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野:“债权物权化”之范畴厘定
2022年9月11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民法   物权   债权
[ 导语 ]
      自“债权物权化”学说传入我国,其现象域的泛化之势尤为突出。尽管诸多现象被冠以“债权物权化”之称谓,但在“债权物权化”自身机理未明的前提下,这些现象得否确然统归为“债权物权化”,不免存疑。若不及时对“债权物权化”的范畴加以厘定,其将逐步沦为我国民法学说中的集纳箩筐,仿佛债权领域任一不易解释的法律现象都可纳入其中,进而不断增加异质的法律现象,为债物二分体系引来莫须有的批判,冲击民法体系的稳定性。对此,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后袁野在《“债权物权化”之范畴厘定》一文中,对“债权物权化”之范畴加以厘定,为民法典时代重新认识债权物权区分理论和稳定债物二分体系奠定基础。
一、“债权物权化”的内涵及其与疑似现象的区辨

“债权物权化”是指债权具有特定或部分的物权特征,此种物权特征在既有通说中对应物权的绝对性。

(一)被遮蔽的“债权物化”

1.“债权物化”的逻辑与本质:债权客体化

在传统民法中,(有体)物构成权利客体的中心。基于(有体)物在权利客体中的中心地位,当其他新兴利益需要纳入权利客体范畴并对其进行权利化时,首先需要将其与“物”之特征进行比对,由此“物化”之后,方可进一步适用物权法的相关规则。债权“物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债权让与。债权交易如同物之交易一般,债权让与中真正处分的是债权所有权。其二,债权质权。设立债权质权情形的处分客体实为债权所有权,债权质权是立足于由债权所有权分离而出的变价权能,由此构成债权质权能够适用动产质权相关规定的内因。在对债权设立定限权时,债权自身被物化,因为只有物化后的权利才能适用现行物权法规则。其三,“债权物化”在救济层面的反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债权之不可侵性,二是侵害债权权属的防御请求权,三是破产程序中债权所有人对债权的取回,四是债权所有人就自己的债权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对抗力。

2.“债权物化”与债权的财产权客体面相

传统民法通常认为,债权具有相对性。但在“债权物化”的情形,债权一般归属于债权人,此时债权的财产权客体面相得以补充。在“债权物化”情形下,债权不再以请求权之相对性面相出现,而是作为一项财产权客体,其上的债权所有权本身便属于绝对的广义物权。

3.“债权物化”与“债权物权化”

在“债权物化”语境下,债权被视为广义之物,债权与物而非物权居于同一层次,债权所有权与物之所有权居于同一层次。“债权物化”对应的是债权的财产权客体面相,此时的债权,严格而言应是债权所有权,本身就是完整的支配权和绝对权。而在“债权物权化”语境下,债权被定位为其他财产流动的媒介,此时债权的相对性面相系其默认前提。在相对的法律关系中,债权被赋予特定的物权效力,进而具备部分物权的特征,其背后以债权物权的效力配置差异作为预设。由此可见,“债权物化”与“债权物权化”虽一字之差,各自原理及所涉民法现象却判然有别。

4.“债权物化”对“债权物权化”的前提限定

基于“债权物化”与“债权物权化”之间的机理分殊,“债权物化”进一步构成 “债权物权化”的前提限定。唯有将债权限定在相对性面相之下,“债权物权化”方具可能和意义。因为一旦涉及债权的财产权客体面相,由于债权本身就是广义之物,基于债权(所有权)与物权在属性方面的同质性,债权(所有权)已然具备全部的物权特征,此时再无“物权化”的必要和可能。是故,“债权物权化”的隐含前提在于,在相对的债之关系中,债权具备部分以标的物为客体的物权特征。

(二)被误解的“债之随物化”

1.债之关系随物化

对于“具有部分物权特征”的债权,德国学者魏特瑙尔将其称为“债之关系随物化”和“债之约定随物化”。魏特瑙尔认为,此类规范现象属于债权人地位或债务人地位基于法律规定而非当事人意定,与物权变动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债之随物化”与“物上之债”具有相通性。首先,物上之债在德国普通法中的雏形便被称为“随物之债”。其次,与“物上之债”相类的概念还有“主体随物的义务”,此概念明确表达了义务主体的确定方式,即债之主体随物之移转而确定,弥补了物上之债在概念表述方面的不足。此外,格恩胡伯同样区分“债权物权化”与“债之关系随物化”,后者体现为整个债之关系对权利继受人的继受效力。在这些情形,物之所有权的继受人系通过法定的合同继受进入债之关系。

2.继受保护无法作为债权物权区分的特征

将物权的继受保护与“债之随物化”/“物上之债”相比较,可以发现继受保护并非债权物权区分的特征。物权的继受保护系指某处分行为构成权利的取得或继受时,权利人得以其物权对抗取得人。物权的继受保护集中体现在设立定限物权之情形。定限物权设立之后,作为母权的所有权受到定限物权的限制,无论所有权移转至何人,在所有权人与定限物权人的约定期限内,定限物权都可伴随所有权的移转而移转。在“债之随物化”/“物上之债”的情形,所涉之债皆与确定的客体(即物)相关联,进而呈现出相同的“主体随物”的特征。换言之,如果说定限物权系关联母权(常为所有权)之上的物权性负担,那么物上之债便是关联母权(常为所有权)之上的债权性负担。在最为典型的“所有权让与不破租赁”情形下,附着于租赁物之上的整体租赁关系为租赁物受让人所须继受的债权性负担。由是观之,继受保护难以作为债权物权区分的要素,债权因此“物权化”更是无从谈起。

3.“债之随物化”与“债权物权化”

“债之随物化”与“债权物权化”的区别如下表所示。

这里关键需要区分债的本来效力和债权向物权借用的外部效力。尽管“债之随物化”体现的继受保护同样具有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效力,但此时物(权)仅系债之关系或债之约定发生同步移转的纽带,而非作为此种效力的来源。同时,此种继受保护所呈现出的对抗不特定第三人效力有别于物权效力。在范围上,前者所能对抗的潜在第三人范围仅限于可能的物权继受人,而物权的防御力可对抗除物权人之外的任何人。在强度上,继受保护弱于物权效力的预防性。由此可见,继受保护系债法和物权法中的通行现象。无论是内在构造还是外部效力,“债之随物化”与物权性并无关联,不宜仅因前者在表象上与物(权)有关,且呈现出看似相类的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效力,便将“债之随物化”归入“债权物权化”。

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厘清我国法语境下误入“债权物权化”之中的“债之关系随物化”和“债之约定随物化”现象。在“债之关系随物化”方面主要包括:(1)“所有权让与不破租赁”;(2)劳动合同的继受保护;(3)企业改制中的“债随物走原则”;(4)预售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的顺位保护。在“债之约定随物化”方面,为避免给第三人造成不测损害,意定内容须借由登记媒介方可发生继受保护之效果。

二、“债权物权化”的外延限缩

(一)规范层面物权特征之检视

1.非真正的物权特征

无论是破产程序中的取回权,抑或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异议之诉,符合法定要件的物权权源只是触发上述程序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因此,权利人在破产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对抗力并不属于物权特征。

2.真正的物权特征

一方面,物权请求权属于非独立的请求权,无法与作为基础的物权相分离,也无法独立让与。相较于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言,物权请求权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不以实际损害为必要;其二,不以过错以及责任能力为要件;其三,具有物之依附性。因此,从物权请求权的功能和对物权的依附性可知,物权请求权系物权支配性在规范层面的特征之一。

另一方面,物权的处分保护一般用于完整物权的无权处分情形,善意取得系处分保护的例外。从某种程度而言,处分保护毋宁系交易层面物权请求权之变体,同样根植于物权人对被处分物权的支配,属于“未经同意,便可追回”的预防性救济途径。因此,处分保护可以作为物权特征之一。

(二)真正的“债权物权化”现象

“债权物权化”实系相对性面相下的合同债权被赋予对标的物权的处分保护。在我国法语境下的“债权物权化”现象包括:(1)《民法典》第221条对预告登记权利人的处分保护;(2)“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29条情形下商品房消费者得以对抗处分性强制措施的法律地位;(3)“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7条第1款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被拆迁人无须公示的取得安置房的请求权。在此类具体的相对的债之关系中,合同债权本身不是标的,而是作为引导物权发生变动的媒介。尤其在我国法语境下,出于特定的法政策考量,标的物权的归属被事先预定于受保护的债权人一方,并通过预告登记乃至免于登记来保障不动产物权受让人对标的物权的取得。

三、结语

“债权物权化”的实相远非债权突破相对性那般简单,对其探明既需限定“债权物权化”的前提,也需界定债权物权区分的真正特征,还需充分厘清债物之间的其他互动关系。“债权物化”与“债之随物化”相区别,二者非但与“债权物权化”的形成机制迥然不同,而且体现了债物关联在理论和规范体系中的其他面相,进而构成对债权和物权之间相互关系的有益补充。不能单以“债权物权化”学说统括庞杂的债权之对抗第三人效力的现象域。特定情形下债权人的法律地位能否运用“物权化”工具加以强化,必须首先检视债权自身效力体系内部的规范依托是否已穷尽,如果其已然满足立法者对特定主体的保护需求且不会造成法律漏洞或利益失衡,那么“物权化”便不必登场。对“债权物权化”的正确认识以及“物权化”工具的谨慎运用,不仅牵涉债物二分体系的稳定性,也会影响其他财产权益的性质认定,还可能在强制执行法和破产法领域产生延伸效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本文文字编辑鲍生慧。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债权物权化”之范畴厘定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袁野:《“债权物权化”之范畴厘定》,载《法学研究》2022年第4期。
【作者简介】袁野,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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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鲍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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