规则还存在司法扩大适用的倾向。

从司法审判过程能看出,《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法院在审理金融案件中处理利息利率问题的潜在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扩张适用司法解释利率规定的思维,并且表现在法院文件中。

三、司法应如何调整民间借贷关系

(一)利率的金融监管与司法裁判的合理分工

理论上,金融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适当的金融监管,但民间金融领域,基于法律授权的统一监管尚未形成,故司法担当民间金融监管者角色的实践也渐次展开。但司法解释的实际影响已超越司法审判而广泛波及除银行以外的各类金融机构的借贷和准借贷行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条第二款虽确定了适用范围哪些借贷或准借贷关系需适用司法解释,进而受民间借贷利率限制,总存在“民间借贷行为”和“借贷行为主体”边界不清晰问题。第二,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32条规定,事实上形成了司法解释利率上限规则普遍调整此前的民间借款合同利率的效果。可见,司法解释相关规则实际上起到了借款利率调整“指挥棒”的功效。而这种规制或功能,通常应属于金融调控监管主体的职责范围

(二)《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具体适用范围分析

客观上,司法解释修改使利率标准更为市场化,值得肯定。但是在民间借贷领域,以司法解释方式降低利率,甚至支持司法解释出台前已生效的借贷关系中下调利率,形式上降低了民间借贷成本,但可能引起惜贷效应。在既有的司法解释条件下,从助力中小企业融资角度出发,可以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注重解释适用范围的调适,避免民间借贷利率规则的效果过度扩张化。即在司法领域,需要防范司法解释确定的利率上限过度扩张的态势,在确定LPR四倍利率上限标准前提下,缩限该利率限制的适用范围。

因为,一方面,参与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形式多样,典当、小额贷款、消费金融等行业存在诸多(地方性)商业惯例,而现在将这些行业统一纳入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利率限制的范围内,是否符合该种具有借贷性质的交易关系特点,以及是否符合该类交易行为的行业惯例,都需要实践检验。另一方面,民间借贷的借款人既有需融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小企业,也有因各种需求而进行小额、短期、零星融资的自然人。因借款人的信用和财产能力的不同,甚至因获取融资的渠道、地域、当事人关系等方面的不同,都会影响利率的确定。

四、结语

司法为保障民间借贷平稳健康发展、推动融资成本下降,不应仅局限于以规则方式明确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形式操作,而应当更为遵循市场供给需求的动态调整规律,适当缩限民间借贷利率上限适用主体范围,并注重司法审判和执行对合法民间借贷关系的高效公正保护。具体而言,在对利率进行适当管制的必要性前提下,应对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调整保持灵活,实行动态调整;针对利率结构机制实施因人、因事、因地制宜的精细化、差异化管理。



本文文字编辑赵丽华。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调整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姚海放:《论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调整》,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作者简介】姚海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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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蒲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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