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远见:提存的法律效力
2021年6月1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民法典》在原《合同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充分借鉴比较法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了提存制度,并增加规定了债务人的取回权。然而,取回权一经引入,继续按照我国民法学界的通说,仅从《民法典》第557条及第570条至第574条的体系位置出发,认为提存是独立的债之消灭原因,便多有不妥。不仅不能给债务人带来进一步的实质解放,反而可能使债务人失去了取回提存物另作履行,或者主张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余地。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的翟远见副教授在《提存的法律效力》一文中,对于提存制度规范目的与体系定位作了整体检讨,试图在解释路径上改弦更张,以更好地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并准确地界定提存部门和国家在其中的权利义务范围。
一、提存法律性质之辨:物权变动的视角

围绕提存之法律性质,素有公法关系说和私法关系说的争论。两说虽然在表面上对立,但在以保管关系解释债权人、债务人、提存部门三方关系这一核心点上并无分歧,究明该种保管关系是公法性质还是私法性质,并无太多实益。故问题关键实不在于其公私法性质之争,而在于紧扣保管关系的原理,现实地澄清提存法律关系各阶段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状态。而此种澄清,又依赖于从物权变动视角所作的观察。

在提存制度中没有规定取回权的法域,债务人向提存部门交付提存物即产生债务消灭的效果,所有权于提存完成时转移。对于在提存制度中规定了取回权的多数法域而言,向提存部门交付提存物,并不当然发生债务消灭的法律效果。在提存物交付提存部门之后、取回权消灭之前,提存物所有权仍属于债务人。至此可得:无取回权法制下物交付提存部门的时点,以及有取回权法制下取回权消灭的时点,是原债务清偿交付的时点,提存物所有权于这两个时点由债务人转移至债权人。

取回权消灭之前,债务人与提存部门之间存在一种具有公益性质的保管关系。取回权消灭之后,原保管关系消灭,被存在于债权人与提存部门之间的新保管关系取代。债权人的领取权,在取回权消灭之前,是一种与债务人的取回权并存于提存物之上的债权请求权;在取回权消灭之后,则转化为得对提存部门主张的原物返还请求权。在取回权存续期间,债务人在提存之债上享有两种抗辩。其一是拒绝为其他给付的权利,其二是体现于《民法典》第574条第1款规定的履行抗辩权。取回权消灭前后的提存法律关系,可以通过下图直观地表示。

二、以提存消灭债务是否为解放债务人之必须?

(一)以提存消灭债务后原债务人的三重困境

根据《民法典》第574条第2款规定,若提存物的价款已预先支付,提存物取回权则已被预先排除,即债务人自始不享有取回权,提存物交付之时即发生债务消灭的效果,所有权移转至债权人。这对于原债务人而言至少存在三种不利。其一,债务人失去取回提存物、另为履行原给付义务的空间。有受领迟延发生在先时,反以取回权消灭制度剥夺无过错的债务人取回提存物、另作灵活处置的空间,显非公允。其二,债务人失去藉诉讼时效对债权人主张永久抗辩、以从实质上免为给付的空间,从而失去潜在的时效利益。其三,债权人领取权的法定期间经过后,债务人对提存物也无权利可以主张,只能由国家取得所有权,使国家陷于“与民争富”的嫌疑。

对债务人而言,上述不利的根源,皆在于《民法典》新规定以债权人对待给付之完成排除债务人取回权、自动令提存产生债务消灭的效果。这实际上是将债务人的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消灭与取回权的消灭混为一谈。对待给付之完成固可导致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消灭,却并无理由导致取回权的消灭。

(二)债务人之解放不以债务消灭为必要

自提存制度进入近代民法典以来,学者多将提存中债务人的解放与债务的消灭等同视之。然而,债务人常面临的困境不是第一性的合同上的给付义务,而是第二性的违约责任以及风险承担。如果分析发现风险移转与责任减免并不依赖于提存消灭债务的规范效力即可实现,便需要重新检讨提存的功能定位。

我国《民法典》仅以第605条笼统规定“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时起承担标的物损毁、灭失的风险”。该条所转移之风险至少包含对待给付风险,应无疑义,问题在于给付风险是否转移。这一问题可以从“债务人应处于如同受领障碍未发生的地位”之法理中推出答案,即宜将《民法典》第605条解释为是对待给付风险及种类物给付风险一体转移的规定。至于将轻过失从债务人责任领域排除、纳入风险领域的规则,目前似乎还无法在我现行法体系中找到可以寄身的条款。

另外,我国民法中的受领迟延制度没有为债务人的责任减免提供多少可敷适用的有效规则。债务人若想从损害赔偿责任中解放,确实只能将希望寄于自身的积极行为——提存。以债务人的主动提存发生债务消灭之效果,固可从根源上免除债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及可能存在的担保义务人的担保责任,然而是否不使提存发生债务消灭效果,便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此时需要对标的物交付提存部门、取回权尚未消灭之时的债务人与担保人责任承担情况作一检视。

标的物交付提存部门后,倘仍发生了毁损灭失,无非出于四种原因:不可抗力、债务人过错、提存部门过错、其他第三人原因。倘为不可抗力,债务人可依据我国《民法典》第590条而免责,殆无疑义。倘若由于债务人的过错,如标的物存在隐蔽的质量瑕疵,则债务人不应免责。倘为提存部门的过错,如其工作人员疏忽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则提存部门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倘为其他第三人的过错,鉴于提存制度的公益目的与提存部门的特殊性质,提存部门对提存物保管的注意义务高于私法上无偿保管合同中保管人的注意义务。即使是面对第三人从事的严重刑事犯罪(如纵火、抢劫等),提存部门对标的物之毁损灭失也难谓无过错,而仍须承担损害赔偿之责。

由此,无论在债权风险转移上,还是损害赔偿责任减免上,提存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标的物交付提存部门保管之时点,已构成受领障碍发生后债务人之解放的终点。易言之,解放债务人功能之发挥,仅以提存部门承担起对提存物的保管义务为基础,而不以提存具有消灭债务的规范效力为必要。让提存发生债务消灭效力,反而会使债务人面临诸多不利,陷入劣于通常履行情形的境况,有违提存制度的规范意旨。

三、提存制度体系定位之调整

早先的抛弃标的物的占有而解放债务人的制度,本为不得已之法,以证明债务人已本于交易上的诚实信用要求,而得从保管的烦累中解脱。然之后罗马法及多国民法制度的发展,颠倒了作为目的的保管负担卸除和作为手段的债务消灭之间的关系,阴差阳错地将提存归入了“债的消灭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对提存制度的功能作如下重新定位:受领障碍情形发生后,由于给付义务依然存在,为使债务人免于常为履行之准备,并从标的物保管之注意义务中解放,提存部门经债务人的提存行为而负担起标的物的保管义务,并维持其处于符合债务本旨、适于债权人受领的状态,即为债务人维持履行之提出。

目前条件下,对《民法典》中的实质债总规范的结构性调整不太可能、也无必要。未来在解释论上不应再将提存作为独立的债的消灭原因,而应以提存后债权人对提存物的受领或放弃,及法院依据提存消灭债务之判决作为债之消灭原因。

四、结语

提存制度被规定在了《民法典》合同编的第七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中,且第557条明确将“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列为“债权债务终止的原因”。根据体系解释,提存好像具有独立使债务消灭的法律效力。但是,体系因素只是解释因素之一,法律解释者应当综合斟酌而非以偏概全地引用解释因素。应当认为,提存本身并不足以单独使债务消灭。债务人将适格的标的物提存后,债务的消灭尚有赖于债权人接受或者放弃提存物,或者人民法院根据合法有效的提存作出消灭债务的判决。



(本文文字编辑张文。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提存的法律效力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翟远见:《提存的法律效力》,载《政法论坛》2021年第3期。
【作者简介】翟远见,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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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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