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世扬:《民法典》视域下的一般人格权
2022年8月11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虽然“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在我国民法学界和宪法学界被广泛使用,且为司法实践所采纳,但就人格权保护的中国方案存有诸多不同的见解。《民法典》颁布后,《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确立了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基准的“其他人格权益”教义,在我国人格权保护的立法模式方面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如何理解《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的规范定位和价值基础?“非典型人格法益”如何进行类型化区分?对此,武汉大学法学院温世扬教授拟结合立法、判例和学说进行教义学阐释,以期为我国人格权益保护提供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人格权”概念系源自德国民法的舶来品,其经由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确立和发展,是一项以保护德国基本法上“人的尊严”和“发展人格”为宗旨、外延具有不确定性、通过个案中的利益权衡而认定的“框架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问世前,这一概念就已在我国民法学界和宪法学界被广泛使用,且为司法实践所采纳,成为人格权法领域的通识性概念。但是,一方面,不同立法中的“一般人格权”之概念和功能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有学者主张,我国台湾地区的“一般人格权”与德国母权式的“一般人格权”在概念和功能上不尽相同);另一方面,由于对“一般人格权”的内涵和性质界定不尽相同(关于“一般人格权”的内涵和性质,有人格关系说、概括性权利说、渊源权说、个人基本权利说等观点),学者间对各国或地区立法规定的解读也各异。更重要的是,自“一般人格权”传入国内后,对其加以检讨并反对借鉴的学者不在少数。即使在其发源地德国,也同样存在方法论上对“一般人格权”的批评。正因如此,就人格权保护的中国方案也存有诸多见解,有的学者建议采用具体人格权规定与“其他人格利益”之一般条款相结合的保护模式;有的学者主张采取“非典型人格利益”的替代保护模式。

《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规定:“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对此,一些民法典条文释义书的作者认为,该款所指即为中国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与之不同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编写的立法释义书中并未将其定性为“一般人格权”,而是谓之为“人格权益的一般条款”。相较于《民法典》颁布之前的纷纭各说,第990条第2款确立了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基准的“其他人格权益”教义,在我国人格权保护的立法模式方面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循此,以《民法典》颁行为分水岭,我国的一般人格权研究已从借鉴论证阶段转向本土构建阶段。笔者认为,在以解释论为主的民法典施行时期,问题关键已不在于“一般人格权”的名头之争,而是民法典视域下所涉人格权益保护的一般条款之教义阐释和体系效应。此外,在《民法典》颁布之前的审判实务中,部分案例虽然冠以“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但实际上案件事实与“一般人格权”鲜有关联或明显不应置于“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之下。在《民法典》人格权编确立了全新的人格权名目和体系、具体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之间关系得到厘清的前提下,势必要对《民法典》颁布之前所涉及的“一般人格权”类型予以重新归整,以有效指引司法裁判。因此,《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不仅涉及所谓“一般人格权”在中国法语境下的独特意蕴,而且关乎民法典施行时期我国人格权益保护在力求完备和防止泛滥之间的衡平。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立法、判例和学说,对该条款试作评释。

二、《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的规范定位

(一)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转介条款

人格权是宪法与民法互动的重要场域。早在民法典编纂之前,我国大多数学者就以德国法为参照,主张一般人格权系宪法遁入民法的重要窗口;也有学者认为,“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进入民法规范后,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从公权利转化为了私权利。《民法典》第1条开宗明义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宪法私法化”背景下,宪法层面的基本价值理应在民法领域得以承接和体现。尤其是《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中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作为立法用语,最先出现于我国宪法文本中,并且在《民法典》颁布之前就以“一般人格权”的形式与我国诸多民法规范形成映射,因而,《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相关规定之间的关系在民法典视域下如何解读,不可不察。

《宪法》第37条、第38条分别规定了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对这两条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理解:首先,从法条本身看,其“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所涵摄的范围有限。结合《宪法》第37条第2款和第3款可知,该条规定的人身自由旨在对抗国家权力违法剥夺或限制公民身体自由的行为,故而该条语境下的“人身自由”更偏向于狭义的身体自由。而《宪法》第38条的确立主要源于“文革”时期侵犯和践踏人格尊严的惨痛教训,尤以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他人为典型,故而该条中的人格尊严大致等同于不受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权利。可见,此种意义上的人格尊严涵摄范围相对有限,主要与人的名誉保护相关联。可资佐证的是,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9条将人格尊严与名誉权规定在一起,也以侮辱、诽谤作为典型列举形式。其次,基本权利旨在对抗国家公权力,其与私法中的法律关系存在根本性差异,此乃宪法救济与私法救济之间的基本分野。例如,尽管《宪法》第38条第2句并未指明国家公权力机关系不得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主体,但结合第38条所处位置来看,其前后条文明显是针对公权力机关所设,故而该条的适用对象亦应主要限于履行公职的公务人员。就此而言,《宪法》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并非是“对民法人格权的集中概括”,其无法与民法上的人格权保护形成直接对应。最后,从体系解释来看,《宪法》第37条和第38条明显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之下具体基本权利之列举,且其并未处于该章乃至于整个《宪法》的首条,将这两条中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解释为宪法领域具有统摄作用的价值理念,亦显牵强。而且,即便将《宪法》第37条、第38条对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保护谓为宪法上的人格权,也并不代表公民自动获得了私法领域的赋权,更不等于宪法直接创设了一项私权并为民法主体在私法领域所享有。因此,《宪法》第37条、第38条并非《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中“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上位条款或宪法依据,二者分属于宪法和私法领域,各司其职,共同致力于人格权保护。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作为《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产生“其他人格权益”的价值基础,其价值源头在于《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规定。人权首先是一项应有权利,此种应然特性赋予了保护人权的道德要求。保护人权入宪后,此种应有权利得到实定法承认并转化入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价值秩序。“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既具有极强的价值宣示导向,又位于《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的首条,在体系上足以担当本章之下后续具体基本权利的基础规范。同时,宪法中的尊重和保障人权旨在维护“人的尊严”,而“人的尊严”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在位阶上具有差异性。具言之,“人的尊严”作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核心要义,以一种极为抽象的理念,居于价值秩序中的最高地位,凌驾于所有法律原则之上。可资参酌的是,《德国基本法》第1条中“人的尊严”在教义上具有不可干预性,即任何对“人的尊严”的干预都无法被正当化;也不能将其与其他宪法法益进行衡量,因而具有不可衡量性。而《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中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尽管是私法领域的价值基础,但其在性质上更偏向于法律原则,须在个案中通过利益衡量之后予以具体化,并且,该具体化内容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对特定主体的保护存在被正当化的可能性。这种阶层化理论在我国台湾地区亦有体现,认为:人性尊严属于绝对保护之基本人权,其与一般人格权不同,后者必须就具体情事,衡量是否对维系家庭关系或社会关系可得容忍之情形而断。举例而言,甲在乙家向乙表白遭拒,心生怨恨,遂去厨房拿刀追砍乙,乙慌乱之下跑出家外,并将甲反锁在家,随后报警。在该例中,甲的人身自由客观上遭到乙的限制,但因乙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故而能够阻却乙之行为的违法性并使其正当化(《民法典》第181条第1款)。与之相对的是,就该例中正当防卫这一违法性阻却事由而言,其系比例原则之下保护本人合法权益的法技术产物,由此在价值理念层面仍以“尊重和保护人权”为依归。故而在该例中,此种价值理念层面的“尊重和保障人权”本身并未遭受任何克减。综上,《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系《宪法》第33条第3款“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价值理念层面的转介条款,而非以《宪法》第37条、第38条为代表的具体基本权利直接遁入私法的转介条款。

(二)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基础的一般条款

就《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的内容而言,“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是“其他人格权益”的判定基准。在规范体系上,该款与《民法典》第109条形成呼应。《民法典》第109条袭自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109条。不少学者指出,《民法典》第109条同样属于“一般人格权”之规定。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只是对“一般人格权”这一争议性概念的简单套用,并未实际回答该条在我国民法典语境下的规范定位。

《民法典》第109条位于“民事权利”章的首条,结合立法释义,其中“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系为该章后续关于人身的具体民事权利铺垫的价值基础。具言之,与《民法典》第3条中“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的表述顺序相对应,“民事权利”章依次罗列的权利类型大体可分为三类:“人身权”(《民法典》第109—112条)、“财产权”(《民法典》第113—125条)、“特别法规定的其他民事权益”(《民法典》第126—128条)。其中,《民法典》第113条是“人身权”和“财产权”之间的分界点,该条明显旨在强调平等保护财产权利这一价值理念。可见,就该章中“人身权”和“财产权”而言,立法者分别采取了“总—分”的立法技术,即《民法典》第109条构成第110—112条的总纲,第113条则构成第114—125条的总纲。这种“总—分”模式也符合从价值理念到技术依托的立法逻辑。亦即,《民法典》第109条首先宣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价值理念,随后以第110—112条规定的具体人身权利类型作为保护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技术依托。因此,《民法典》第109条系针对“人身权”所设的价值基础,而并非单纯对应第110条的具体人格权,由此,将其谓为“一般人格权”有失偏颇。当然,该条也无法构成整个“民事权利”章的价值纲领,否则财产权部分和其他合法权益将被极为广义的“人身权”所吸纳,进而动摇现行法语境下的民事权利分类。鉴于《民法典》第109条在“人身权”中的统领性作用,且该条中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属于需要具体化解释的不确定性概念,故而该条在性质上应属于“人身权”范畴内的一般条款。

在此基础上,还须厘清《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与第109条的关系。我国民法典编纂采“两步走”的立法策略,即先出总则,再续分编。受此影响,《民法典》总则编整体沿袭了原《民法总则》的规定。尽管《民法典》第109条与原《民法总则》第109条在条文表述上毫无变动,但在规范功能上仍有差别。其缘由在于,在拟定《民法总则》第109条时,关于人格权是否单独成编这一问题,学界存在重大分歧,在人格权编是否成行尚未可知且原《民法总则》第110—112条皆指向具体的权益保护之情况下,《民法总则》第109条实则被赋予了保护“一般人格权”的规范功能。而《民法典》出台后,人格权独立成编成为其体例创新的重要体现,《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则正式成为了我国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条款。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接替了原《民法总则》第109条保护“一般人格权”的规范功能(此亦成为“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作为第990条第2款中“其他人格权益”之产生基础的关键原因),而《民法典》第109条也因此摆脱了原《民法总则》第109条作为保护“一般人格权”的规范依托,转而成为了更具一般意义的价值宣示。因此,从《民法典》总则编与人格权编的关系来看,“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成为《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与《民法典》第109条维持从“价值理念”到“规范依托”的逻辑连接点。而从人格权编的内部构造来看,《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处于人格权编“一般规定”之下,该款在人格权编中同样具有统领性和抽象性。因此,第990条第2款性质上亦属一般条款,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依个案予以具体化。

(三)“非典型人格法益”的兜底条款

《民法典》第990条包含两项兜底条款:第1款是对具体人格权的非穷尽式列举,采用了“等权利”的表述兜底;第2款采用了“其他人格权益”表述兜底,是第二项兜底条款。这两项兜底条款之间存在位序差异。

其中,第990条第1款的“等权利”属于同序类型的兜底。亦即,根据同类解释规则,由《民法典》第990条第1款中“等”字引申出来的其他权利,在法律评价上理应与该款所列举的具体人格权处于同等位阶。此种表述在《民法典》的其他条文也有体现。例如,《民法典》第16条中“等”字所涵盖情形应与“遗产继承、接受赠与”一同属于“胎儿利益保护”这一同类项之下;第24条第3款中的“等”字应与前述列举项一同归于“本条规定的有关组织”这一同类项之下。在第990条第1款中,从所列的“生命权……隐私权”的人格权清单来看,其列举出的具体人格权明显与《民法典》人格权编明文规定的具体人格权相对应,故而该条款中“等”字所涉及的权利应是除已列举的具体人格权外的、本法或特别法上规定的具体人格权,如婚姻自主权(《民法典》第110条)、患者知情同意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26条)等。

第990条第2款的“其他人格权益”则属于差序类型的兜底。首先,从文义上看,“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表明本款与第990条第1款所欲保护的法益客体存在一定的差异。此种差异首先体现为具体人格权与“其他人格权益”在侵权责任认定的稳定性方面。其中,就第1款所列的具体人格权而言,经过较为长期的民法实践和理论建构,通常在对其造成侵害的侵权行为之表现形式、违法性认定等方面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判别标准。而第2款本就旨在避免具体人格权保护出现漏洞,进而以兜底条款的形式保持人格权保护的开放性,因而,该款中的“其他人格权益”可能包涵的受民法保护的法益仍然处于发展和定型阶段,在对其造成侵害之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违法性认定等方面之判别标准尚未固定,尤其是在权利泛化背景下,某类新兴利益是否应予保护仍待进一步论证。其次,反过来说,如果立法者欲将第2款中的“其他人格权益”定位为与第1款中具体人格权居于相同序列的受保护客体,那么在立法技术上便不应采取目前的双重兜底条款模式,而应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95条第1款一般,采取单一的兜底条款模式即可。最后,可资参照的是,在我国《民法典》中,当以“其他……”之立法用语作为同序类型兜底条款的设立方式时,通常会在“其他……”这一用语之前或之后设置特定的同类用语加以限定。例如,《民法典》第194条第1款中的“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第195条中的“具有同等效力的”,第196条中的“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等等。在以上示例情形中,立法者通过相应的同类限定用语将各自条款中的兜底项与列举项保持在法律评价上的同等序类。而第990条第2款并无此种立法特征,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出该款在立法技术上属于差序类型的兜底条款。

由上可见,《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与第1款在保护客体方面的差序,实为非典型人格法益与典型人格法益之别。法益(Rechtsgüter),即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权利的本质系主体享有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权利与法律紧密关联,权利不过是借助法律之力保护利益的手段。此种关系在“一般人格权”概念理解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有学者认为,“一般人格权”本质上属于法益;另有德国学者指出,“一般人格权”实际上是用来指代以不同强度给予保护的利益综合体。鉴于权利救济系私法的重要任务之一,某项法益的权利化只是使得该法益之保护在法律语境下体现得更为直观。循此,以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为限,权利保护形式与法益保护形式之间并无实质差异。正因如此,无论是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还是从含第990条在内的诸多《民法典》条文来看,我国民法已形成了权(权利)、益(利益)结合式的法教义范式。

在此还需察明的是人格法益保护与侵权责任编的对应关系。一方面,从总则编与侵权责任编的关系来看,总则编第五章“民事权利”主要涉及对我国所需保护的民事权益的确认,第八章“民事责任”涉及民事权益的救济,由此在体系上与作为保护民事权益的兜底编——侵权责任编相呼应,人格法益自不例外。另一方面,从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的关系来看,人格法益保护亦需依托于侵权保护,典型体现在人格权编第一章“一般规定”并无人格权益保护的一般条款,《民法典》第995条第1句之参引性规定中的“本法”首先对应的是侵权责任编的相关规定。具体包括: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方面,仍须以《民法典》第1165条和第1166条为一般性规范;在防御性请求权方面,第995条第2句等关于人格权请求权的规定,实为侵权责任编中的一般性防御请求权(《民法典》第1167条)在人格权编的特别规定;关于侵害人身权益的损害赔偿,仍需回到侵权责任编第1179—1183条;其他如涉及多数人侵害人格法益、侵害人格法益的特别侵权责任形式等亦需适用侵权责任编的相应规定。在此基础上,《民法典》第990条两款在人格法益上的区分保护技术,某种程度上亦是侵权法中的权利和利益区分保护技术的在人格法益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

综上,第990条第1款实乃对已经权利化的典型人格法益之保护,而第2款则是对尚未固定的非典型人格法益之保护。两款的保护对象在性质上皆属于人格法益,但在典型性、稳定性等方面存在区别。在此基础上,该条第1款可以说是人格权法定,而该条第2款则是在某种程度上将“一般人格权”的类型化交由司法实践来完成。

三、《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的价值基础

“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作为《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的核心概念,是“非典型人格法益”的产生基础。对二者的教义阐释及其相互关系厘清无疑是该条款解释和适用的重心。

(一)人身自由

在《民法典》颁布之前,立法、判例和学说的主流观点都偏向于将人身自由界定为狭义的、具体的人身自由权,即身体活动的自由。笔者认为,鉴于《民法典》已将人身自由作为“非典型人格法益”的产生基础,而非将其作为人身自由权置于具体人格权清单之中,仍将《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中的“人身自由”解释为一项狭义的具体的人身自由权明显与《民法典》的既成体系相违。并且,狭义的人身自由已然通过单独的“行动自由”教义得以安置(《民法典》第1003、1011条),因此,对该款中作为价值基础的“人身自由”宜采广义理解,即以自决为核心的广义行为自由。亦即,在合法的前提下,每个人的价值在于为自己所欲,能够在任何时期任意以自认舒适的方式实现自我发展。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及个人自治的最终领域,于此领域中,每个人皆可依其所欲塑造自己的生活。此种自决在典型人格权益中已有诸多特别规定,如捐献身体组成部分或遗体的自决(《民法典》第1006条第1款)、参与临床试验的自决(《民法典》第1008条第1款)、自然人姓名的自决(《民法典》第1012条)、法人名称的自决(《民法典》第1013条)等。

个人自决意义上的行为自由包含身体活动自由和精神活动自由两方面内容。身体活动自由即狭义的行动自由,对此种自由的侵犯通常体现为借助物理意义上的强力,不顾被侵权人的意思直接剥夺其身体行动自由,例如非法拘禁或非法搜身(《民法典》第1003、1011条)。不同的是,对精神活动自由的侵犯通常是以欺诈、胁迫等手段影响他人的意思形成,进而使他人无法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对此种侵犯精神活动自由之行为的禁止在人格权编中典型体现在“……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民法典》第1006条第1款第2句)等表述中。因而,采取欺诈、愚弄、胁迫侵害他人在法律行为领域的意思决定自由的,同样可能构成侵权行为。另需指出的是,基于民法和宪法在保护人身自由方面的分殊,本文所探讨的此种以自决为核心的行为自由仅限于私法调整范围,宪法上的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公法层面的自由不应纳入《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的涵摄范围。

(二)人格尊严

“人格尊严”系语义上较难确定的概念。首先,各规范中的“人格尊严”内涵是否统一仍待细究。“人格尊严”作为实证法教义首先出现在我国宪法中,这使得一开始对于“人格尊严”的教义就阐释得较为宏观和抽象;随后,“人格尊严”亦散见于民法和其他法律规定中。就本文讨论的对象观之,《宪法》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与《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中的“人格尊严”就性质不一:前者为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后者则是民法中人格法益的价值基础。其次,“人格尊严”的落脚点在“尊严”,而问题在于,虽然人们对尊严的重要性和基础性并无分歧,但对于尊严的内涵究竟为何则难有共识。甚至有学者批评道,人的尊严在法律语境下冗余且空洞。最后,除“人格尊严”外,源于对德文“dieWürdedesMenschen”或英文“humandignity”的不同迻译,还形成了其他诸如“人的尊严”“人类尊严”“人性尊严”等相类概念。相类概念之间的辨析使得“人格尊严”在教义上的定位更为复杂。对此,笔者认为,如上文所述,《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系《宪法》第33条第3款“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转介条款;鉴于“人的尊严”系人权保护的核心,故而不宜再将《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中的“人格尊严”与一般意义上“人的尊严”等同。因为,若将私法中的“人格尊严”视为具有绝对效力且不可干预的最高价值理念,将显然与其需在个案中予以具体化的技术定位相悖。相反,尝试在私法视野下对第990条第2款中的“人格尊严”作进一步的限缩理解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人格尊严”由“人格”和“尊严”组合而成。由于概念自身的抽象性,“人格”之上聚合了多重法律含义。在数重法律含义中,至少以下两层含义并无争议:作为主体地位的人格和作为受法律保护之利益的人格。但是,将这两种含义置于同一概念的语义之下,逻辑上存在问题。申言之,主体地位是民法得以展开的首要前提。若无民事主体地位,一切法律关系的得丧变更都会因欠缺归属主体而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指称主体地位的人格毋宁系人格权或人格法益具有法律意义的前提。反过来说,民法承认民事主体享有人格权或人格法益是实现人格保护的法律手段。由此反映在概念上,“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实为“人格法益”的语义范畴,“人格”在语义上无法另行涵盖“主体地位”之外的其他概念内涵。易言之,不宜将由基础概念组成的衍生概念所具内涵再次归入基础概念当中,否则极易造成基础概念的语义膨胀以及与衍生概念发生混淆。因此,结合“人格”概念的历史溯源和通用语境,民法视野下的“人格”系指民事权利、民事义务归属的主体地位。

“尊严”则是一种价值理念。“人格”与“尊严”结合之后,“人格尊严”在私法上便具有伦理意义。作为伦理的“人格尊严”之形成根源在于社会关系,进而作为社会规范为社会中的个人提供指引。在社会性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成为常态。尤其在现代私法视域下,民事主体之间的交往系“人格尊严”具有法律意义的基本背景。从此意义出发,现代民法是一部交往法。例如,物权编涉及因物之归属和利用所引发的交往;合同编涉及以各类合同为媒介的交往;婚姻家庭编涉及夫妻、亲子和收养等家庭关系中的交往;继承编涉及继承关系中的交往。而在任何私法上的交往形式中,“尊严”被设定为一种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的相互承认与尊重,并以此作为法律共同体内部的价值共识,来协调共同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进一步凸显了“人格”与“尊严”在教义上的紧合关系。康德提出的“人性公式”是其尊严思想的重要来源,其中“人是目的”构成“人性公式”的核心,此种目的包含自己的人格和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亦即,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尊严”系自尊和他尊的统一,个人自我人格的实现和对他人人格的尊重不可偏废。在此基础上,抽象意义上民事主体地位/权利能力的平等性(《民法典》第2、4、14条)便成为社会交往得以有序展开的基本前提。一旦丧失了人格的平等性,那么尊严在普遍主体之间的贯彻将沦为空谈。例如,奴隶主和奴隶之间难以产生现代私法意义上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反而类似于人与物之间的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此时奴隶的尊严便无从谈起。因此,社会性交往背景构成第990条第2款中“人格尊严”的基础语境,下文中与之相关的“非典型人格法益”类型化也是据此展开的。

(三)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关系

相较于“人身自由”,学界普遍更加认可“人格尊严”为“非典型人格法益”之价值基础。但是,此种具化“人身自由”、虚化“人格尊严”的教义阐释系对《民法典》颁布前之通说的延续,而这种悬殊式的教义定位已然脱离了民法典的规范语境。典型体现在,从立法技术和文义解释来看,第990条第2款将“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并列,且将“人身自由”置于“人格尊严”之前,据此,无法得出“人身自由”在价值位阶上低于“人格尊严”的判断。哪怕这两项教义存在价值位序上的差异,依通常立法用语习惯,也应将较为重要的价值项置于前序。且立法释义已然表明,二者之间并无价值位阶方面的差异。

不仅如此,“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在价值底蕴方面本就具有内在一致性,二者应属于紧密结合、不可分离的整体性教义。拓言之,一方面,自由是获得尊严的基础。前已述及,“人身自由”系指以自决为核心的广义行为自由。此种自决立足于自身的自主地位,能以自身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想做之事。故对主体自身而言,意志层面的自由是作为理性的人的本质,也是人获得尊严的依据所在。尤其在现代国家语境下,“人的尊严”体现于“道德人”“经济人”和“政治人”的三重身份。其中,“道德人”的标准在于拥有良心自由,“经济人”的标准在于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人身与财产,“政治人”的标准则在于能够服务于前述两项目的,并参与相关政治程序。而无论是良心自由,抑或经济自由,无疑系以主体享有自决地位作为获得尊严的前提。如果主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连决定自己的事务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可以说社会尚未满足人发展成为理性之人的基本条件,主体的尊严自然也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尊严是行使自由的边界。尊严在规范语境下具有伦理意义,其旨在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和谐共益。据此,共同体中个体的行为自由须受到由共同体制定的法律规范的约束,以防个体本应基于理性的自由意志泛滥成为所欲为的恣意,进而破坏共同体的行为准则。因此,民法中的尊严必然是规范语境下依共同体之公共意志决断的产物,而不能仅以个体的主观感受作为判定标准。例如,某些虐待狂将自尊建立在虐待他人的行为之上,这显然为现代民法所不容。循此,“人格尊严”系经过价值调试后的标准,当其出于维护一方的尊严而对另一方的自由加以约束时,其同时也考虑了被约束一方的尊严保障。从这个角度而言,“人格尊严”对“人身自由”的约束与权利行使的基本原理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也是“人格尊严”何以构成具体人格权及“一般人格权”之产生基础的关键原因。职是之故,《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中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之间并无价值序列上的主次或优劣之分,二者共同构成一项内在关联的整体性教义,旨在保障社会交往背景下主体人格的自由发展和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和尊重。

四、非典型人格法益的类型归整

如前所述,相对于《民法典》第990条第1款中“等权利”而言,该条第2款规定中的“非典型人格法益”居于补充地位。换言之,在法律适用上,只有经该条第1款中“等权利”过滤之后的“非典型人格法益”,方有可能属于该条第2款的涵摄范围。尤其是《民法典》颁行后,不少“非典型人格法益”已通过权利化路径提升为“典型人格法益”。鉴于此,下文将在排除其他“典型人格法益”的基础上,从自决地位、人格平等性、人格完整性三个方面对“非典型人格法益”作进一步的类型化展开。

(一)自决地位

自决地位系人格自由的关键。不少涉及自决地位的“典型人格法益”已在《民法典》和其他特别法中被成文化。具体包括:(1)身体行动的自决(《民法典》第1003、1011条);(2)人体捐献和临床试验的自决(《民法典》第1006条第1款第1句、第1008条);(3)典型人格标识利用的自决,主要体现在自然人对姓名的自决(《民法典》第1012条),法人、非法人组织对名称的自决(《民法典》第1013条),自然人对肖像的自决(《民法典》第1018条第1款、第1019条),自然人对声音的自决(《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个人信息利用的自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4条)等;(4)自然人缔结或解除婚姻的自决,即所谓的婚姻自主权(《民法典》第110条)。此种自决进一步体现在男女双方不得强迫对方结婚(《民法典》第1046条)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间不得干涉彼此的婚姻自由(《民法典》第1042、1069条)等。当然,第三人也不得欺诈或强迫他人缔结婚姻;(5)妇女的生育自由权(《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第1款)。

但在以下情形中,对于涉及自决地位的“非典型人格法益”保护,仍有借道第990条第2款的必要

其一,其他人格标识的自决。(1)自然人的形象。鉴于肖像之普遍学理认知仍限于“自然人面部特征及其再现”,故而形象无法为肖像所涵盖。因此,可将自然人的形象纳入“非典型人格法益”予以保护。(2)个人信息被遗忘的权益。关于个人信息被遗忘的人格权益属于消极决定自由的范畴,目前《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主要规制个人信息处理者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和利用,对此类消极法益之保护力有不逮,一旦涉及对其他关联信息处理者或存储者主张被遗忘的利益保护,仍有借道“一般人格权”之必要。事实上,在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中,二审法院亦曾考虑通过一般人格权路径来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只是囿于该案中的利益保护不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最终未予成行。

其二,生命利益的有限自决。安乐死在我国学界讨论已久,目前立法对此仍持否认态度。随着《民法典》第1002条第2句明确肯认“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近来学说和判例也对生命利益的有限自决作了新的探索。目前主要体现为两种案型:(1)饱受病痛折磨但意识清醒的患者因拒绝接受抢救而死亡的,不同于消极安乐死,医院既不因此构成刑事责任,其侵权责任亦可因《民法典》第122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免责事由而免除。(2)生前预嘱,即患者在意识清醒时签署的、表明自己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以何种形式面对死亡、是否接受医疗等意思的表示文件。我国已有判例对此持肯认态度:“生命权的保护越来越从强调自然人生命的安全与维系演进为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并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系其自身生命权、健康权等人格权利的应有之义,其有权对自己的身体、生命相关的利益作出自我决定,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亦系其人格尊严的体现。”因此,在今后民法实践中,生命利益的有限自决是维护生命尊严的典型体现,可作为“非典型人格法益”予以考量,亦可为未来我国逐步开放安乐死提供参考依据。

其三,性利益的自决,集中体现为性自主权,亦谓之贞操权。我国民法对性自主权未设明文规定,仅在规制性骚扰行为方面(《民法典》第1010条)有所体现。故而目前我国民法对性自主利益的保护仍处于依“非典型人格法益”保护的阶段,且有借由第990条第2款实现保护的必要。在实务裁判中,除性骚扰外,侵犯性自主利益的类型还包括以下几类:(1)欺诈他人发生性关系;(2)婚内强行与配偶发生性关系;(3)刑法规定的违背他人意志发生的强奸、猥亵或强迫卖淫等其他行为。

其四,生育计划的自决,即自然人自主决定是否生育或节育的权利。鉴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保护对象仅限于妇女,其他对包括男性在内的主体之家庭生育计划的侵犯,则应置于第990条第2款范围中加以保护。与此相关的案型包括:(1)“错误出生”,系指希望诞下健康婴儿的父母,由于医院过错,未及时查出患有疾病或天生缺陷,以致残障婴儿降生,且父母若知此情事将选择堕胎。于此情形下,父母因胎儿缺陷等重大不利因素而选择中断生育计划的自决被侵犯。此类案例在我国实务中亦非鲜见。(2)“错误怀孕”,即“由于医院或药商的过错,导致本没有计划或不愿意怀孕的妇女怀孕;或由于医院的过错导致引产失败而使孩子降生”。于此情形下,夫妻自始不愿生育的计划被打破。(3)“不当节育”,是指因医院过错导致妇女无法生育的情形。例如,医院在未经妇女和其配偶允许的情形下,擅自给妇女做节育手术,导致妇女之后无法生育;医院在取出节育环过程中的不当操作导致受害夫妇长期无法生育。于此情形下,医院不仅侵犯了妇女的身体权,也剥夺了夫妻是否节育的自决地位。

(二)人格平等性

在社会交往背景下,平等系对抽象人格的基本要求。这一要求集中体现为禁止歧视。歧视主要发生在就业领域,涉及地域歧视、性别歧视、健康歧视、证件歧视等方面。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3条明确赋予了劳动者以平等就业权,故而该权利属于《民法典》第990条第1款中的“等权利”,而不属于该条第2款所需调整的“非典型人格法益”。但是,在非就业领域对自然人的歧视则可能纳入该条第2款的涵摄范围。例如,顾客在饭店用餐时,饭店安保人员拒绝其进入本来所有顾客一律有权使用的饭店附属区域;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对残疾人的歧视;学校公布学习成绩造成对成绩较差的学生的歧视;集体经济组织分配集体收益时对非婚生子女的歧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费分配对妇女的歧视;等等。此外,科技进步亦会产生新的歧视方式,典型体现为大数据杀熟背后的算法歧视。此种新型歧视尚无特别法规定,宜交由第990条第2款予以调整。

(三)人格完整性

人格完整性要求依据特定时代的伦理标准,为社会交往中全面的人的形象提供保护。体现人格完整性的典型情形包括:

其一,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身意义从人自身向特定物扩散,这是保护人格完整性的首要体现。何谓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立法并未明确回答,仍需通过司法实践加以观察和总结。至于所谓的“人身意义”,实则指向了第990条第2款中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因此,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属于“非典型人格法益”的涵摄范围。其具体情形包括:(1)已与人身分离的器官、血液、骨髓、生殖细胞等身体组织。一旦特定身体组织与人身相分离,便存在被物化以及由此在法律上确定归属的可能性,此时其已无法为身体权所涵盖,而可考虑纳入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其典型案例为我国首例冷冻人体胚胎继承案。(2)人生重要阶段或重要事件中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主要包括:婴儿脐带章、婴儿满月照、婚纱照、结婚全家福照片、婚庆录像等。(3)悼念亡者的特定物,主要包括坟墓、遗体、遗骨、骨灰,具体侵犯行为有毁坏坟墓、未通知家属直接迁坟、在坟墓上倾倒垃圾、擅自取走骨灰、擅挖他人坟墓导致遗骨遗失等。

其二,不同交往领域中的人格完整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领域大概可以分为亲密的家庭领域和陌生的社会领域。在家庭领域中,父母双方或一方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或亲权在学理上较为成熟,规范上属于民法典规定的“身份权利”(《民法典》第100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宜将其归入“典型人格法益”。例如,因医院过错导致婴儿出生时父母抱错孩子;夫妻离异后,一方阻拦另一方对孩子的抚养、管教;等等。除此之外,如下情形可构成对家庭领域的“非典型人格法益”的侵害:(1)对所谓“性福权”的侵害,即夫妻一方因生殖器官受损,进而造成另一方的性生活利益受到不利影响。(2)夫妻一方(妻)与他人通奸,尤以导致欺诈性抚养为典型。于此情形下,另一方(夫)的人格尊严受损:从丈夫身份来说,对方严重违背忠实的婚姻伦理,使其不免招致“戴绿帽”等贬损评价;从父亲身份来说,其家庭计划的自主安排遭到破坏,“替人养孩”的最终结果违背了其养育亲生子女的初衷。(3)虐待、猥亵受害人的家庭成员所致的人格法益损害。在著名的“于欢案”中,侵权人当着于欢的面,以极为猥琐、下流的方式虐待、猥亵于欢的母亲,此种卑劣之举除了造成于欢的母亲之人格法益受损外,对于目睹这一切的于欢而言,此种行为无疑也践踏了他的人格尊严。须加区分的是,所谓的惊吓损害虽然同样可能因为目睹家庭成员受害而产生,但因此受损的一般是健康法益,借由健康权(《民法典》第1004条)予以保护即可,无需借道第990条第2款。(4)除前述骨灰、墓地等具有悼念意义的特定物外,其他侵犯祭奠利益的行为。例如,殡仪馆提前撤除挽联等行为导致逝者家属无法向死者作最后告别;未通知死者重要亲属便将死者骨灰安葬;未经死者重要亲属同意擅自召开追悼会且未通知该亲属;因医院过错导致死者家属未能在死者火化前最后认领、瞻仰遗体;故意在他人养父母的墓碑上遗漏养女的刻名;等等。

在社会生活中,以下情形也可纳入“非典型人格法益”予以保护:(1)基本的体面感。社会交往中已然形成了礼仪准则,由此维持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基本的体面感。对于此种基本的体面感的侵犯典型体现为侮辱行为。须指出的是,通说虽然将禁止侮辱列入名誉权的保护范畴(《民法典》第1024条第1款),但笔者认为仍有待补充。理由在于,认定名誉受损的落脚点在于“社会评价”(《民法典》第1024条第2款),而侮辱行为在不少情形下表现为个体对个体私下一时性的辱骂、诅咒等侮辱方式,此时通常不会造成被侮辱者社会评价的降低,而是其基本的体面感(至多称之为名誉感)受损。因此,宜将未达到侵犯被害人名誉的侮辱行为纳入第990条第2款调整。例如,一人对另一人多次发送侮辱性短信;明知他人身体残障且仍以其缺陷对其进行侮辱;在他人房门上用红漆喷写侮辱、贬低、诅咒类语言;等等。对于此类“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且未达到侵犯名誉权的行为,宜交由第990条第2款调整。此外,非法搜身行为除了可能构成暂时性限制他人行动自由之外(《民法典》第1011条),也极易伤害人在社会交往中基本的体面感,侵犯人的尊严。(2)适当的精神愉悦感。在社会交往尤其在相邻关系中,此种精神愉悦感主要源于健康卫生的环境。对此,实务已经开始肯认对人的“视觉卫生权”的保护。所谓“视觉卫生权”,是指“要求避免使自己见到某些不洁、不雅或其他可能给自己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或物体的权利”。例如,某住户受窗外字号牌及其钢制网架的遮挡,压抑感较为显著;被诉会所的墙体与住户较近,其顶部位于窗户3/4处,严重遮挡视野。此外,强迫他人观看淫秽物品等强制猥亵行为,除可能构成刑法上的强制猥亵、侮辱罪或猥亵儿童罪外,在民法上可通过“一般人格权”予以保护。(3)人的独特性。人的独特性与人的尊严紧密相关,是人格完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基因复制、人工克隆等技术可能塑造出大量具有同一特征的“人造人”,一旦人类如机器一般可被批量生产,人将丧失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人格尊严也将受到巨大冲击。

五、结语

“一般人格权”概念源自德国民法,对我国《民法典》颁布之前的人格权理论和实务产生了深远影响。《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作为我国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规范依托,确立了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作为价值基础的“非典型人格法益”的保护模式,在比较法范式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对这一条款的教义学阐释,不仅关乎民法和宪法在人身权益保护方面的分工与协作,还涉及民法典内部各编之间的脉络串联。同时,该条款的类型化作业具有强烈的民事裁判导向,既是我国人格法益保护实践中动态、开放的过滤器,也是从“非典型人格法益”过渡至“典型人格法益”的中转站,对我国今后新兴人格法益的生成以及新型具体人格权的创设具有参考意义。



文献链接:《〈民法典〉视域下的一般人格权》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温世扬:《〈民法典〉视域下的一般人格权》,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4期。
【作者简介】温世扬,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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