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论比较过失
2022年5月20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民法典》第1173条对《侵权责任法》第26条进行适当修改,其在内容上更类似于英美法的比较过失规则,而非大陆法的过错相抵制度。第1173条与第1174条结合后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比较过失规则。在《民法典》确立比较过失规则后,该规则在侵权责任的成立及侵权赔偿责任的范围中如何具体运用以及如何实现该规则与其他侵权法规则的衔接值得探讨。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在《论比较过失》一文中,通过比较英美法的比较过失和大陆法的过失相抵制度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论述比较过失规则在我国的制度价值、具体适用和排除限制适用情形。

我国《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该条来自原《侵权责任法》第26条,但进行了适当修改,不仅增加了对损害“同一”的限定,而且将适用的范围扩展到损害扩大的情形,并删除了原《侵权责任法》第26条中的“也”字,从而不再以侵权人具有过错作为构成要件。从表面上看,《民法典》的修改似乎不大,然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民法典》第1173条已经在内容上更类似于英美法的比较过失,而非大陆法的过错相抵制度。尤其是《民法典》第1173条在与第1174条相结合后,可以构建一个全新的比较过失规则。在《民法典》确立了比较过失规则后,一方面,比较过失规则在侵权责任的成立以及侵权责任的承担即侵权赔偿责任的范围中如何具体加以运用,从而才能最充分地实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充分保护受害人、预防损害的立法目的,值得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从体系化的角度来看,如何实现比较过失规则与其他的侵权法规则的衔接也值得探讨。例如,比较过失规则与过错责任原则的关系,比较过失与自甘冒险、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的关系,等等。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以供理论界与实务界参考。

一、英美法的比较过失和大陆法的过失相抵制度的比较

    (一)大陆法上的过失相抵制度

古代大陆法中并不存在比较过失或过失相抵的规则。例如,罗马法上虽然是根据过错来决定被告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被告能证明原告本身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则适用“原告自负责任(desequeridebet)”的规则。罗马法学家庞姆蓬尼斯(Pom ponius)曾提出一项著名的法律规则,即除非侵权人主观上具有故意,否则“因自己的过错而受害不视为受害(Si quis ex culpa sua damnum sentit, non intellegitur damnum sentire)”。该规则被称为“庞氏规则”,并成为罗马侵权法中的重要规则。然而,在该规则之下,受害人仅具有轻微过失都可能导致加害人的责任被免除,因而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

为了缓解“庞氏规则”的苛刻性,潘德克顿学派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了过失相抵理论。所谓过失相抵,也称与有过失,是指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依法减轻或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的制度。在具体适用中,法官应当将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过错程度进行比较。在该规则之下,过错较轻的一方可向过错较重的一方请求赔偿。例如,具有过失的一方可向故意的一方请求赔偿,较轻过失方可向较重过失方请求赔偿。其根据不仅包括过失赔偿理论,也包括原因力理论。过失相抵制度为大陆法系各国民法所采用,只不过称谓有所不同。例如,《法国民法典》虽然对受害人过错规则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司法实践认为,在受害人有过错的情况下,侵权人的赔偿额可以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而减轻,只是责任不能被完全免除,并且减轻责任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各方的过失。《德国民法典》第254条规定:“被害人对损害的发生负有共同过失的,应根据情况,特别是根据损害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当事人的一方或另一方造成的,来确定赔偿义务和赔偿范围。”对该条的规定,学者一般认为,受害人义务的存在及其所要承担的责任范围即责任减轻的程度,取决于具体的情形以及谁是导致损害的主要原因。如果受害人通过自己具有可责性的行为(durch eigenes schuldhaftes Verhalten)共同造成损害的发生,且该行为是不法的(rechtswidrig sein),即客观上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要求,则加害人将被减轻或者免除责任。在其他一些大陆法国家中,有些或者根据过失的程度,或者根据正义的理念来决定减轻的范围;有些认为应适用责任减半规则;有些则没有提及适用的标准。

(二)英美法上的比较过失制度

比较过失是英美法上的概念,其实际上是在过失侵权责任的理论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在英美特别是美国侵权法上,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采纳的是共同过失(contributory negligence)规则,而非比较过失规则。所谓共同过失,实际上是一种免责事由,即侵权人可以以被侵权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而主张免除侵权责任。共同过失最早起源于英国1809年的巴特菲尔德诉弗雷斯特(Butterfield v. Forrester)案。在该案中,原告在路上骑马时,不慎撞上了被告施工留下的横杆,原告从马背上摔下受伤,后起诉要求被告损害赔偿。法官埃伦堡(Ellenborough)勋爵认为,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并不能免除另一方当事人对自己应尽的通常注意。原告若想胜诉,须证明以下两个要件:一是被告由于过错阻塞了道路;二是原告已经完全尽到避免事故的注意义务。但是在本案中,原告没有注意到路上的障碍物,并没有尽到普通的、通常的注意义务,因此原告无权要求赔偿。1824年,美国马萨诸塞州也发生了一件相似的案件史密斯诉史密斯案(Smith v. Smith案),被告在公路上堆积了木料,但还有足够的通行空间,只要行人尽到通常注意义务,就可以安全通过该路段,原告的运货马车撞上了木料,以致马车和马都因此受损。审理该案的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遵循了前述巴特菲尔德诉弗雷斯特(Butterfield v. Forrester)案所提出的共同过失规则,认为原告不应得到赔偿。随后,共同过失规则逐渐为美国各州的法院所广泛采纳。比较过失制度是在克服共同过失的僵硬性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依据《美国侵权法重述(第2版)》第463条,“共同过失”是指原告所实施的行为(conduct)没有达到其应当保护自己的标准,且该行为与被告的过失行为共同发挥作用,对原告所遭受的损害产生贡献。根据该重述第467条的规定,除非被告具有“最后明显机会(the last clear chance)”,否则原告的共同过失将阻却其从被告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说,共同过失属于一种积极抗辩(affirmative defense)或完全抗辩(absolute defense)事由,这一抗辩事由可以完全免除被告的赔偿责任。据此,即便原告只具有轻微过失(slightly negligent),只要其过失与损害发生满足近因规则,原告将无法获得任何救济。因此,共同过失规则是“全有全无式(all or nothing)”的,即如果原告对损害的发生不具有过失,那么他将获得完全赔偿;相反,只要原告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失,哪怕该过失十分轻微,原告都将完全丧失损害赔偿请求权。毫无疑问,这种“全有全无式”的法律规则在适用中过于僵硬,不仅对于原告来讲十分严苛,而且使得侵权人可以很轻易地逃脱责任。有鉴于此,美国许多州的制定法率先弃用共同过失规则,改采比较过失规则以缓和共同过失规则的僵硬性。比较过失规则最早起源于乔治亚州,在19世纪60年代,乔治亚州的两个州法规定了比较过失制度,分别规定的是,如果原告在铁路事故中有过失,可以减轻被告的损害赔偿数额;即便原告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也不得完全免除被告的责任。在1908年至1941年间,美国联邦以及各州通过制定法的修正,规定了比较过失。1908年的《联邦雇主责任法》(The Federal Employer’s Liability Act of 1908)废止了作为积极抗辩的与有过失,代之以按比例分担损失,遭受损害的受雇人所得的补救仅在雇主具有比较过错的范围内予以减少,而非完全免除雇主的责任。1915年的《琼斯法》(Jones Act)、1920年的《海商法》(Merchant Act)也规定了相同的条款。

在美国法中,比较过失与共同过失相比较,其特点主要在于:一方面,它不是采取全有全无的模式,而是通过比较双方的过错程度来确定责任。换言之,该规则并没有彻底否定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或肯定赔偿责任,也不是简单的减轻责任,而是要通过比较双方的过错程度和因果关系来确定责任的有无以及分配。另一方面,与共同过失属于完全抗辩有所不同,比较过失只是部分抗辩(partial defense),即按照被告与原告的相对过错(the relative fault)分配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此外,比较过失还可以适用于承担连带责任的共同被告之间的责任分配。正是因为比较过失缓和了共同过失的僵硬性,且使责任的分配更加精细化,因而该规则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它不仅可以运用到过错责任,还可以用于严格责任。

    (三)英美法的比较过失和大陆法的过失相抵制度的比较

比较英美法的比较过失和大陆法的与有过失(过失相抵),可以发现它们均适用于受害人具有过错的情形,也即解决在受害人有过错时如何减轻加害人责任的问题。但是,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一是在适用范围上,在大陆法中,除非有法律明确规定,在严格责任中一般不适用与有过失。当然,近几年来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与有过失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于严格责任。但是一般认为,与有过失主要适用于过错责任的情形。与此不同,比较过失不仅限于一般侵权,即使在严格责任中也可以适用比较过失。在美国法中,严格责任中并非绝对不考虑过失,实际上也是要考虑过失因素的,尤其是要考虑受害人的过失,从而适用比较过失规则(comparative negligence)。二是比较过失是一种对双方过失进行比较来确定责任,而不像大陆法一样通过与有过失减轻责任。因此,二者的观察角度并不相同。与有过失制度主要解决的是损害分担的问题,而比较过失不仅解决责任分配,还可以解决责任成立的问题。三是与有过失仍然是在过错责任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减轻责任的规则,而比较过失已经具有一定的独立价值,该规则已广泛运用于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责任等严格责任领域。

(四)我国《民法典》采纳了英美法中的比较过失模式

在《民法典》颁布之前,《民法通则》第13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条和《侵权责任法》第26条均规定了与比较过失或与有过失相类似的制度。这些条款大同小异,差异仅限于过失相抵是否适用于“损害的扩大”的情形。无论是在《民法通则》《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还是《侵权责任法》之中,实际上均是按照大陆法的与有过失规则来构建规则的,因而受害人过错作为一种减轻责任的机制,一般在过错责任的情形下发挥作用,且受害人的过错均被作为一种减轻责任的事由,确定损害的分配。因而与有过失仅适用于过错责任中,并没有将其适用于严格责任之中,也没有发挥其在责任成立判断中的功能。因此,《民法典》颁布之前,我国法中的上述规则所构建的制度性质上属于大陆法系的过失相抵制度,而非英美法中的比较过失制度。

《民法典》对上述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了修改。《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有学者认为,该条规定的是与有过错制度。也有学者认为该规定属于过失相抵制度,它是指当受害人对于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具有过错时,相应地减轻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其实与有过错与过失相抵本质上是相同的。《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的不是与有过错或过失相抵,更类似于比较过失制度,《民法典》第1173条和第1174条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比较过失制度。具体理由在于:

第一,从体系位置上来看,《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在第三章“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当中,这就很清楚地表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者认为第26条规定的只是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情形即减责事由而已。但是,《民法典》第1173条被规定在第一章“一般规定”中。这就表明立法者是将第1173条作为适用于整个侵权责任编的一般性或共通性的条款加以规定的,第1173条也没有被规定在侵权责任编的第二章“损害赔偿”当中;故此,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该规则也不是单纯的损害赔偿的规则,而是既适用于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也适用于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的规则。

第二,从适用范围来看,《民法典》第1173条并不是规定在第1165条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之下。这就表明,比较过失不是过错责任的组成部分,因为其不能完全适用于过错责任的纠纷中。因此,无论是对于过错责任还是严格责任均有适用的余地。

第三,从条文表述来看,《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与《侵权责任法》第26条相比较,可以发现,该条款删去了“也”字。由于《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意味着该条款以加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为前提,这就说明《侵权责任法》第26条的规定无法适用于严格责任。但是,《民法典》第1173条将“也”字删除后,这就说明该条款也可以适用于严格责任纠纷,因此更接近英美法的比较过失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单纯以《民法典》第1173条还不足以认为我国《民法典》采纳了比较过失规则,毕竟从第1173条的规定来看,其法律效果仅限于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仍然没有包括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的范围,因此其适用范围仍然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将第1173条和第1174条结合起来考察,可以认为已经构成了我国较为完整的比较过失制度。《民法典》第1174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据此,该条款不仅将受害人故意的情形包括在内,而且还规定了免除加害人责任的法律效果。将这两个条款结合起来之后,可以发现这两条将比较过失的各种情形都涵盖进来了。仅就受害人的过错而言,至少包括三类情形:其一,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发生;其二,受害人对于同一损害的发生存在故意或者过失;其三,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扩大存在故意或者过失。这三类情形中,有些情形下侵权人可以不承担责任,有些情形下则是减轻侵权人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从责任的后果来看,包括减轻和免除责任两个方面。鉴于这两个条款不仅适用于过错责任,而且可以适用于严格责任,因而它与英美法上的比较过失的制度功能基本一致。

当然,我国《民法典》中的比较过失制度与英美法中的“比较过失”也有所不同,其中最显著的差异是,美国法上的比较过失可以适用于承担连带责任的各个被告之间的责任划分,而我国法上的过失相抵仅能适用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赔偿数额的分配。

二、比较过失弥补了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不足

过错(fault, schuld)是侵权法的核心问题。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责任。”这一规定便形成了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正如民法典起草人塔里伯在解释民法中所说:“这一条款广泛包括了所有类型的损害,并要求对损害作出赔偿。”“损害如果产生要求赔偿的权利,那么此种损害是过错和不谨慎的结果。”这一简短的条文是对罗马法债法中的过失责任原则的重大发展,以后的大陆法系各国的民法典大都相继沿袭了这一规定。19世纪以来,过错责任原则成为侵权法的基本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过错为归责的依据,并以过错作为确立责任和责任范围的基础。从两大法系来看,虽然归责原则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但是,过错的概念仍然是侵权法上最基础、最核心的概念,也是归责的基础。过错责任仍然是各国普遍承认的侵权法的一般归责原则,无过错则不应承担责任。

我国原《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借鉴《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的经验,规定了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从而使《侵权责任法》保持了强大的开放性功能,能够适用于各种新类型的过错侵权案件,并为大量的过错侵权提供可供适用的裁判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在总结原《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的基础上,保留了过错责任一般条款,但是鉴于原《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在适用范围上没有区分损害赔偿与排除妨害等绝对权请求权的责任形式,从而导致侵权责任的归责事由存在混淆,不利于区分绝对权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界限,因而修改了该条款。《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增加了“造成损害”四个字,表明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以造成损害为前提,因此仅适用于损害赔偿请求权。该条实际上构成一个兜底保护条款,可以适用于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各类侵权行为。

比较过失制度是与《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所规定的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相配合的制度,可以发挥精细化的合理分配责任、应对风险社会的各种危险的功能,也能有效地预防和防范各种损害的发生。可以说,该制度形成了与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有效衔接。就适用过错责任而言,比较过失显然要受到过错责任的指导,因为在比较过失中,实际上仍然贯彻行为人为自己的过错负责的基本价值理念。一个人只有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对其造成的损害负责。“苟不涉及过失范围之内,行动尽可自由,不必有所顾忌。”如果个人已尽其注意,即使造成对他人的损害,也可以被免除责任,这样,个人自由并未受束缚。如果人人尽其注意,则大多数损害可以避免,社会安全可以得到维护。正如耶林所宣称的:“使人负损害赔偿的,不是因为有损害,而是因为有过失,其道理就如同化学上之原则,使蜡烛燃烧的,不是光,而是氧,一般的浅显明白。”然而,比较过失弥补了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兼顾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的考量,在双方之间进行合理的责任分配。按照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只是考虑行为人的过错,而没有考虑受害人的过错。从《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来看,其在规定过错责任时,只是规定了行为人具有过错,而没有考虑受害人的过错问题。而从实践来看,在侵权责任成立的情形下,往往是双方均有过错,即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此时,就无法完全依靠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解决此种情形下责任的认定与分配问题。在这一点上,比较过失规则形成了一种合理的责任分配机制,避免全有全无责任的弊端,且可以使责任的分配更加精细化,虽然加害人与受害人对于损害分担而言不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在依据过错进行损害分担时,必须保证二者被公平地对待。比较过失制度,正是在综合考量加害人和受害人的过错的基础上,发挥了公平分配损害的功能。

第二,既可以在责任分配中发挥作用,也可以适用于责任成立的判断。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主要是确定赔偿责任的成立,而没有考虑责任的分配问题。过错责任是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只是规定在行为人具有过错的情形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问题,即在具备哪些条件时,认定行为人需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该条款本身无法解决侵权责任成立后的损害分担问题。但是,比较过失规则,不仅解决加害人的过错,还解决受害人的过错,不仅适用于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还适用于损害赔偿责任的分配即赔偿范围的确定。《民法典》第998条规定:“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外的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应当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因素。”该条规定中依据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确立责任,其实就体现了比较过失规则的精髓。事实上,在双方均有过错的情形下,除了认定行为人需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外,还需要解决损害的分担问题,即行为人与受害人需要在何种程度上分担损害。

第三,既可以适用于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于其他特殊归责原则的情形。过错责任一般条款无法适用于过错推定责任和严格责任的情形。其只是解决因过错而产生的损害赔偿问题,仅适用于过错责任,无法适用于过错推定责任与严格责任。在过错推定责任与严格责任中,在受害人具有过错的情形下,仍然存在损失分担的问题。

第四,既可以适用于损害赔偿责任,也可以类推适用于其他责任形式。过错责任一般条款只是解决损害的救济问题,在没有损害时,无法适用过错责任一般条款。如前所述《民法典》1165条第1款乃是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其要求加害人承担与过错相适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但在没有损害,而只是妨害的情形下,并无法适用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而在不存在损害的情形下,受害人也可能具有过错,此时,就无法适用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解决此种情形下侵权责任的认定问题。而比较过失不仅仅适用于损害赔偿,也可以类推适用于排除妨害等绝对权请求权。尽管《民法典》第1173条中规定了“同一损害”四个字,但是并不意味着该条仅限于损害赔偿责任。例如,被告的围墙因天降大雨而倒塌在受害人的院子里,受害人在院子里挖洞导致该围墙的根基不稳定时,此时排除妨害的费用应当由谁承担?考虑到妨害人并无过错,也可由受妨害人适当分担排除妨害的费用。如果物权人对围墙倒塌也有过错(如在围墙下挖洞),则由其承担费用更为合理。

综上所述,在涉及加害人有过错的情形,仅适用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无法解决,从而有必要通过比较过失制度来校正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弊端。


三、比较过失制度可弥补相关侵权规则的不足

如前所述,比较过失制度不仅是一项分配损害的制度,而且在责任成立的判断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自甘冒险规则是否具有独立适用价值的问题,在比较法上存在不同看法。例如德国民法学者罗歇尔德斯(Looschelders)认为,自甘冒险规则属于《德国民法典》第254条共同过错的特殊类型,美国学者詹姆斯(James)在1968年分析了自甘冒险中的自愿风险因素,否定自甘冒险能够作为独立的抗辩事由,认为其不过是共同过失的表现形态,不具有独立性。笔者认为,比较过失之所以能日益彰显其独特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比较过失制度在责任成立和责任分配上具有独立的适用价值。在我国,该规则可以适用于《民法典》在“侵权责任编”中规定的特殊侵权,并可以在这些特殊侵权条款难以解决归责问题时,弥补这些条款的不足。因此,在《民法典》的实施中,需要重新认识比较过失的功能,使得比较过失制度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与其他归责之间形成有效的衔接,充分实现侵权责任法的目标。

    (一)比较过失可弥补自甘冒险规则的不足

受害人自甘冒险(assumption of risk, Handeln auf eigene Gefahr, acceptation desrisque),是指受害人已经意识到某种风险的存在,或者明知将遭受某种风险,却依然冒险行事,致使自己遭受损害。比较法上普遍承认自甘冒险是免除行为人责任的一项事由。《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例如,张某与同学在某大学篮球场自发组织篮球比赛。比赛时,68岁的李婆婆横穿篮球场。张某在接球跑动过程中,后背不慎碰到李婆婆,将其撞倒在地。李婆婆受伤后被就近送往医院治疗,住院加门诊治疗,共计支付医疗费3.3万余元,其中张军垫付6,000元。经司法鉴定,其伤情不构成伤残;二审法院认为,“看到球场上有学生进行对抗性的篮球比赛,应当预见横穿球场潜在风险,但李婆婆仍选择横穿球场,应视为‘自甘冒险’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笔者认为,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李婆婆构成自甘冒险,显然是不妥当的。理由在于:第一,《民法典》第1176条将自甘冒险者界定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的人,自甘冒险的受害人是因参与文体活动而遭受损害的人,而本案中李婆婆只是为了走近道穿越球场,其并非参与文体活动,因此,不应适用自甘冒险规则。第二,《民法典》第1176条所规定的自甘冒险,必须是由文体活动所内在的固有风险所产生的,而自愿参与者参与这种内在风险的活动,因其他参与人的一般过失行为造成损害,则应由受害的参与者自己承担损失。但本案中,李婆婆所遭受的损害并不是文体活动所具有的内在风险所产生的,因而不应当适用该规则由其自担风险。第三,《民法典》第1176条所规定的自甘冒险规则的适用是“全有全无”式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参与者只具有一般过失的情况下,就应当由受害人完全自担风险,从而完全免除了其他参与者的责任;而在其他参与者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则应当由其他参与者负责。而在本案中,造成损害的行为人与李婆婆之间都可能具有一定的过失,倘若适用自甘冒险规则,将会导致行为人完全不承担责任的不合理后果。

问题在于,能否通过对自甘冒险进行目的性扩张,突破文体活动的界限限制,而扩张适用于受害人自愿承担风险的情形?笔者认为,这也不符合立法本意,民法典之所以将其限制在文体活动,具有特定的立法目的。即通过使文体活动的其他参与者在仅具有一般过失的情形下免除责任,以鼓励社会大众积极参与文体活动,尤其是鼓励中小学生参与文体活动,强化素质教育。而如果将文体活动的概念进行扩张解释,显然不符合该条款所设定的立法目的。

由于我国《民法典》第1176条已经对自甘冒险规则进行了明确的限定,因此,本案以及类似的案件不宜适用自甘冒险的规则。但是,在不能适用自甘冒险规则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民法典》的其他相关规定,合理分配责任?对此,可以适用《民法典》第1173条的比较过失规则,通过比较双方的过错来确定侵权责任成立与否,以及如何分配责任。这主要是因为在本案中,实际上双方均具有一定的过失,需要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及其对损害后果发生的影响来确定责任问题。而在考量双方过错和过错程度时,至少应当考虑如下具体情形:第一,要考虑篮球场是否设置了相关的隔离设施。学校虽然有醒目的边界线,场地被刷为绿色,但没有设置明显的隔离设施,行人仍然可以自由穿越,这也为受害人进入提供了方便。如果学校设置了相关的隔离设施,而受害人仍然翻越,则其过错程度更重。第二,要考虑篮球场曾经是否有行人穿越。虽然设置了明显的标志和分界线,但如果篮球场处于比较繁忙的地区,行人曾经穿越过,此时,受害人的过错较小。但如果没有人穿越,则受害人的过错程度较重。第三,行为人在撞倒李婆婆时是否已经看到了李婆婆将要穿越篮球场,或者在看到后无法停止。如果看到后可以停止而未停止,则其有明显的过错,毕竟撞伤人与停止动作相比,撞伤人损害的法益更重。与人身权益相比,人身权益的保护更为重要。如果行为人可以停下来,则其应当停下来。因此,本案应当依据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比较过失,最终确定双方的责任。由此可见,本案虽然不能适用自甘冒险规则,但是可以通过适用《民法典》第1173条的比较过失规则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

    (二)比较过失可弥补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不足

所谓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是指侵权人未尽到法律、合同、习惯等产生的对他人的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又称安全关照义务,来源于德国法上的社会交往安全义务,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的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承担的关心、照顾、保护等义务。《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了两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一是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和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或管理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二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该条款在确立这两个安全保障义务时,并没有采用“等”字,表明该条规定实际上是封闭性的列举规定。尽管我国《民法典》对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借鉴了德国法,但是与德国法上的“交往安全义务”有所不同的是,我国《民法典》采取了明确列举的方式规定安全保障义务,而不像德国法通过学说和判例发展出一般性的“交往安全义务”。德国法最初的交往安全义务适用于维持交通安全的情形,以后逐渐扩大到其他社会交往活动。换言之,我国《民法典》的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范围受到法律明确限制,法官只能根据《民法典》以及其他法律的明确规定认定安全保障义务的违反;但是,根据德国法,法官可以一般性地判断行为人是否违反了某种安全保障义务。

一旦在实践中出现两类责任之外的其他类型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时,如果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法律特别规定,例如因高空抛物致人损害找不到行为人的,可适用《民法典》第1254条;如果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但是,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出现了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应当适用何种规则确立责任,则一直是审判实践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此类责任形态最为典型的,就是因违反某种安全保障的作为义务而产生的责任。这种责任大多都是因为行为人事先实施的某种行为而使其负有某种作为义务,保障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例如,张某下班之后邀请李某、王某一起吃饭喝酒,在席间,因为王某不胜酒力, 张某等仍然不断劝酒。几杯下去之后王某便醉倒在座椅上,张某和李某便护送王某回家,走到王某家门口时,王某突然清醒,提出既然已到家门口,无须再送,请张某、李某回家。待张某、李某回家之后,王某便在门前的石凳上睡着了。因北方天气寒冷,王某因处于醉酒状态而在夜间被冻死。王某家属将张某和李某诉至法院,认为二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对王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显然不属于《民法典》第1198条“公共场所管理者或经营者的责任”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责任”这两大违反安全保障的类型,也难以采纳目的性扩张的方式,扩张适用该条规定。受害人对于自身所遭受的损害,无法适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规则。因而,不能依据《民法典》第1198条确定其他参与者所负有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为由确定责任。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参与喝酒者就不需要承担责任。该案应当按照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与比较过失规则来确定责任的成立与承担。一方面,张某组织李某、王某一起吃饭喝酒,虽然不属于第1198条规定的群众性活动,但是因为组织行为对参与喝酒者产生了一种保护义务,因此也可以说属于特殊类型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只不过是因为现行法没有对此作出特别规定,有必要通过比较过失规则来解决。另一方面,张某和王某在整个活动中具有一定的过错,应当对其过错负责,一是张某明知王某不胜酒力,张某仍然不断劝酒,导致王某醉倒;二是张某没有把王某直接送回家中,而是放在家门口;三是张某把王某放在家门口后,没有及时与王某的家人取得联系,张某与李某既没有敲门,也没有与王某家人联系,显然是有过失的。当然,受害人王某在本案中也有过失,其过失主要表现在,其不胜酒力仍然继续喝酒,尤其是在被送到家门口后,本应让张某与李某把自己送回家中,但坚持让张某与李某提前离开,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因此,通过比较双方的过失,可以看出本案应当依据比较过失规则,既不能让张某和李某全部免责,让王某的家属承担全部损失,也不能让张某、李某等全部负责,而是应当通过比较过失来公平合理地确立双方当事人的责任。此外,在张某和李某之间,也不能适用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这主要是因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共同的故意和过失,而应当依据其不同过失承担责任,由于张某作为组织者,其过失程度更重,应当承担更重的责任。

除了上述两种情形之外,在实践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可能出现各种新类型的侵权损害责任纠纷,在此情况下,也可以依据比较过失来确立责任。由此可见,比较过失规则也可以弥补《民法典》中侵权责任规则的不足。

四、比较过失规则在责任范围上的适用

比较过失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损害赔偿的“全有全无”的僵硬做法,采取了一种根据过错程度公平分担的做法。在美国法中,比较过失的类型具有特殊性,包括了如下几种:一是纯粹的比较过失(pure comparative negligence),即原告的共同过失不会完全排除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须根据原告对损害的过失程度(the amount of negligence)减少其损害赔偿的数额。二是修正的比较过失(modified comparative negligence),也称“50%体系(fifty percent system)”,是指如果原告的过失与被告的过失程度相当,那么原告将无法获得任何赔偿,在此意义上延续了传统的共同过失规则。这一规则的理论基础是,如果受害人比行为人更有过错(more at fault),那么他就不得从行为人处获得赔偿。三是轻微-重大过失规则(slight-gross rule),根据这一规则,只有当原告构成轻微过失、被告构成重大过失时,损害赔偿数额根据原告的过失予以减少,否则,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将被完全排除。四是混合的比较过失规则,即如果原告的过失程度超过50%,那么他只能就财产损害(economic damages)获得赔偿,并按照过失程度进行酌减,但是该原告不得就精神痛苦(pain and suffering)等无形损害获得赔偿。由此可以看出,比较过失规则同与有过失相比较,在具体确定责任的范围上,规则更加精细,因而更能发挥公平分配责任的功能。我们之所以认为应当从《民法典》的现行制度中解释出比较过失的规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比较过失的适用结果可以使责任范围的确定更加精细化。这就是说,在责任成立后,确定责任范围时,比较双方的过错程度来公平合理地确定责任。上述美国法的经验可资借鉴,但在借鉴上述经验时,不能仅仅只是考虑受害人的过失,还要考虑受害人的故意,且在考虑受害人过失时,不能仅仅限于受害人的一般过失,还要考虑其过失程度,包括重大过失、一般过失和轻微过失。就加害人层面来讲,比较过失规则的应用,既包括加害人承担全部负责、加害人全部免责,也包括加害人与受害人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为此,就需要将《民法典》第1173条和第1174条结合起来。通过确立受害人与加害人的不同过错程度,公平合理地分配责任。

    (一)区分受害人过失形态而分别确定行为人的责任

由于《民法典》第1173条和第1174条共同构成我国民法中的比较过失规则,因此应当从加害人和受害人的两个维度来考察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其中,受害人的过错包括四种形态,具体来说:

    1.受害人故意。

《民法典》第1174条明确规定了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在作为责任减轻的事由上,受害人的故意和过失的区分也至关重要。在行为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受害人的故意可以直接导致行为人责任的免除,受害人无权请求行为人承担任何责任。

    2. 重大过失。

所谓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是指受害人对自己的权益极不关心,严重懈怠,或者虽意识到某种危险的存在,仍然漠然视之,以至于造成了损害后果。例如,某人明知烈性犬凶猛,仍然挑逗,导致被猛犬咬伤,此即为重大过失。再如,受害人遭受侵权人侵害以后受伤,但是拒绝治疗,以致造成感染并截肢。在过错责任中,如果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有可能导致行为人被免除责任。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说,在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受害人的过失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相当因果联系。另一方面,从过错责任的角度来说,既然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因此不能认为侵权人的过错是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也不能根据双方之间的过错不成比例的理论要求行为人全部负责。因此,应当根据受害人具有重大过错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即使在严格责任中,受害人的重大过失一般也可能导致侵权人责任的减轻。例如,《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在过错责任中,受害人的过错对责任范围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而加害人的过错轻微,有可能导致责任被免除;受害人的一般过失可以导致责任的减轻。但在严格责任中,原则上只有因受害人的重大过失才能导致行为人责任的减轻,而受害人的一般过失不能导致责任的减轻,毕竟受害人遭受的损害是行为人的行为或者其物件造成的,因此行为人应当负责。在严格责任中,除非法律明确规定在某种情况下,受害人的重大过失将导致行为人被免责。

    3.受害人具有一般过失。

在过错责任中,在受害人具有一般过失的情况下,侵权人的责任也可能被减轻。在过错推定责任中,受害人的一般过失可以导致侵权人责任的减轻。例如,《民法典》第1256条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该条在性质上属于过错推定责任,此处所说的行为人主要是指堆放、倾倒、遗撒者以及市政机关、道路交通的管理者和所有者等;如果不能证明其没有过错,则应当承担责任。但如果车辆驾驶者在已经看到堆放物、倾倒物、遗撒物,并且可以轻易避开,而因为其疏忽大意未能避开,则表明其主观上也具有过错,因此,将导致行为人的责任被减轻。在严格责任中,如果受害人具有一般过失,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侵权人不得以此为理由主张免责。此时,可以采用比较过失规则。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铁路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6条规定:“因受害人翻越、穿越、损毁、移动铁路线路两侧防护围墙、栅栏或者其他防护设施穿越铁路线路,偷乘货车,攀附行进中的列车,在未设置人行通道的铁路桥梁、隧道内通行,攀爬高架铁路线路,以及其他未经许可进入铁路线路、车站、货场等铁路作业区域的过错行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该条规定了受害人即使具有一般过失,铁路运输企业也要承担适当的责任。

    4.受害人具有轻微过失。

一般来说,受害人的轻微过失不会导致过失相抵规则的适用,从而不会导致被告责任的减轻。因为在很多侵权案件中,加害人都有可能证明受害人存在轻微过失。例如,在地面施工时,因没有设置安全标志导致受害人摔伤,但是受害人也可能因轻微过失而没有注意到施工的现场,因此而跌倒在施工的工地导致受伤。因为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加害,不能因为行为人的轻微过失而减轻加害人的责任。一般侵权责任中,若受害人仅仅有轻微过失,则应使加害人负完全责任;在过错推定责任和严格责任中,即使受害人具有一般过失,也不能免除加害人的责任。如甲因施工挖掘下水道而未设置任何危险警戒标志,某乙因骑车不注意,跌入坑内受伤。在该例中,加害人的免责事由是被严格限定的,因此,即使受害人具有一般过失,亦不能使加害人被免除或减轻责任。从加害人层面来观察,加害人的过错程度将会影响到责任的承担。例如,加害人的主观状态为故意,而受害人为轻微过失时,则不能适用比较过失规则减轻加害人的责任。这是因为加害人故意造成损害时,其具有较大的主观可责性,倘若允许该加害人减轻责任,不利于发挥侵权法的惩罚功能和威慑功能。

    (二)比较过失在不同归责原则中的适用

如前所述,比较过失规则不仅适用于过错责任,而且可以适用于采用其他归责原则的侵权责任。

    第一,在过错推定中,受害人的过错作为减轻责任的事由。

较之于过错责任,在过错推定中,受害人的过错作为减轻责任的事由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受害人的一般过错可能并不导致责任的免除,但受害人的过错仍可作为减轻责任的事由。例如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中,如果因非机动车一方、行人一方故意碰撞机动车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即社会上所说的“碰瓷”现象,此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2款规定,“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不过,依反面解释,如果受害人仅具有过失,则虽不能导致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被完全免除,但仍可减轻其责任。

第二,比较过失制度也可以适用于严格责任。

这是因为严格责任的特殊之处,在于不以行为人的过错为归责事由,而是以行为人所从事的活动或者保有之物(如动物或者设备)具有高度危险性为归责事由。在这个意义上,严格责任并没有对受害人一方的因素予以考量。因此严格责任并不当然地排除比较过失的适用。换言之,如果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有过错的,虽然行为人承担的是严格责任,也应当考虑受害人的过错,适当地减轻或者免除行为人的赔偿责任。可见,严格责任中免责事由主要用于排除责任的承担,即在存在免责事由的情形下,排除侵权责任的成立。而比较过失责任规则并不适用于排除责任,而是责任成立之后的责任份额分担规则。当然,《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在规定特殊侵权责任时,针对某些情形特别地规定了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事由。例如,《民法典》第1238条规定,民用航空器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航空器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只有在受害人故意的情况下,民用航空器的经营者才不承担责任。该条款之所以作此特别规定,是因为民用航空器本身具有高度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一旦现实化造成的损害也非常巨大,因此《民法典》特别地加强了民用航空器经营者的责任。为了实现这一规范目的,倘若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仅具有过失时,则不得适用比较过失规则。简言之,《民法典》第1238条第2款第2句的特别规定,将民用航空器致人损害纠纷的比较过失限缩为受害人故意的情形。

    第三,比较过失也可以弥补公平责任的不足。

在公平责任中,是否可以根据过错来减轻责任?依据《民法典》第1186条,公平责任只是在当事人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形下才有必要依据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找不到现行法的具体规定,公平责任难以适用,此时也适用比较过失规则。例如,某市居民张某的房屋上结了冰坨子,第二天,天放晴了,冰坨子开始融化,不巧受害人李某正从该房屋门前经过,被掉落下来的冰坨子砸伤,本案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没有过错,因此应当按照公平责任处理。依据《民法典》第1186条的规定,适用公平责任应当有法律的特别规定,但是对于此类情形,现行法还未作特别规定,就遇到法律适用的难题。从本案来看,张某对其房屋的冰坨子掉下,是否具有过错的判断,本身是值得争议的问题。如果严格按照客观标准来判断,张某的门前结了冰坨子之后,其作为具有合理认知的人,应当认识到天放晴了,冰坨子融化掉下可能砸伤他人,在此情形下,张某理应及时清理冰坨子,而且清理成本很低。但是一旦砸伤他人造成的损害明显高于清除成本,张某没有及时清除,因此是有一定过错的,应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波斯纳在阐述“过失法”的过失判断标准时,曾经引用了著名的“汉德公式”(The Hand Formula),提出了“最佳事故避免公式”(the formula for optimal accident avoidance),即若是预防成本小于损害的可能大小和损害发生的概率的乘积,那么行为人就应当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因为这么做带来的收益为正,是有效率的。如果没有以低成本避免损害的发生,则是有过失的。而对受害人李某而言,他应当留意屋顶的冰坨子可能掉下,但是他对此毫不在意,其本身也存在一定的过失。在此情形下,也可依据比较过失规则来确定双方的责任。另外,即便不考虑张某和李某的过错程度,但是考虑到双方的行为对损害的发生均具有一定的原因力,因而应分担责任,而比较过失规则中其实也包含对原因力的考量。正如德国学者拉伦茨所指出的,在因果关系的相当性权衡下,实际上隐藏着过错程度的比较。换言之,因果关系的相当性评价与过错评价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叠,相当性与过错判断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可以说比较过失规则中其实也包含对原因力的考察。

五、比较过失的排除与限制适用

所谓比较过失的排除与限制适用是指,在出现了一些难以进行比较的特殊事由时,可以限制比较过失的适用,或者排除比较过失规则。这些可以限制或排除适用的事由主要包括:

一是损害根本无法避免的情形。从社会价值而言,“个人若已尽其注意,即得免负侵权责任,则自由不受束缚,聪明才智可予发挥。人人尽其注意,一般损害亦可避免,社会安全亦足维护也”。但如果受害人已经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而损害仍然无法避免,仍然要求受害人承担责任,对受害人未免过于苛刻。在某些情形下,虽然受害人对于损害的产生也具有过错,但是即便受害人没有此过错,损害也注定会发生。例如,因产品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在使用中无论尽到何种注意义务损害也必将发生,此时就应当排除比较过失的适用。

二是有加害人的故意行为而受害人具有一般过失或轻微过失。法国学者马泽昂德和丹克指出:若加害人具有故意,则表明其过错是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加害人只是利用了受害人的过错来从事加害行为的,就像把他当做手中的工具来使用。在意大利法中,在加害人具有侵害他人的故意时,将导致比较过失的排除。在加害人故意的情况下,无论受害人是否具有过错,加害人都需要赔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失。在美国法中,传统的观点也认为故意侵权中并不存在比较过失的抗辩。根据《美国侵权法重述》第481条,若加害人具有故意,则不得根据共同过失提出抗辩。在蒙洛兹一案中,法院认为:“比较过失规则是对或者赔偿或者不赔偿的共同过失规则的替代,而并没有给予故意的侵权人以抗辩权。”加害人具有致他人损害的故意,具有明显的不法性,应受法律制裁;同时,此种故意已表明损害结果与受害人的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即使受害人的过失在程度上较重,也应认为加害人的故意是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而使其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在行为人故意侵权的情形下,如果受害人只具有一般过失或者轻微过失,通常也应当排除比较过失规则的适用。但是,若侵权人故意引诱、诱惑受害人从事某种行为从而造成受害人损害的,应当认为损害是由加害人的故意而非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例如,对受害人谎称某人将拒绝收买受害人的某物,使受害人将其财产作廉价处分。

三是对未成年人难以适用比较过失规则。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导致自身损害的情况下,不能将无行为能力人的故意视为法律上的故意,这主要是因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过错能力,因而不能将其故意等同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故意。例如,在交通事故责任中,当受害人为儿童时,将排除比较过失的适用。对受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情形下,由于未成年人往往不具有完全的过错能力,因而不能考虑未成年人本人的过错,而应当考虑监护人是否存在未尽监护管理职责的过错。也就是说,无论行为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还是无行为能力人,在其遭受损害之后,不应该考虑未成年人的过错。例如,某人在高压电线下违章修建二层房屋,其房顶距离电线仅50厘米。某日,其邻居家五岁的孩子过来串门,上到屋顶,触电后导致双臂被截肢。虽然一个有正常意思能力的人有可能意识到接触电线会导致触电的危险,但对于一个无行为能力人来说,因其不具有意思能力,所以就很难判断触电的危险。在此情况下,若认定其具有过错并适用比较过失规则,对受害人有失公平。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在受害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一般也限制或排除比较过失规则的适用。例如,依据《铁路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8条第1款,铁路运输造成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50%。从该款规定可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损害时,只有在其监护人对于同一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有过错时,才能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并且最多只能减少50%。依据该司法解释第8条第2款的规定,铁路运输造成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及受害人自身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40%。从这一规定可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损害的,只有监护人和受害人都对于同一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有过错的,才能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而且最多只能减少60%的赔偿责任。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受害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形下,该司法解释在认定行为人的责任时并没有考虑受害人的过错;在受害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该司法解释在认定行为人的责任时虽然考虑了受害人的过错,但严格限制了其适用范围。

四是基于特殊的法政策考量对特殊群体的保护而排除比较过失。这主要是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进行特殊保护的考量。例如,在劳动者因为劳动而罹患职业病时,即便劳动者可能由于在劳动中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也不构成比较过失。再如,《民法典》第1247条规定:“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据该条,法律严格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如果因此造成损害,即使受害人有故意也不能免责,因此排除比较过失的适用。

五是受害人特殊体质不能视为受害人本身的过错。在“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被告驾车碰擦行人即原告荣宝英,致其受伤。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负事故全部责任,荣宝英无责。司法鉴定结论为:荣宝英左桡骨远端骨折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左下肢损伤的伤残等级评定为九级,损伤参与度评定为75%,个人体质因素占25%。二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笔者赞成这一观点,即受害人的特殊体质既非受害人对损害发生的过错,不能适用比较过失。尽管受害人有特殊体质,但是法律不能要求这样的受害人在社会交往中处处小心,否则非常不利于其参与正常的社会交往。因此,有特殊体质的受害人因他人的一般行为遭受损害的,不能视为该受害人也有过错。



文献链接:《论比较过失》

[ 参考文献 ]

本文全文转载自王利明:《论比较过失》,载《法律科学》2022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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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莹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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