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银良: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比较法考察及其启示
2022年10月29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惩罚性赔偿作为一项极具争议的民事救济措施,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不认可,而普通法系国家虽然认可但鉴于适用效果的不确定性,司法适用极为审慎。惩罚性赔偿根植于普通法系国家的侵权法,普通法是其基础,也是解析惩罚性赔偿的密码。然而,对于基本属大陆法系的我国而言,应当如何构建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刘银良教授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比较法考察及其启示》一文中,从比较法的视角解析普通法系国家惩罚性赔偿以及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与适用,希望为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性建构与实施提供借鉴。
一、普通法系国家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体系功能

(一)损害赔偿、加重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关系

普通法系国家侵权法下的赔偿包括损害赔偿、加重赔偿、惩戒性或惩罚性赔偿等多种类型。损害赔偿也称补偿性或恢复性赔偿,基本遵循填平原则,目标是使原告的权利或利益恢复至没有被侵害的状态,为大陆法系国家所认可。加重赔偿是指通过增加赔偿的方式赔偿原告因侵权方式或持续时间等受到的加重损害。惩罚性赔偿是指目的在于惩罚与威慑不法行为的赔偿,不在于补偿原告,而是惩罚被告。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和目标不同,损害赔偿重视原告的损失即侵权行为的结果,而惩罚性赔偿重视侵权行为本身,二者没有必然关联。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缺陷与审慎适用

在英国等普通法系国家,惩罚性赔偿的性质、功能、制度缺陷等备受批评。英国最高法院认为惩戒性赔偿的大部分功能可通过加重赔偿得以实现,而其他功能则一般可作为犯罪加以惩罚。侵权法的目的是补偿原告的损失,使其恢复至侵权未发生时的状态,而惩罚性赔偿却可能显著改变侵权法的正当功能。鉴于此,普通法系国家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较为审慎。英国最高法院将惩戒性赔偿作为最后的民事救济措施,仅在损害赔偿不足以惩罚被告的情形下才予考虑,并将其类型化。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的意见是合理的,即应在具体案件中决定是否需要在损害赔偿之上再施加惩罚性赔偿,否定对惩罚性赔偿的公式化适用以确保其合理性。

二、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标准与比例原则

(一)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标准

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惩罚性赔偿有两个中心原则,分别是合理性与比例原则。合理性标准包括多项因素:惩罚性赔偿不是规则,而是例外;;惩罚性赔偿仅针对恶意、任性或显著偏离平常的正当行为标准的高度可责性行为;惩罚性赔偿数额应与行为可责性的程度、原告的相对脆弱性和损失、被告的非法所得等成比例;惩罚性赔偿不应超过合理实现其目的所必需的数额;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惩罚与威慑恶意不法行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需防止对双方当事人带来不公平等。该标准具有综合性,并非每个案件都需考虑全部因素,列举的因素涵盖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定位、规范的行为、目的、必要性、比例原则、对双方当事人的影响等方面。对惩罚性赔偿合理性的判断需以被告行为的道德可责性或社会危害性为基础,既包括裁决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也包括其数额应以实现法律目的为限。

(二)惩罚性赔偿裁决中的比例原则

惩罚性赔偿裁决中的比例原则是指被告需承担的侵权救济责任应与其恶意不法行为的可责性成比例,且与惩罚和威慑的目的合理相关。合理性是目标,比例原则是有助于实现目标的工具。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与被告行为的可责性成比例。其二,与原告的经济脆弱性等成比例。其三,与带给原告的伤害或潜在伤害成比例。其四,与威慑的需求成比例。其五,与考虑施加或可能施加给被告的其他民事和刑事惩罚后的情形成比例。其六,与被告的不当获利成比例。就惩罚性赔偿的两个中心原则而言,合理性是目标,比例原则是有助于实现目标的工具,两者的关系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

(三)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不当得利的关系

普通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表明,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之间没有简单的对应性。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裁决需以不法行为的道德可责性或社会危害性为基础考量因素,无论是将损害赔偿作为基数,还是乘以相关倍数,均无法理依据,反而有方法论上的缺陷。在一般侵权救济中,原告的损害赔偿与被告的侵权获利通常具有替代性。然而在惩罚性赔偿的裁决中,二者却不再具有替代性,因为被告返还侵权获利的路径中并无惩罚性因素,其目的仅在于阻止侵权人不公平地致富。

三、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知识产权附加赔偿解析

(一)英国版权法下的附加赔偿

英国是近现代惩戒性赔偿及版权侵权附加赔偿制度的起源国,但其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与司法皆属保守。英国版权法下的附加赔偿基本属于其普通法下惩戒性赔偿原则在版权法中的固定,其中侵权行为的恶性对应恶意、肆无忌惮等侵权行为的可责性,其实施亦需侵权法作为基础。欧盟在总体上不支持惩罚性赔偿。欧盟《知识产权实施指令》对于具有主观过错的知识产权侵权的赔偿原则是补偿权利人的损失,而非惩罚性赔偿。欧洲专利侵权赔偿的首要原则是也补偿性赔偿,既不让侵权人从中获利,也不对其施加惩罚。损害赔偿和侵权获利返还是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基本原则,为世界多国所认可。

(二)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法下的附加赔偿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法下的附加赔偿就是惩罚性赔偿。它虽然在表面上借鉴自英国版权法,但也是其普通法下惩戒性赔偿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体现与立法固定。它与澳大利亚的普通法传统关系密切,侵权法下规制惩戒性赔偿的原则亦可适用于附加赔偿,并由此保障知识产权附加赔偿的有效实施。

四、美国和加拿大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解析

(一)美国知识产权法下的加重赔偿与惩罚性赔偿

美国联邦法律与多个州的法律皆认可惩罚性赔偿制度,同时对惩罚性赔偿施加限制,措施包括限制其适用领域、最高赔偿额或比例、支付对象等,其特色主要体现在现行联邦知识产权立法中。美国专利法或商标法下加重赔偿的最高赔偿额基本是损害赔偿的3倍,商标法针对假冒商标侵权行为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最高额可以是损害赔偿或被告侵权利润的3倍。美国商标法和版权法中的法定赔偿部分还有更高倍数的惩罚性赔偿。与其他普通法系国家相比,美国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了加重赔偿,且对加重赔偿、惩罚性赔偿的上限作出明确规定。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裁决需要考虑其对惩罚性赔偿目的的影响,不能简单地适用基于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倍数关系的一些公式。

(二)加拿大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

加拿大商标法、专利法、版权法明确或隐含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其适用较为谨慎,尤其在专利法领域更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针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加拿大联邦法院仍秉持侵权法下裁决惩罚性赔偿的规则,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确立的合理性标准和比例原则。仅在恶意侵权行为的可责性等要件得以满足的情形下才能合理裁决惩罚性赔偿,而故意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本身未必能够论证惩罚性赔偿。

五、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比较法结论与启示

除美国知识产权法有关于加重赔偿或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等之间最高倍数(3倍)的限定外,英、澳、加等普通法系国家均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的简单倍数关系或惩罚性赔偿的上限,主要依据知识产权制定法,但其实施仍离不开普通法的支持。随着《民法典》等法律的出台,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已进入实施阶段。以上普通法系国家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或可对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亦须涉及的合理性判断标准以及比例原则等提供有益启示。

第一,被惩罚与被威慑的行为应该是故意侵权还是恶意侵权?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须满足“故意(或恶意)侵权”和“情节严重”两个要件。无论“恶意”还是“故意”,尤其是“故意”,并非裁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充分条件。只有“故意”或“恶意”的“恶性”使相应的侵权行为达到需要惩罚与威慑的程度,才可论证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第二,“情节严重”作为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要件的真正涵义是什么?除开放式的“其他情形”外,法释〔2021〕4号列举的行为基本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重复性的侵权行为,第二类是诉讼程序中(包括诉讼前)的不法行为,第三类是侵权后果或潜在后果严重。对“情节严重”的判断并非不涉及行为人的主观状态,而恰恰证明侵权人具有侵权的故意乃至恶意,从而进一步论证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第三,将补偿性赔偿作为基数并以相应倍数确定惩罚性赔偿是否合理?无论是将补偿性赔偿作为基数,还是乘以简单倍数,都属于机械的惩罚性赔偿评估或裁决方式,既忽视了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与目的,也忽略了其本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从而可能产生妨碍知识产权制度目标的消极后果。

第四,关于惩罚性赔偿合理性和比例原则的适用。鉴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属于民刑之间的侵权救济措施,且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需要通过比例原则维护其合理性,使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及其数额的裁决仅以能够促进实现惩罚与威慑相关恶意侵权行为之目的为限。对此需特别预防惩罚性赔偿与侵权人可能承担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重合。

六、结语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难以论证必然具有比较法上的优势。对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而言,在缺乏遵循先例制度基础和相应的诉讼配套机制等情形下,即使在《民法典》与各知识产权法中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能否成功移植基于普通法传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尚有不确定性。没有综合的制度基础支撑,仅有简单的立法文本,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就可能浮于表面,难以实现其既定的立法目标。

 


(本文文字编辑张雨佳。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比较法考察及其启示》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刘银良:《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比较法考察及其启示》,载《法学》2022年第7期。
【作者简介】刘银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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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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