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绍坤、寇枫阳:论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公告的体系定位
2022年9月25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上市公司   公司决议   对外担保
[ 导语 ]
      自1993年《公司法》颁布以来,违规担保等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问题层出不穷,一旦资金流断裂,将会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扰乱资本市场与金融秩序。基于此,理论界不断呼吁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以遏制对外担保乱象。在金融司法理念的指导下,《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明确以公告作为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然而,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信息披露制度为何可以引入公司担保规则之中,并影响担保合同效力?这背后的机理尚待阐释。对此,吉林大学法学院房绍坤教授、寇枫阳博士研究生在《论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公告的体系定位——以〈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为中心》一文中,通过考察交易规则吸纳证券监管规则的司法背景,分析对外担保公告在上市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以期明晰公告影响担保合同效力的机理。
一、分立融合:交易规则吸纳证券监管规则之司法背景

(一)证券监管规则与交易规则的分立

证券监管规则、《公司法》与《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分别具有行政监管的公法属性、组织法与团体法属性、交易规则与裁判规范属性,三者的规范目的、规范对象与规则性质均有差异。在规范目的,证券监管规则的重心在于投资者保护,《公司法》主要保护公司与股东之利益并兼及相对人交易安全,而《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则专为处理各类担保交易纠纷而设。在规范性质上,证券监管规则系“证券交易保护”,保护证券投资者,《公司法》系证券所有保护,保护公司所有者,《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则注重担保债权保护。在规范对象上其规范对象分别是证券的发行与交易行为、担保交易行为,在适用范围上更是大相径庭,呈现分立的局面。

(二)金融司法背景下的规则融合

证券监管规则、《公司法》与《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呈现各司其职、“和而不同”的分立局面的同时,但不妨碍为达到一定的法政策目标,将不同规则中的制度工具化。

对于证券交易规则对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一系列监管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形成了以下共识:对外担保会影响广大股民的利益,交易所监管规则要求其必须公开披露,只要是合规的担保,都会进行公告,反之,则为违规担保。《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将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与公告勾连起来的做法,正是交易规则与证券监管规则融合之产物。可见,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裁判思路似乎可归纳为: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不仅须经《公司法》第16条的决议程序,亦须满足证券交易所层面的公开披露规则之要求,最终其效力才经由《民法典》评价。

但经过《九民纪要》的实践及对证券监管规则认识的深化,司法实践采用了更为谨慎的做法:倘若对外担保公告无经决议通过的内容,仅说明担保信息,债权人不能据此主张善意;倘若经决议通过的公告内容实系虚假陈述,仍应认定债权人善意。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似乎意识到《民法典》中的交易规则与证券监管规则的不同,并未全盘吸纳后者,而是保持“谦抑”,体现金融司法背景下的规则融合趋势。

二、内部关系:公告作为对外担保决议之特别生效要件

(一)动态视角下决议的成立与生效程序

将视角转换至意思形成的动态过程,考察决议的成立与生效程序,学界形成了既有的四种主要观点,但各自存在不同的问题。对此,需要兼顾团体法中的程序规则,从决议的成立、生效阶段展开分析。

首先,经正当程序形成的表决结果当然约束个人,但决议形成过程中的个人意思表示亦存在不成立、无效或可撤销的可能,而影响决议行为整体的效力。其次,就作为上市公司决议机关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而论,内部成员的单个意思表示经正当程序形成团体意思,依其中同向的多数意思表示形成上市公司意思。再次,积极对外担保决议的形成不代表决议就此成立生效,尚须兼顾团体法中的程序和议事规则,如决议事项应作成会议记录并签名等。最后,证券监管之公告未被吸纳进交易规则时,合理的解释应是决议成立即对未参与决议程序的成员和组织机构发生效力。

(二)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生效的法定公告要件

公告作为决议法定特别生效要件,有其充分的形式理由与实质理由。聚焦于内部证成,公告作为对外担保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在上市公司内部关系中,实指对外担保决议之生效要件。其一,公司作为法律拟制之主体,其意思形成须借助内部机关以一定程序形成决议并由代表机关对外表达。通过增加内部决议之后的公告程序,担保债权人审查义务的对象从内部决议转变为公开公告,债权人善意与否,以及担保合同能否对上市公司发生效力的问题随之迎刃而解。其二,上市公司作为公众性公司,对资本市场和中小股东影响甚巨,决议的参与性与民主性必须保障,因而其意思形成的程序性管制贯穿始终。决议成立即为生效的“逻辑上一秒”,已被公告要件所区隔。而且,公告对商业效率影响甚微,对债权人也无不利。其三,《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可作为《民法典》第136条第1但书之情形,公告系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的特别生效要件,有实证法依据。

聚焦于外部证成,《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9条联结了证券监管规则和交易规则,在结果上附带地使证劵监管规则纳入了团体组织法之中,具有实质的正当性。一方面,对于《民法典》第136条第1但书中的法律另有规定,在逻辑上可以包括作为法律行为之一的决议行为。为法律行为额外增加生效要件涉及特殊的价值考量,无外乎私的意思自治与公的社会利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决议以证券监管的公告为生效要件同样是基于公的社会利益的考量。另一方面,公告程序本身具有正当性。对外担保决议行为对上市公司来说风险较大,必须慎重,公告程序可归入法定形式之中。我国《民法典》对法定形式的效力采区分的立法模式,《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将公告作为决议行为特别生效要件的解释结论可以成立,也符合立法论的动向

关于决议效力与担保合同效力的关系,其中的逻辑可归纳为:决议成立(记载于会议记录并签名)→决议生效(公告)对外担保意思形成法定代表人对外表示担保合同成立担保合同生效。决议不生效与担保合同不生效在解释上存在牵连关系。

三、外部关系:公告作为对外担保代表权之外部授予方式

(一)法定限制下的对外担保代表权

除法人章程或法人权力机关对代表权的限制外,法律对代表权的限制得对抗相对人,法律后果并不由法人当然承受,除非相对人证明自己系善意。《公司法》第16条明定法定代表人对外签订担保合同须经公司机关决议。无论公司章程选择何种决议机关,也是在法定的两种选项下进行取舍,于相对人而言,决议系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必要条件,司法实践也形成代表权法定限制的统一思路,并被《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所延续

(二)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代表权授予方式的外部性

公司通过决议解除了代表权法定限制,因此,在外部关系上,决议构成了法定代表人签订担保合同的授权基础,相对人必须审查其是否被授权以及权限范围大小,否则即非善意,不能在公司与相对人之间发生担保效果,这是《民法典》第61条、第504条与《公司法》第16条体系联动的当然解释结果。有观点基于法人实在说对此提出质疑,但传统民法中的法人拟制说与实在说之界限早已模糊,法定限制之下的代表与代理名异而实同,二者在构造上均须存在授权行为,只是代表无基础关系。法定代表人产生经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选任,即已表明二者之间已存在委托或雇佣的基础关系。

在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特殊规则中,公告替代了决议,成为对外担保代表权之授予方式,这是金融司法背景下,证券监管与司法之间协调配合的有意之举。通说认为,代理权授予包括内部授予与外部授予两种方式,《民法典》予以采纳。基于此,《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的法政策转向可归为外部授权方式,同时,公告也是取代决议的法定唯一方式,只存在事前同意一种模式,这正是公告影响外部交易行为效力的原因。由此,公告成为上市公司债权人的审查对象与善意认定依据:有决议而无公告时,对外担保代表权授予行为并不存在,债权人非善意;无决议而有公告时,具有授予代表权之外观,由此构成表见代表。

这一做法并不会引发与《公司法》第16条的体系冲突。即使是在以决议为中心的非上市公司担保中,同样存在无内部决议或与内部决议不一致的可能问题本质只能归因于法人意思形成与表达分离的构造,与公告的定位无关。公告在形式上具有公示性,在内容上具备可信赖性,契合公示公信原则。从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来看,将公告定位为代表权外部授予方式亦符合效率原则。

四、结语

《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是遏制违规担保、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重要一环。证券监管规则、《公司法》与《民法典》三者的衔接值得赞同,但应明晰将公告作为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特别生效要件的机理。在“内—外关系”区分的体系视角下,在上市公司内部关系中,对外担保公告决议的特别生效要件,在外部关系中,公告为对外担保代表权的外部授予方式。无公告有决议时,因决议未生效,且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无签订担保合同的授权,相对人非善意,担保合同不生效;有公告无决议时,具有授予代表权外观,构成表见代表,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发生效力。事后公告不应认定为系对担保合同之追认。

 

 

(本文文字编辑颜佳怡。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论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公告的体系定位——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9条为中心》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房绍坤、寇枫阳:《论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公告的体系定位——以〈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为中心》,载《法学评论》2022年第5期。
【作者简介】房绍坤,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寇枫阳,吉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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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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