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江皓:形式主义模式下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
2022年4月26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夫妻之间是否存在特殊的物权变动规则从而不适用物权编中的物权变动规则并未详细释明,《民法典》物权编也并未对婚姻家庭领域的物权变动进行特别的说明或排除。那么,夫妻之间因婚姻关系的缔结、解除发生的财产关系变动或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给予另一方特定的财产,是否应当遵循物权编规定的一般物权变动规则?夫妻的特殊身份关系是否构成物权法规则适用的例外?对此,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夏江皓师资博士后在《形式主义模式下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一文中,立足于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现有研究,探讨了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的物权变动规则,明晰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不因婚姻关系的特殊性构成物权编一般规则的例外,并对婚姻家庭编与物权编适用关系的相关问题予以讨论。
一、意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第一次交锋”:从婚姻关系当事人内部关系的视角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的物权变动属于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因为引发物权变动的原因是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这一法律行为,而非离婚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物权变动的根源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需注意的是,此处讨论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是指当事人到婚姻登记机关采用登记方式离婚时达成的协议。

(一)对“婚姻家庭领域伦理性和内部性”理由的驳斥

一般来说,支持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系基于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从属于特殊的夫妻身份关系,若要求当事人像对普通交易一样履行登记或交付手续,则有违婚姻家庭固有的伦理属性,况且物权法规则只能调整婚姻家庭外部的关系;其二,夫妻关系的非交易性决定了其无须严格按照一般市场交易规则在物权变动时履行公示程序,因为公示的意义在夫妻之间的财产权属变动上并不彰显。

以上两点理由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无法为意思主义模式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持其一,婚姻关系当事人特殊的身份关系并不能证成其物权变动无须履行登记或交付手续。更为关键的是,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调整的是当事人离婚后的财产关系,此时婚姻关系业已破裂,当事人之间清晰的权利界分和权利保障才是主旨所在,履行具有公示意义的物权变动程序才能更好地保障婚姻关系当事人的权益。其二,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虽然是对双方当事人之间财产关系的安排,但当事人一方将根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分得的财产出卖、赠与或抵押给第三人必然会涉及和交易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二)对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69条第2款规定的“法律约束力”应作以下解释:首先,从目的解释来看,明确规定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是为了提醒当事人按照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随意反悔。其次,从体系解释来看,此处的“法律约束力”应当是指《民法典》第465条第2款规定的合同约束力,因而并不包括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再者,《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并没有任何类似于《民法典》第333条、第374条或第1062条的特别规定,由此也为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系普通的债权合同提供了论据。最后,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判决表明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并不具备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但一方当事人可依据协议要求对方履行变更登记的义务。

(三)举重以明轻:《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32条的类推适用

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32条的规定,即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产给予另一方的约定也不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变更登记仍然是物权变动的必备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认为,夫妻之间赠与房产应依照登记生效原则确认房产转让的效力。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既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给予另一方特定财产的约定都不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那么在婚姻关系破裂、当事人个体权利意识愈发凸显的情况下,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就更应当符合物权法上登记或交付的公示要件,以满足当事人在离婚后快速进行清晰权利界分的要求。

(四)比较法上的镜鉴:以德国法为对象

《德国民法典》第1408条对夫妻财产合同的规定同样适用于离婚时的财产约定。由该条可知,德国法上的夫妻财产合同并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通过夫妻财产合同达成的意思仍然需要遵循物权法上的一般物权变动规则,婚姻关系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据财产合同请求另一方协助更正不动产登记簿,在更正登记前善意第三人应当视不动产登记簿为正当。

二、意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第二次交锋”:从婚姻关系当事人与第三人外部关系的视角

(一)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登记对抗主义

有观点认为,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了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协议在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了备案和归档,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因此具有一定的公示性,产生了对抗协议外第三人的效力。司法实践中也有类似观点。但问题在于,在我国婚姻登记制度尚不完善的背景下,采用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登记对抗主义可能存在如下现实困境

第一,无法在市场交易中起到应有的公示效果。交易相对人欲了解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约定的某项不动产的权属状况存在现实困难,要求严格、程序复杂,而且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在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的备案与归档实质上也并非向外界展示以使外界了解其约定内容意义上的“公示”。第二,与我国民众习惯存在龃龉。人们希望涉及家庭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的事务能够保留在个人隐私的范围内。第三,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登记与不动产产权登记之间的关系难以有效协调。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登记对抗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不动产登记的效力。即使通过婚姻登记机关和不动产登记机关的自动联网实现二者的统一,但这种做法带来的制度成本和操作难题是亟需论证的复杂问题。第四,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登记对抗主义在动产物权规则上的龃龉十分明显。因为占有为动产物权的公示要件,若以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登记作为对抗第三人的要件,相当于人为创设了动产物权的另一种公示方式,容易导致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错乱。第五,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登记对抗主义将导致交易成本的升高以及交易效率的降低,降低甚至排除当事人通过自愿交易实现资源转移的意愿。

(二)特定财产物权变动的登记对抗主义

对“登记”的另一种解释是离婚后对特定财产(主要针对不动产)的产权进行变更登记,此种方式虽然不存在上述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登记与不动产登记割裂的问题,但也具有较大弊端。

首先,对动产来说,动产以交付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较少有需要登记的空间,而意思主义模式使动产无须交付即发生物权变动,导致动产的占有与实际权属状态不符的情况时有发生。无论是采取“合意+交付对抗”,还是采取“合意+登记对抗”,都无法消弭意思主义模式下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物权变动的弊端。

其次,就不动产而言,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采用“合意+物权法上的不动产登记对抗”模式的负面效果远大于收益,具体表现在:第一,不当创设具有“中间状态的不完全物权”,抹杀了物权本应具有的对世性;第二,不登记不得对抗的第三人范围存在争议;第三,登记对抗还涉及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协调问题,因为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第三人利益及交易安全,二者可能存在功能重叠,登记对抗制度本身的独立价值受到质疑;第四,更容易造成婚姻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关系紧张。

三、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形式主义与意思主义的比较

在保护当事人权益的问题上,对形式主义模式与意思主义模式进行比较选择的实质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衡量。申言之,天平的一端是通过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分得不动产的婚姻关系一方当事人,另一端则是第三人(不动产买受人)和交易安全。一方面,为了保护婚姻关系一方当事人而牺牲不动产买受人的利益,影响市场交易安全,破坏我国业已形成的以不动产登记簿为依据的不动产权属登记制度之做法的正当性很难被证成(况且此种特殊保护实则并无必要)。另一方面,从更宏观的视角观之,相较于不动产买受人,婚姻关系一方当事人并不总是对诉争不动产具有特殊利益因而需要被特别保护的“弱势一方”,相反,诉争不动产也可能与不动产买受人及其背后家庭的生存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选择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模式时,基于保护婚姻关系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衡量之理由无法使选择的天平向不同于一般物权变动规则的意思主义模式倾斜

四、结语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系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无论从夫妻之间内部关系的视角还是从夫妻与第三人外部关系的视角,形式主义模式都优于意思主义模式。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以《民法典》物权编规定的一般物权变动规则为圭臬。从微观上说,这既有助于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团结与稳定,也有助于维护交易秩序与安全;从宏观上说,这也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其他各编的自信拥抱。



(本文文字编辑朱鸿嘉。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注”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形式主义模式下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夏江皓:《形式主义模式下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载《法学》2022年第3期。
【作者简介】夏江皓,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师资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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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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