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叶刚:论侵害人格权益财产损失赔偿中的法院酌定
2021年7月18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许多国家均注意到了人格权侵权中财产损失证明的特殊性,并在计算财产损失数额方面不同程度地赋予了法官酌定赔偿数额的权力。与域外法的做法相比,我国《民法典》第1182条直接规定了法院酌定赔偿数额的规则,且适用该规则时,受害人并不负有证明其财产损失数额的义务,这进一步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负担。但该规则在适用时仍有如下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法院酌定的对象,即法院酌定的究竟是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还是行为人的侵权获利,还是同时包括两者?二是法院酌定的启动方式,即受害人是否有权请求法院酌定赔偿数额?在受害人难以举证时,法院是否有义务依职权酌定赔偿数额?三是法院在酌定赔偿数额时需要具体参考哪些因素?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王叶刚副教授在《论侵害人格权益财产损失赔偿中的法院酌定》一文中,从《民法典》第1182条规定出发,结合《侵权责任法》颁行以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对前述问题展开研究,以期为法院酌定方式的司法适用提供参考。
一、法院酌定的对象

(一)法院酌定对象的争议及其定位

从《民法典》第1182条规定来看,法院酌定的目的是“确定赔偿数额”,该条规定将受害人实际损失与行为人获利均作为确定行为人赔偿数额的方式,却未规定二者的适用顺序,这为确定法院酌定的对象带来了一定困难,即法院酌定的对象是否同时包括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与行为人的侵权获利?对此,学理上存在一定的争议,且各方所持观点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本质上法院酌定的对象应当是受害人的财产损失,而非行为人的获利。理由如下:

第一,从《民法典》第1182条的文义来看,该条规定的多元化财产损失计算方式,本质上都是受害人财产损失数额的计算方式,而非独立的请求权类型。其目的在于解决人格权侵权财产损失难以证明的困境。无论是获利赔偿规则还是法院酌定方式都只是确定受害人实际损失数额的一种变通方式。因此,应当将法院酌定的对象界定为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而非行为人的获利,否则就偏离了法院酌定方式的本质属性

第二,按照历史解释规则,不宜将法院酌定的对象解释为行为人的获利。《民法典》第1182条所规定的法院酌定规则源于《侵权责任法》第20条。而从《侵权责任法》第20条的立法过程看,法院酌定方式既适用于“损人利己”型的侵权,也适用于“损人不利己”型的侵权。若将法院酌定的对象解释为行为人的获利,则在“损人不利己”类型的侵权纠纷中,行为人并未因侵权而获利。此时,并无适用法院酌定方式的余地,这显然有违法院酌定方式的立法本意,也会不当限缩法院酌定方式的适用范围。

第三,从《民法典》第1182条规定法院酌定方式的目的来看,其意在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如果将法院酌定的对象解释为行为人的获利,则可能会不当弱化对受害人的救济

(二)作为法院酌定对象的财产损失范围的界定

在人格权侵权中,受害人可能同时遭受如下财产损失:一是人格权中的经济价值损失,即因侵权行为而使受害人人格权中的经济价值发生减损;二是附带财产损失,即受害人支出的医疗费、护理费、公证费、律师代理费等合理的维权成本。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酌定财产损失范围的界定而言,法院做法并不统一,具体而言:法院酌定的对象限于附带财产损失,也有将法院酌定的损失范围限于人格权中经济价值的损失,还有法院酌定的对象同时包括人格权中经济价值的损失与附带财产损失。

在人格权侵权中,作为法院酌定对象的财产损失应当限于受害人人格权中经济价值 的损失,而不应当包括附带财产损失。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民法典》第1182条设置法院酌定方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缓解受害人证明其财产损失的困难,受害人对于附带财产损失并不存在举证的困难,而对于人格权中经济价值的损失,受害人则往往面临举证的困难,将法院酌定对象限于人格权中经济价值的损失,更符合设置该规则的目的另一方面,人格权中经济价值的损失与附带财产损失在确定方式、计算规则等方面均存在差别,不宜合并酌定。此外,从实践来看,受害人所遭受的附带财产损失数额相对较低,若由法院一并酌定二者数额,则法院在酌定人格权中经济价值损失的数额时可能会受到数额较低的附带财产损失的影响。

二、法院酌定方式的启动

(一)法院依职权酌定

从《民法典》第1182条规定来看,法院依职权启动法院酌定方式也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具体而言:一是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侵权。二是受害人遭受了一定的财产损失。三是受害人提出财产损失赔偿请求。四是不违背受害人对财产损失计算方式的选择。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形下,法院可以依据职权酌定受害人的财产损失数额。

如果受害人请求行为人按照实际损失赔偿或者按照行为人的获利赔偿,但又无法证明自身实际损失数额或者行为人的获利数额时,法院也应当依职权酌定赔偿数额,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这符合《民法典》第 1182条的文义,即将此条中的“难以确定”解释为受害人实际损失数额以及行为人的获利数额难以确定;另一方面,《民法典》第1182之所以将法院酌定方式作为财产损失计算方式的兜底性规则,就是为了有效应对人格权侵权财产损失证明的特殊性果不课以法院依职权酌定赔偿数额的义务,则很可能使受害人难以获得救济。

(二)受害人请求法院酌定

法院酌定方式能基于受害人的请求而启动。理由在于:一方面,允许受害人直接请求法院酌定赔偿数额并不当然导致受害人怠于举证。从《民法典》第 1182条规定来看,当事人在请求法院酌定时,仍然需要证明行为人侵害其人格权益,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并造成其财产损失。

另一方面,从《民法典》第1182条的文义来看,其虽然对按照实际损失赔偿、获利赔偿以及法院酌定等损失计算方式作出了一定的排序。但此种排序并非为严格限制各种财产损失数额计算方式的适用顺序,而更多地是为受害人主张权利提供指引。因此,受害人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自己的举证能力,选择更为有利的财产损失数额确定方式。

三、法院酌定的主要参考因素

(一)法院酌定参考因素的类型

从规范性质和规范目的上看,《民法典》第1182条实际上具有损害填补、损害预防与惩罚不法行为人等多重功能。据此,可以将法院酌定的参考因素区分为损害填补类的参考因素、损害预防类的参考因素以及惩罚性的参考因素。

1.损害填补类的参考因素。因法院酌定的对象是受害人人格权中经济价值的减损,故此处损害填补类参考因素应是受害人人格权中经济价值减损的程度与数额。由于法院酌定赔偿数额时只是将受害人人格权中经济价值的贬损状况作为参考因素,而非严格参照。因此,法院只需要考虑受害人人格权中经济价值贬损的大致程度即可

2.损害预防类的参考因素损害预防类参考因素包括行为人的侵权获利以及行为人所节省的拟制的许可使用费,具体而言:一是行为人的侵权获利。首先,在侵害人格权的情形下,尤其是在大众媒体侵害他人人格权的情形下,行为人大多具有获利的目的;其次,从《侵权责任法》颁行以来的司法实践来看,由于获利证明困难等原因,获利赔偿规则的适用并不顺畅,极少被采用,应充分发挥剥夺行为人不法获利的制度功能。二是拟制的许可使用费。行为人在利用他人人格利益时,原则上应当经过个人的许可,并支付相应的许可使用费,在行为人未经许可而擅自利用他人人格权益时,其客观上是节省了相应的拟制许可使用费支出。

3.惩罚性的参考因素。在人格权侵权中,不仅存在行为人获利较大而受害人损失难以确定的问题,而且存在“损人不利己”型的侵权,因此,在通过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对受害人进行救济时,也应当考虑对行为人的惩罚。法院酌定赔偿数额需要考虑的惩罚性参考因素主要包括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方式等,且应当由受害人对前述事项进行举证。

(二)各类参考因素在法院酌定赔偿数额时的适用关系

法院在酌定赔偿数额时,应当主要以上述损害预防类参考因素为基础,这是因为一方面,损害填补类的参考因素无法成为法院酌定赔偿数额的主要参考因素,因为人格权经济价值贬损的程度和数额往往难以确定另一方面,惩罚性的参考因素同样无法成为法院酌定赔偿数额时的主要参考因素。因为《民法典》第1182条并非惩罚性赔偿,主要考虑对行为人的惩罚,并不符合该条的规范意旨。

总的来说,法院在酌定赔偿数额时,一般应当根据拟制的许可使用费以及行为人的获利数额确定大致的赔偿数额,然后再基于对受害人损害的填补与惩罚不法行为人等因素的考量,对赔偿数额进行一定的调整,以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当然,上述规则并非适用于所有的人格权侵权纠纷,对于“损人不利己”型的侵权而言,拟制的许可使用费与行为人获利标准可能难以适用,此时法院酌定赔偿数额可能需要更多地考虑上述损害填补类的参考因素与惩罚性的参考因素。

四、小结

结合对《民法典》第1182条的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以及目的解释,法院酌定的对象应当是受害人的财产损失,而非行为人的获利。在此前提下,人格权侵权中,作为法院酌定对象的财产损失应当限于受害人人格权中经济价值的损失,而不应当包括公证费、律师代理费等附带财产损失。就法院酌定方式的启动而言,《民法典》第1182条规定了法院依职权启动法院酌定方式的条件,但也肯定了受害人依请求启动法院酌定的选择自由。关于法院酌定的主要参考因素,应主要以损害预防类参考因素为基础予以酌定,再基于受害人损害的填补与惩罚不法行为人等因素进行调整。



本文文字编辑赵丽华。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论侵害人格权益财产损失赔偿中的法院酌定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王叶刚:《论侵害人格权益财产损失赔偿中的法院酌定》,载《法学家》2021年第3期。
【作者简介】王叶刚,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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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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