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光:平台组织内网络企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信义义务
2022年1月20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企业的强势地位以及平台组织的封闭性和变化性,使得通过人格权和政府公权力来保护个人信息都很难对抗网络企业。目前的个人信息保护理念还受困于工业社会中的“企业—消费者”模式,在面对数据化的个人信息时显得力不从心。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吴伟光副教授在《平台组织内网络企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信义义务》一文中,从平台组织内网络企业与网络用户之间的组织关系这一全新视角来观察和解决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不仅分析了目前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主要困境,还提出了解决这一困境的思路。
一、平台组织的特征对个人信息保护造成的困难

(一)平台组织是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产生的根源

平台组织是一种新型社会组织。组织的结构和类型创新取决于当时可以运用的社会技术。今天的网络技术使得平台组织已经成为网络社会的基本组织,并且具有一切产业网络化的趋势。

平台组织内的组织者是网络企业,被组织者是网络用户(其中以个人网络用户为主),平台组织形成的媒介是代码技术。由于代码技术相比于传统媒体的效率性和可塑性更强,网络企业可以形成拥有许多用户的庞大的平台组织,个人网络用户在平台组织内的相互关系主要体现为数据化的个人信息的产生与交换。因此,围绕个人信息所产生的矛盾和焦虑本质上是平台组织内网络用户与网络企业之间关系所产生的焦虑,解决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根源在于如何调整和规范网络企业与网络用户在平台组织内的关系

(二)个人信息在平台组织内的特殊性

其一,平台组织与网络用户目的一致性促进个人信息分享。在网络社会中,网络用户自愿加入某一平台组织就已经明示或默示愿意共享其相关个人信息。与工业社会的组织相比,平台组织是一个身份更加混同、交互性更高、个人信息交换和分享也更加深入和频繁的组织。因此,网络用户的很多个人信息都与其他人的个人信息关联在一起,具有很强的第三方效应。这也使得《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4条将个人同意作为处理个人信息合法性基础的做法可能在很多情况下行不通。

其二,平台组织内网络用户的个性化特征需要个人信息的分享。代码技术将平台组织内的相关信息数据化并且依赖计算机进行自动处理,极大地提高了平台组织的规模性和效率性。当网络用户不断提供丰富和准确的个人信息,平台组织就有能力根据网络用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和精准服务。在行动上,自然人很难对抗机器数据处理的高效性带来的功能和自由。

其三,平台组织变化和创新目的使得对个人信息的利用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也使得网络企业与网络用户之间的契约关系变得困难,因此,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规范必须能足够灵活,以应对平台组织千变万化的需要,而信义义务所带来的弹性空间和资质要求恰能满足这一需求。

其四,平台组织内网络企业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有滥用个人信息的动机。网络企业因掌握代码技术而享有信息优势,其可以依赖代码技术从网络用户身上获得剩余价值。一方面,网络企业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其孜孜不倦工作并主动维护和提高平台组织品质、创新商业模式的动力。但另一方面,网络企业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也会刺激其滥用个人信息来剥削网络用户。

其五,平台组织的封闭性使得政府对内部个人信息使用监管困难。相对来说,排他性越强、相对封闭的平台组织,其内部组织性越强、安全性要求越高,对于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要求也越多、越精确。相应地,像政府这样的外部监管者获得其内部信息的成本就越高,对平台组织内部个人信息使用行为进行直接规范也越难。而要求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的网络企业承担信义义务可以避免前述困境。

二、将个人信息直接作为保护客体的困难

(一)个人信息内涵和外延上的模糊性使得很难对其直接保护

迄今为止关于个人信息内涵的理论学说的共同问题是对个人信息权益描述模糊。在个人信息概念的外延上,现行立法例基本采取的是概括描述加列举的开放方式。内涵不清加上外延开放造成了个人信息概念上的双重模糊性。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上构建一个权利内容明确、界限清晰的“个人信息权”,可谓难如登天。

(二)将个人信息权益视为人格利益遇到的困难

通过人格权保护个人信息会造成信息失灵。其原因在于个人信息具有与传统人格权客体明显不同的两个特征,一是个人信息使用的高频性,二是个人信息分享的秘密性。每个人的个人信息在各种平台组织内被高频使用,巨大的金钱和时间成本使得几乎没有人能通过防御性和低频使用的人格权与网络企业对抗。而个人信息在平台组织中被数据化后再使用大多是在机器中自动完成的,并不公开呈现,因此不论个人还是监管部门,都难以及时、准确发现和监督这些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

(三)依赖公法直接保护个人信息难以实施

政府部门直接规范和保护个人信息也面临着第三方信息失灵的困难。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很难准确和及时获得平台组织内的网络企业是否滥用个人信息的相关信息;二是政府很难准确和及时判断平台组织内网络企业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正当性。

三、网络企业对个人信息保护应该承担信义义务

(一)网络用户因为信赖平台组织而产生信义利益

在社会组织中,当一方与另一方的关系不对等时,强势一方如果明示或暗示发出了令人信任的邀请,而弱势一方接受了该邀请时便产生了信义关系。强势一方对因接受其信任邀请而处于特殊不利地位的人具有关照、保密和忠诚义务。平台组织是一种新的信任网络,网络用户因为对该平台组织的信任而加入其中,产生并向平台组织交出个人信息,网络企业对网络用户要承担信义义务。

以网络企业的信义义务来保护个人信息有以下优点:其一,可以避免通过个人私权利或者政府公权力直接保护个人信息所造成的信息失灵问题。其二,可以保障网络企业对平台组织的经营自由。其三,可以更好地照顾网络企业追求利益与网络用户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其四,可以更好地促进个人信息在不同平台组织之间的转移和利用。

(二)网络企业的规治能力使得其能够履行信义义务

在平台组织内,网络企业对网络用户具有规治能力,属于强势一方。网络企业可以通过数据化的资本、代码技术和平台组织内信誉评价等多重手段来规治网络用户。网络企业所制定的内部规则相比于“软法”更有强制力。

(三)网络企业的信义义务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填充

信义义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忠实义务,防止义务主体背叛;二是勤勉义务或者注意义务,督促义务主体积极履行职责。较强的道德性是信义义务的另一个特点。有学者认为这是信义义务理论适用于网络社会的主要缺陷。但是,信义义务的这一特点正好符合网络社会中伦理道德和法律秩序正在发展和构建的现状。通过信义义务中的比例原则和动态系统论的适用,可以将网络企业和平台组织不断向善的要求落实到法律的积极义务中。

(四)政府和社会舆论监督网络企业对信义义务的履行

政府公权力的外部监督可以弥补信义关系可能造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空泛的问题。负责任的政府及其有效监管,可以将其公信力传递给平台组织内的网络用户,从而促进平台组织和网络用户之间的信任关系。政府与网络企业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转变成外部监督与内部建设的合作关系,共同目标是提高平台组织的可信任程度。同时,鉴于政府监管能力的有限性,社会舆论对平台组织的监督可以起到信息提示器的作用。平台组织内个人信息保护的公共利益特性为社会舆论监督平台组织提供了可能性。

(五)政府部门与网络企业共同配合排除非法平台组织

平台组织的合法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组织者即网络企业的合法性。排除非法网络企业,尽量减少网络用户接触到它们的机会是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二是网络企业所形成的平台组织的合法性。由于平台组织间的镶嵌关系,可能被非法平台组织程序利用的合法平台组织有义务加以监管并排除非法平台组织。通过对网络企业和其平台组织合法性和相关资质的要求,可将监管部门的意志以外部压力的方式传递到平台组织内部规范之中。

四、结语

网络社会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本质上是社会组织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反映,应该从平台组织内网络企业与网络用户之间的组织关系这一视角来观察和解决这些问题。在网络社会中,网络用户因为加入平台组织而产生信义利益,网络企业基于信义关系而产生善待网络用户的信义义务。因此,解决个人信息保护问题,首先要求平台组织中网络企业履行相应的信义义务,政府公权力部门承担规范和监督网络企业履行其信义义务的监管职责。另外通过社会舆论的监督和评价来弥补政府作为监管者信息不足而造成的法律责任无法落实的问题。



(本文文字编辑张星宇。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平台组织内网络企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信义义务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吴伟光:《平台组织内网络企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信义义务》,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6期。
【作者简介】吴伟光,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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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魏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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