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震:论侵害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严重”
2022年5月6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侵权责任   精神损害赔偿   人格权
[ 导语 ]
       对于自然人在人格权益被侵害后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与已废止的《侵权责任法》第22条均要求以“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为成立要件。 “严重”一词用语模糊,规范内容空洞,加之既有研究深度不足,理论上对其未能形成统一认识,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如何理解“严重”的规范内容?如何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适用“严重”要件?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朱震博士研究生在《论侵害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严重”》一文中,立足于我国的法律实践和现有理论研究,基于法律论证理论,为“严重”这一价值开放性概念确立 “前提规则”或 “适用类型”,为 《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的适用确立更为精细化的、可区分的评价标准,使尽可能多的人格权益得到合理救济,并在此基础之上推进我国民法教义学的发展。
一、具有开放性评价结构的“严重”

“严重”要件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两点:其一,“严重”要件的不确定性源自语义的一般性。仅凭语义本身,不能准确描述出具体的评价对象。其二,“严重”要件的不确定性源自规范目的的不确定性。当“严重”要件背后的特定规范目的未被立法者明确,且在法律实践中也未形成共识时,法官很难得出裁量标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若大前提背后的规范内容不明确,则会导致要件具有不确定性,进而导致裁判者不可将规范直接涵摄适用。

经验性的判断标准认为,对于“严重”的解释,应当采容忍限度理论,即超出了社会一般人的容忍限度,就认为是“严重”。然而,经验性判断至少在两方面存在局限性:一方面,经验性判断使结论具有不确定性,难以确保裁判结果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将经验性判断作为法律构成要件的认定标准,并不妥当。经验性判断虽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它毕竟不是评价性观点,不具有规范上的约束力,以此认定“严重”在我国现行法秩序内不具有合理性。

精神损害赔偿的“严重”要件属于价值开放性概念,它能够接纳一些新的价值理由,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保持法律体系的开放性。但在法律适用层面,需要建构合理的、可区分化的评价标准,避免裁判结论的不确定性。

二、我国法秩序中的严重精神损害

(一)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的“一般性目的”作为论证基础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一般性目的”在于,在保护他人人身权益的同时,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进行必要限制,防止制度被滥用。该“一般性目的”作为“基础性法律理由”,可指导裁判者对《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的适用及对“严重”要件之具体规范内容的论证。仅将“严重”要件结合“一般性目的”,仍无法直接涵摄纠纷事实,但其因具有实质性的正义内涵而具有说服力,可以指导裁判者界定法律条文中不够明确的规定。

(二)以《民法典》第1183条的规范结构作为论证起点

《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在表面上虽无特定的规范内容,但其仍具有完整的规范结构,该规范结构作为法官论证“严重”要件之具体规范内容的起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明确该要件之具体规范内容提供依据。

首先,“严重”要件是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的特殊限制条件,可防止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被滥用,这符合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一般性目的”。但对于“严重”要件的具体规范内容,要注意对不确定内容进行填补。其次,应区分作为构成要件的“严重”与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的“严重”。“严重”作为法律构成要件,其体现的是规范性语句所特有的逻辑假言关系,其功能是为判断“特定事实能否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提供判断条件;而在裁判者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法律所规定的“严重”具有不同的功能,即当某一侵权行为成立且满足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时,为确定具体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提供判断标准。

(三)《民法典》体系提供“价值基础”及“论证前提”

“严重”是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的限定条件,在对其进行具体化时,必须结合《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对其作出理解和诠释,确保解释结论与法秩序的价值统一。首先,《民法典》第990条和第991条提供“价值基础”与“思维导向”。这两条法律条文确立了我国人格权保护的基本范围与基本态度,体现了我国人格权保护制度的基本价值追求,故可依此约束和指引对“严重”要件的具体化。其次,《民法典》第998条以“分类”与“授权”提供论证前提。该条对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和其他人格权的保护问题作出了明确区分;在认定人格权侵权相应的民事责任时,该条仅提供了一些考量因素,放弃了具体的价值判断,以开放性的态度向司法机关授权。在此情形下,法律虽然无法为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民事责任承担形式提供明确的适用标准,但该条划定了法官针对“严重”要件的“造法范围”。

(四)在现有法体系中的部分证立

立法者通过《民法典》中的其他条款在价值层面明确了物质性人格权的特殊位阶,要求对其进行绝对保护,且应作出最大限度的立法保留。因此,在物质性人格权被侵害后,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适用条件,应依照《民法典》第998条所确立的“物质性人格权需受到绝对保护”这一价值理念,结合精神损害本身的典型事实特征进行诠释。

当侵害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侵权行为成立时,精神损害的具体形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被侵权人在有知觉时的疼痛感受,二是被侵权人在昏迷不醒或没有知觉时的生活感受丧失。依照《民法典》第990条、第991条以及第998条确立的价值要求,两种形式的精神损害都应被法律充分评价,并形成具体的规范内容。因此,可为“严重”要件确定出规范主张一(即适用前提),即“在侵害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侵权行为成立以后,被侵权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应得到赔偿”。基于此,裁判者在适用“严重”要件时,不需再考虑人格权益本身的被侵害程度。

三、在融贯与合乎事理中证成“严重”要件的适用前提

(一)“综合考量各项因素”无助于形成“严重”要件的规范内容

“严重”作为判断责任是否成立的“评价标准”,应具有具体意义,且通常应被一些实质性理由所支持。如果立法者仅列举一些由简单词汇所构成的抽象因素,例如受害人的职业、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那么,就不能为裁判者提供准确的、可理解的规范内容。虽然《民法典》通过其第998条提供了一些考量因素,但这些考量因素无法为“严重”要件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规范内容。同时,法官在裁判活动中综合考量各项因素,可能导致针对类似事实有可能得出不同的裁判结果。这也不符合法教义学的基本要求。

(二)应合理选择“严重”要件背后的评价理由

法官在适用具体法律规范时,应该尽最大努力说明特定评价理由在特定规范内容中的合理性。法官在理解和适用《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的“严重”要件时,需优先考虑由《民法典》第990条、第991条以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一般性目的”所确立的“受损的人格权益应得到充分救济”这一基础性价值立场。在此基础上,在侵害他人精神性人格权的案件中,裁判者在判断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能否成立时,应将自己假定为立法者,以法律原则为评价理由,结合法律调整对象的典型特征,论证出“严重”要件的规范内容。当然,法官在论证“严重”要件的具体规范内容时,还应有效平衡侵权法内部最为重要的两个基础性价值之间的关系,即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的关系。

(三)以损害填补功能为基础论证确定的规范内容

侵权法的首要功能是损害填补,通过填补被侵权人所失去的精神利益来实现对其人格权的充分保护。第一,精神性人格权受损所产生的精神损害具有可补偿性。首先,在事实层面,精神性人格权受损所产生的某些精神损害可通过被侵权人表现出的明显的生理或心理症状得到证明,此时的精神损害具有明显的“严重性”。其次,从价值层面来看,精神性人格权益与物质性人格权益不同,精神性人格权益作为重要性程度较低的法益,在我国现行法秩序内,并非绝对、优先受到保护的人格权益。因此,在侵害他人精神性人格权的案件中,存在着损害填补原则与行为自由原则之间的冲突。

第二,在相互冲突的原则中建构优先规则。一方面,精神损害有被虚构和夸大的可能,精神损害存在与否以及损害程度如何难以被司法机关识别,这导致精神损害难以被填补。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应基于损害填补原则对可被客观证明的精神损害进行救济。因此,在精神性人格权被侵害的情况下,法官应以侵权法的损害填补功能为基础,为《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中的“严重”要件证立出一项规范主张二(即适用前提),即“在精神性人格权被侵害后,若被侵权人存在医学上可被证明的精神症状,则精神损害应得到赔偿”

第三,上述主张的有效性可以经过“融贯性”标准的检验。首先,该规范主张针对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确立了具体的裁判规则,并以此延长了在论证“人格权益应受到充分保护”这一《民法典》中的基本原则时的证立链条。其次,《民法典》第1004条将健康权的核心要义定义为“自然人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第988条又明确了“健康权应受到绝对保护”的价值理念。规范主张二与《民法典》所明确的价值理念、具体规定相互支持。最后,规范主张一与规范主张二均旨在于具体条件下确立我国现行法秩序内各个原则之间的优先关系,化解各个原则在具体法律适用时可能产生的冲突。

(四)以预防功能为基础形成相对确定的适用前提

如果被侵权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仅表现为“短暂不适”,侵权法的损害填补功能将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但这不意味着应就此放弃对侵权行为的法律评价。相反,法官应依据侵权法的预防功能,建构相应的规范内容,确立《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之“严重”要件的适用前提。

第一,预防功能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首先,预防功能旨在防止侵害行为的发生,但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人们的所有活动都潜藏着风险,都可能对他人权益造成侵害。其次,预防功能与惩罚功能二者所欲达到的目的不同。故可以侵权法的预防功能作为主导性评价理由,进一步明确 “严重”要件的具体规范内容。

第二,以预防功能为主导性评价理由建构兜底性评价类型。救济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短暂不适”会对行为自由造成妨碍,这正是立法者设立“严重”要件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时,法官很难针对“严重”要件建构出可涵摄适用的规则性前提,而只能采用另一种“造法模式”,即为“严重”要件确立兜底性评价类型。具言之,当精神性人格权受损所产生的精神损害仅表现为“短暂不适”时,法官可将侵权法中的预防功能作为主导性评价理由,解释精神损害赔偿条款中的“严重”要件,并确立典型的评价类型。另外,由于法律需调整的法益类型较多,故法官无法针对“严重”要件得出评价特征完全确定的裁判规则。但司法机关仍可将侵权法的预防功能作为主导性评价理由,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形成具有类型性质的规范主张三,即“在精神性人格权遭受侵害以后,若被侵权人仅产生不良情绪,则其通常不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一些在社会生活中应被警示或得到否定性评价的典型情形除外”

四、结论

《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中的“严重”要件在价值基础与评价对象两方面均具有不确定性,我们无法通过传统的法律适用方法揭示其规范目的,进而无法将“严重”要件直接涵摄适用于个案纠纷。在这种情形下,法官应在“法律确定主义”和“法律决断主义”之外开辟第三条路径,即通过法律论证来建构具体、合理的规范内容。《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中的“严重”要件的规范内容,其能够通过融惯性标准的检验,可成为我国“网状化”规范体系的组成部分,为相关法律纠纷的解决提供认识基础和具体方案。



(本文文字编辑朱鸿嘉。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注”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论侵害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严重”》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朱震:《论侵害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严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2期。
【作者简介】朱震,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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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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