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洪杰:积极老龄化理念下民法典成年监护规范解释论
2022年10月3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监护   民法典   民法典编纂   监护   成年监护
[ 导语 ]
      我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完善我国成年监护制度以满足老龄化社会需求,成为一个日益凸显的问题。《民法典》虽然完善了成年监护制度,确立了以意定监护和法定监护为核心的成年监护体系,但主要立足于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非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需要。在积极老龄化的理念之下,《民法典》成年监护的规则设置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对此,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满洪杰教授在《积极老龄化理念下民法典成年监护规范解释论》一文中,通过对《民法典》相关规范的解释,构建与行为能力相脱离、关注老年人身心需求的准一元化成年监护制度,并通过扩展监护事务范围使老年人权利获得充分保护。
一、补充取代剥夺——成年监护与行为能力的脱离

(一)行为能力关联模式的缺陷和不足

就我国法上的行为能力关联模式的成年监护立法而言,《民法典》未规定独立的成年监护设立宣告程序,使成年监护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宣告的自然结果和附属程序。然而,既有行为能力关联模式存在下列缺陷与不足:其一,对被监护人限制过度。老年人意识的衰弱是一个渐进乃至反复的过程,简单地以某个时点上意思能力的有无作为剥夺其全部行为能力的依据,正当性和合理性值得推敲。《民法典》对于被认定为无行为能力的被监护人采取“一律使法律行为无效”的绝对保护方式,本质上强制性地将被监护人本身与社会生活相隔离。其二,不利于监护制度的充分有效利用。监护的设立必须通过宣告程序进行,一方面会将被宣告者失能的信息公布于外,与个人隐私需求相抵触;另一方面,法院对于剥夺自然人行为能力宣告在法律适用上十分谨慎,大大降低了成年监护的利用率。其三,不利于意定监护充分发挥效用。《民法典》规定被监护人的行为能力限制宣告乃意定监护的生效要件。该规定将意定监护作为行为能力补足制度加以看待,是对被监护人自由的过度限制。比较法上,有立法例将“不能处理事务”与“不能为法律行为”区分开来,使得成年监护与行为能力相脱离,使得监护制度对于身体障碍者而言是权利而非限制。

(二)行为能力补充的解释论

在《民法典》刚刚颁行之际,采用法律解释途径促使法官以行为能力补充取代行为能力剥夺,是较为经济合理的方法。具体解释路径如下:第一,减少无行为能力宣告的适用。只有达到《民法典》第21条“不能辨识”所指向的“完全不能辨识”标准,才能适用无行为能力宣告。第二,扩张限制行为能力的适用。对《民法典》第22条中“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进行目的性扩张,使“限制行为能力”的认定因素涵盖各种身心障碍的情形。第三,放宽意定监护的生效要件。对“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进行目的性扩展,允许被监护人在事务处理能力不足时,根据自身需求而使意定监护协议发生效力。第四,根据被监护人的实际需求确定行为能力的范围。对于具有意思能力,仅是基于身体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寻求保护的被监护人,可以少限制乃至不限制其自主处理法律行为的能力。同时,监护人的职责实现成年监护与行为能力在实质上脱钩。

二、突破类型法定——准一元主义解释

(一)成年监护的类型主义与一元主义

在成年监护不再概括地剥夺被监护人的行为能力的前提下,法院需要在进行监护宣告之时根据被监护人认识能力,确定为被监护人提供行为能力协助的范围。对此,比较法上主要有类型主义和一元主义两种模式。

类型主义模式以日本为例。《日本民法典》根据当事人意思能力的衰退程度界定了三种监护状态:监护、保佐及辅助,并根据被监护人能力的区别差异化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范围。此种立法根据实际情况对意识能力缺乏者的行为能力加以补足,体现了对其根据自己意愿从事民事活动的支持而非概括性剥夺。一元主义则以德国为例。《德国民法典》对于成年监护只规定法律照管一种形式。法院根据被监护人最大利益和尊重自主意志的原则,指定监护人职务范围。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监护人对被监护人之事务的管理是合法的。

(二)类型主义与一元主义之利弊分析

类型主义和一元主义之争,实质反映了对“类型法定”路径的不同认识。类型法定在民法中指法律进行类型的强制,而类型强制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个人事务的介入和干预,需接受比例原则的检验。从比例原则的三个子原则出发,可论证一元主义较之类型主义更为妥适。

第一,从适当性原则来看,其要求为干预基本权利所采取的手段必须适合目的之达成,然而,类型主义仅为司法机关裁决上的方便快捷而以预先设定的类型限制,正当性支撑不足。第二,从必要性原则来看,在能够达到相同目的的手段中应当选择最为和缓的干预手段。在类型主义模式下,一方面立法者的预设难免有遗漏,另一方面各个被监护人具体情形与法定类型之间又难以精密衔接,有刻舟求剑之嫌。第三,均衡性原则要求干预手段对自由所造成的限制与目的成比例。然而,类型主义以特定监护类型作为确定协助范围的唯一依据,不仅在缺乏足够的弹性,也缺乏对被监护人自主意愿的尊重。反之,一元主义避免了立场预设,通过考虑单个被监护人的具体确定协助范围,避免了过度限制或者支持不足。

(三)准一元主义的解释路径

我国《民法典》并未采取类型化模式,而只是规定了无行为能力人监护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监护。无行为能力人监护的职责范围包括被监护人的全部事务,而限制行为能力人监护的职责范围则富有弹性,并未剥夺被监护人处理某一种事务的可能性。该模式将给予被监护人行为能力支持的范围交由法官判断,避免了因类型强制引起的国家和公共权力的过度介入。

可以通过对我国《民法典》第21条和第22条进行解释,限缩无行为能力宣告并扩大限制行为能力宣告的利用。对于完全不能辨识自己行为的被监护人,才能将各种事务决定权概括性赋予监护人;对于限制行为能力监护,则应当通过解释为其创造更加广泛的适用空间。当被监护人的事务处理能力发生变化时,监护人、被监护人、其他利害相关人以及民政部门均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调整被监护人自行处理事务的范围。据此,我国《民法典》建立了以具体化决定监护范围为原则,以概括性剥夺被监护人事务处理能力为例外的成年监护制度,形成了准一元主义。该模式符合比例原则,能够最小限度干预被监护人事务同时最大程度鼓励被监护人进行社会参与。

三、扩张协助范围——从专注交易到关怀身心

(一)专注“交易的人”的监护模式

虽然法律行为包括财产交易行为与身份关系行为,但由于婚姻、收养等身份行为并不能通过法定代理而为之,故以行为能力为基础的监护制度,本质上规范的是作为民事交易主体意义上的“人”,而非有身心需求的具体的人。因此,应从财产的归属和变动的观点来理解监护制度。

(二)比较法上对监护事务范围的扩展

20世纪末以来,世界各国陆续对成年监护制度进行改革。一方面因应社会老龄化,妥善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人权观念的兴起和发展要求监护不应单纯以维护交易安全为目的,而应尊重残疾人、老年人的自由意志,并满足其人身、财产管理的实际需要。

(三)《民法典》相关条文的解释论

《民法典》对于成年监护的规定仍立足于满足“交易的人”的需求,而忽视了有身心需求的人。应当通过法律解释对《民法典》第34条、第35条进行目的性扩张,使监护事务范围进行扩展,使监护不仅作为行为能力补足制度,更成为身心保护制度。《民法典》第34条对于成年监护人的职责范围除规定应“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外,还规定应“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基于老年人人身、医疗等事务处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应通过目的性扩张,将其解释为包括监护人的积极管理职责。《民法典》第35条的“事务”,在解释上应不限于法律行为,而应包括人身、医疗、财产处分等各种事务。依对该条文的反对解释,被监护人无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应由监护人“保障并协助”。

(四)重大事务处理的特殊规则

监护人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应受特殊规则的限制,具体包括:第一,财产处分。由于住房对于保障被监护人人身和财产具有重要意义,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住房时应受限制。第二,人身管理。应当对《精神卫生法》第28条第2款进行扩张解释,允许其监护人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第三,医疗决定。当被监护人对告知事项没有认识和同意的能力时,应首先尊重其认识能力尚存时作出的预先决定。没有预先决定时应当根据作为特别法的《民法典》第34条、第35条由监护人作为替代同意的主体,同时允许患者的近亲属提出意见。

四、结语

积极老龄化的前提是将老年人作为社会平等成员看待,保障其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资格和能力,而不是将其仅作为应当受到保护的弱者。为塑造符合积极老龄化需求的成年监护制度,我们需要从民法典规范出发,通过法解释路径,形成与行为能力相脱离、关注老年人身心需求的准一元化成年监护制度,并通过扩展监护事务范围使老年人权利获得充分保护。



(本文文字编辑叶楚茵。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积极老龄化理念下民法典成年监护规范解释论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满洪杰:《积极老龄化理念下民法典成年监护规范解释论》,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5期。
【作者简介】满洪杰,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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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萨日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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