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平基:土地经营权债权定性之解释论
2022年9月18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解释论   债权   登记
[ 导语 ]
      在《民法典》编纂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中,学界主要从立法论探讨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权利体系,对土地经营权的定性也多立足于此。然而,随着《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民法典》相继颁布实施,研究视角亟须从立法论转向解释论。在对土地经营权定性无法达成基本共识,甚至呈现混乱的情况下,适用相关制度很难产生良好效果。为妥当适用土地经营权的实体规则,以下问题亟待回应:应否以土地经营权的期限或登记与否判定其性质?如何回应把土地经营权认定为用益物权的观点?界定土地经营权为债权有何体系效应?这种定性对它的设立模式、规则构造、对抗性和融资担保的解释适用等有何影响?对此,东南大学法学院单平基副教授在《土地经营权债权定性之解释论》一文中,基于解释论的研究视角,对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属性、权利结构及相关制度内涵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和阐述。
一、登记、期限长短与土地经营权定性

(一)以登记与否定性土地经营权缺少制度支撑

就权利取得而言,无法以登记与否定性土地经营权。

其一,物权设立不一定需登记,而经登记者也不一定就是物权。普通动产所有权和抵押权的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等均未以登记为要件。同时,经登记确定保理顺位的应收账款、经登记备案的承租权等即使经登记,也并非物权。就土地经营权而言,登记并非其设立要件,不应以登记与否判断其性质。其二,有学者认为采取物的编成主义更利于登记和融资担保,但物的编成主义之下,可予登记权利的范畴不限于物权。将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不影响其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的登记。其三,从解释论看,土地经营权登记并非强制要求,而是取决于当事人选择。将权利性质的选择(决定是否登记)付诸当事人意志,也不符合物权种类和内容法定的基本要求。

(二)以期限长短区分定性土地经营权悖离法理逻辑

以五年期限作为土地经营权物、债划分界限,缺乏法理依据。

其一,以当事人意志决定创设债权或物权性的土地经营权无法律依据。以期限长短区分定性,实际是允许当事人得以约定形式选择同一权利的不同性质,这同物权法定原则相悖。其二,认为一种权利内包含物权性和债权性土地经营权,将导致权利界定不清,影响权利交易。若土地经营权从五年以下延长至五年以上,难道其将由债权转化为物权?这种此时为债权彼时变物权的定性路径,会冲击大陆法系的物债二分理论,损害私法体系的逻辑自洽,导致法律规范适用的混乱。当事人也无法明确权利的性质和内容。其三,在民事权利体系中,不存在以期限长短确定权利性质的情形。期限较短的用益物权并不鲜见。其四,决定权利属性者是该项权利的本质内核,而非期限长短。很难想象,一种权利会因期限长短而呈现各异的权利属性。退一步讲,即便可以期限长短确定权利属性,但以何种标准选取具体期限也颇值探讨。

二、土地经营权债权定性的法解释

(一)《民法典》第339条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6条法解释

《民法典》第339条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6条是将土地经营权界定为债权的规范依据。就文义看,它的生成得益于承包经营权的出租(转包)、入股或其他方式(如赠与)等债权性流转,因而其无法生成他物权属性的土地经营权。可见,立法将土地经营权作为债权的意蕴非常明显。

(二)土地经营权行使的法限制可佐证其债权定性

其一,土地经营权再流转需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可从侧面印证它的债权属性,因为这不符合物权自由化流转的特性。若将土地经营权界定为债权,就可理解“承包方书面同意”类似于债权债务概括转让需经债的相对人同意的限制条件。土地经营权实际是基于流转契约的权利和义务的结合体,既包含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也包括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弃耕抛荒、给土地造成严重损害或破坏土地生态环境等义务。土地经营权的再流转意味着土地经营权的承受人取代原经营权人的法律地位,影响承包方的权益,因此,须经承包方的书面同意。

其二,土地经营权在融资担保中也受到限制。以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需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发包方备案。

其三,从土地经营权的权能看,无法将其定性为用益物权。土地经营权的权能主要包括占有、使用、收益以及流转期限五年以上者经登记的对抗效力。租赁合同中的承租权、融资租赁合同中的承租权等债权均具上述权能。将具有登记对抗能力者限定为五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也欠缺正当性基础。

(三)《民法典》中不存在土地经营权定性为用益物权的母权基础

将土地经营权定性为用益物权,缺乏母权基础。农地所有权无法扮演土地经营权母权的角色。农地所有权在派生出承包经营权时,已将其蕴含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分离,由承包方实际行使并受制于后者,很难再生发新的、用益物权本质的土地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样难以视作物权性质之土地经营权的母权。首先,这种思路无法回应如何在同宗农地上并存两项权利内容冲突的用益物权的理论诘责。其次,有学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权能可分解性是“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各自构成独立权利的前提。但《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土地承包权”实则指土地承包经营权,《民法典》中亦未出现“土地承包权”的概念。我国法上的“土地承包权”名曰权利,实则是一种承包资格,这意味着“土地承包权”无法与土地经营权分离以成为独立的用益物权。

(四)土地经营权债权定性与农地法制改革目的

从目的解释的角度而言,对土地经营权的定性应符合构建“三权分置”的制度目的。而将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不会影响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在“三权分置”入法之前的各地方农地实践中早已存在经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入股等债权性流转以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例证。其次,按照私法理念,不在缺乏法理依据的情况下让既有权利人受损,是任何法制改革的前提。土地经营权的充实、稳定应劣后于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稳定,否则将影响土地经营权的生成和稳定。毕竟,当承包方知晓土地经营权可能与其权利冲突且效力更为优先时,其推动该项权利流转的意愿可能降低。

三、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的体系效应

(一)《民法典》第341条土地经营权的设立模式

作为债权的土地经营权应摈弃以五年为界的区分设立模式。《民法典》第341条中的“五年以上……”应解读为倡导性规范,旨在于鼓励流转双方确立相对稳定的土地经营关系。该条应解释为,期限为五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经登记可产生对抗效力,五年以下者也应认定为自债权契约生效时设立并赋予登记对抗能力。

(二)土地经营权作为债权的规则构造

其一,从权利主体看,土地经营权人的范围大大超越了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范围,对权利人的身份属性不作要求。

其二,从权利客体看,作为债权的土地经营权的客体是给付行为,即土地经营权人流转合同对农地占有、使用、收益以及向承包方支付使用费的行为。土地经营权的客体不是承包地:首先,对集体农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不可能由两个用益物权人同时享有,否则将会导致其中一项有名无实,沦为躯壳;其次,土地经营权人的债权人不能以农地清偿其债务,如将农地纳入经营权人的破产财产。

其三,从权利取得看,土地经营权既可生发自承包经营权出租、入股等债权性流转,也可能源于土地经营权的再流转。

其四,从权利内容看,土地经营权的债权属性决定了其内容主要由当事人约定。相比于物权法定,其涵盖更广,方式更灵活,且能更好反映当事人意志。

其五,从权利流转看,土地经营权已脱离身份束缚,可作为财产权进入市场流转。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土地经营权再流转均应尊重权利人意志,以自愿有偿为原则,不能损害农村集体和农户权益。另外,对已剔除社会保障功能的土地经营权再流转的具体形式不宜作限制解读。

其六,从权利救济看,任何人侵害土地经营权都应承担民事责任。在它受到侵害时,权利人有权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

(三)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的对抗性

有学者基于债权具有相对性、缺乏对抗性反对将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其一,债权在特定情形下也可具有对抗性。例如,现代民法逐渐承认在房屋租赁期间的所有权变动不影响承租权。其二,经登记的债权具备可由外部辨认的表征,也可具有对抗性,例如对所有权保留约定的登记。土地经营权也可通过登记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其三,土地经营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公示表征(占有),因此土地经营权对第三人具有天然的对抗性。

(四)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的法解释

《民法典》第399条摈弃了禁止耕地使用权抵押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7条对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进行了法确认,但客体指向及担保形式并不清晰,需予阐释。

其一,就担保权客体而言,土地经营权担保的客体为土地经营权。但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未发生流转时,农户“用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应理解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融资担保。其二,以土地经营权担保时,不应以期限长短判断能否作为担保标的。其三,就土地经营权的担保形式而言,根据《民法典》第395条、第399条关于抵押客体的规定及第449条关于权利质权的规定,土地经营权不属于禁止抵押或质押的客体,因此既可设定抵押也可设定质押。以土地经营权设定抵押或权利质权,不会妨碍经营人对承包地的直接占有,可更好释放承包地的生产要素功能。

结语

《民法典》的实施意味着对土地经营权的定性应由立法论转向解释论。以登记与否定性土地经营权缺少制度支撑,以期限长短(五年)对其区分定性更与法理相悖。从文义解释看,土地经营权经由承包经营权出租、入股等债权性方式设定。从体系解释看,对土地经营权行使之法限制可佐证其债权定性。土地承包经营权概念的保留也决定了土地经营权无法再被定性为与其可能存在龃龉的用益物权。从法目的看,无论是将它定性为物权或债权,均不影响农地法制改革目标的实现。土地经营权的债权定性将对其设立模式、规则构造、对抗方式和融资担保产生体系影响,能够更好地发挥“三权分置”权利体系的制度功能和实践价值。



(本文文字编辑吴志宏。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土地经营权债权定性之解释论》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单平基:《土地经营权债权定性之解释论》,载《法学家》2022年第4期。
【作者简介】单平基,东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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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萨日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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