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倩:慈善组织捐赠人的民事权利之重塑
2022年11月2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慈善法》出台已六年,“制度供给不足”问题似已解决,但在经历了“郭美美事件”的重大创伤后,我国慈善组织未见有效改善。对于慈善事业的发展而言,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仅依赖基于“权力逻辑”自上而下的政治操作和行政管控,还是释放“权利逻辑”,兼容一种理顺主体互动关系的平面化治理路径?对此,吉林大学法学院李晓倩副教授在《慈善组织捐赠人的民事权利之重塑》一文中,以平面化的视角,厘定我国慈善组织面临的问题,并借助民事法律制度资源寻求问题的解决。
一、慈善组织捐赠人民事权利的孱弱不彰

(一)捐赠人知情权的有限性

捐赠人知情权负荷着降低捐赠人获取组织信息成本、激励捐赠人捐赠和监督慈善组织行为的功能。但是,无论是《慈善法》还是《基金会管理条例》,均将知情权功能的实现诉诸行政法律关系面向上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义务,忽略了捐赠人民事权利的行使与救济。慈善组织负担的信息公开义务并不构成对其有所主张的权利基础,捐赠人知情权的实现受制于慈善组织信息公开义务的履行。《慈善法》等法律法规一方面锁定了捐赠人知情权的内容和权利行使方式,另一方面又将包括捐赠人在内的社会公众置于被动的信息接收地位。行政机关如果未能实现有效监管,则慈善组织违反信息公开义务的行为将处于“真空”状态。

(二)捐赠人撤销权的冲突性

《基金会管理条例》第39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捐赠人撤销权,但是,此种制度安排却为捐赠人撤销权的行使带来了多重困境。首先,没有明确捐赠人撤销权与解除权之间的关系。其次,如果捐赠人的权利为撤销权,该撤销权的性质、客体及行使途径也未得到明确。再次,如果捐赠人的权利为解除权,捐赠人行使解除权后,将发生恢复原状与损害赔偿的法律后果,这将严重减损慈善组织的捐赠财产。最后,无论是撤销权抑或解除权,权利行使的结果是恢复捐赠人的财产,但同时将导致慈善组织的财产减少,更没有解决第三人不当保有捐赠财产的问题,制度运行的实效背离了慈善捐赠的目的。

二、慈善组织捐赠人民事权利生成的既有机制与反思

我国《慈善法》选择了赠与合同作为厘定捐赠人与慈善组织之间关系的法技术机制。以赠与合同作为规范基础,限制了捐赠人权利展开的路径和空间。第一,赠与合同是一种移转财产所有权的制度安排,财产一旦转移,合同目的即告实现,捐赠人对财产不再享有权利。第二,实践中捐赠人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合同具有不完备性。第三,捐赠人将财产交付慈善组织后,很难判断慈善组织是否已经按照其意愿达成了慈善目的,进而对慈善组织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赠与合同铸成了切断捐赠人与慈善组织之间持续性关系的制度逻辑,并构成了捐赠人权利孱弱的机制诱因。

赠与合同在阐释捐赠人与慈善组织关系上的不合目的性缘起于“捐赠”和“赠与”的差别。捐赠合同与一般赠与合同在目的与法律构造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合同目的上,一般赠与合同通常基于私人目的,捐赠合同旨在达到公益目的;在法律构造上,一般赠与合同的当事人双方为赠与人与受赠人,捐赠合同通常关涉捐赠人、慈善组织和受益人三方主体。

受益人和受赠人的分离导致捐赠必须适用不同于一般赠与的特殊规范。循此路径,既有观点将捐赠解释为附负担赠与,即使在附负担赠与的法律结构中,赠与人与受赠人依然是“相对”的构造,因附负担赠与符合赠与制度之旨趣,依旧受赠与合同之规范调整,而在捐赠关系中负担与赠与利益不再是 “相对”而生,而是 “同向”而行,这在根本上背离了附负担赠与的本质。也有观点认为捐赠行为是为受益人的利益而发生的,应属于第三人利益合同,但第三人利益合同一般要求合同当事人及第三人具有特定性,而在捐赠关系中,捐赠人可能匿名,第三人亦往往不特定,将捐赠行为定位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仅仅是对捐赠行为 “利他性”作出了描述。捐赠人对捐赠财产无形的支配力至少已经部分溢出了以移转财产权利为主要目的之赠与合同的有效射程。立基于理性主义的合同机制在规范捐赠人和慈善组织之间关系上表现得捉襟见肘,特别是放逐了捐赠人的权利,导致潜在受益人完全受控于慈善组织的操守和能力,因此亟待寻找和定位具有合目的性的制度资源,与合同机制协力推动捐赠人民事权利的重塑。

三、慈善组织捐赠人民事权利生成机制的转向

(一)捐赠人与慈善组织间存在“信义关系”

捐赠人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关系应该进入信义法规制的范畴。信义关系的核心为信任和依赖,具体化为三个构成要件:其一,有管理财产或行使权利之委托;其二,委托人对受托人寄予信任;其三,委托人之风险源自此委托关系。

信义关系与纯粹合同关系具有本质上的差异,纯粹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拥有相当的议价能力,能够就合同内容进行谨慎谈判,并形成具有完备性的合同。信义关系并不必然排斥合同关系的存在,相反多数情况其以合同为载体,大部分信义义务就是从合同中产生的,由于双方当事人在事实上地位的不平等,合同劣势方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优势方的行为,合同优势方对劣势方负有信义义务。在认定信义关系是否存在时,主要考察的是在相关法律关系中委托人对受托人“依赖”和“利益受影响”的程度、法律关系的性质以及法律关系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和重要性。

(二)慈善组织信义义务的内容

在信义关系中,慈善组织负有的信义义务主要包括忠实义务、注意义务和服从义务。忠实义务要求慈善组织及其管理人克服贪婪和自私。注意义务要求那些实施可能给他人带来损害风险行为的人应当像一个谨慎的理性人一样行为以避免这种损害的发生。服从义务意味着慈善组织及其管理人员的行为受限于慈善法和慈善组织文件或特定捐赠条款中的特定目的的规定。

四、基于信义关系的慈善组织捐赠人民事权利的调整与重塑

(一)知情权的强化

在赠与合同关系机制中,捐赠人知情权的内容只限于基于捐赠协议的知情权。在信义关系平台上,除上述内容外,知情权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其一,对慈善组织相关交易中利益冲突的知情权;其二,对慈善组织相关交易中义务冲突的知情权;其三,对慈善组织法定公开事项的知情权。在知情权主体和权利范围上,涉及的具体问题是如何界定权利主体资格,不同的捐赠人是否享有同等的知情权。在权利实现上,应当为捐赠人提供行使知情权的充分保障。

(二)撤销权的重整

捐赠人撤销权的制度设计应当始终以实现捐赠目的为依归,因此规范的目光不应仅停留在捐赠人与慈善组织之间,还应将受益人和第三人一并纳入考量。捐赠人撤销权的效力范围应当作用于慈善组织与第三人之间,当慈善组织滥用捐赠财产时,不问第三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捐赠人均可行使撤销权,以保持慈善组织的捐赠财产,保障受益人利益的实现。在权利主体上,捐赠人的资格不以是否存在书面合同或捐赠款物价值而有所区别。但在捐赠人撤销权的实现上,存在区分权利享有与权利行使的问题。

(三)变更权的增设

在信义关系背景下,捐赠人可以通过行使变更权请求法院变更慈善组织,要求怠于使用捐赠财产的慈善组织将财产转移给其他同意接收的第三方慈善组织。变更权的引入将改变既存的行政主管机关对慈善组织纵向单一的监管渠道,而形成以“行政主管机关-慈善组织”监管为主导,“慈善组织-慈善组织”竞争和“捐赠人-慈善组织”监督为辅助的多元化治理机制。

(四)归入权的引入

在信义关系平台上,受托人违反信义义务时,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将在自利交易中获得的所有利益均归于受益人,此即为“归入权”。归入权的性质应采“形成权说”,权利主体可以依自己的意思改变与相对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归入权的功能并非填补损害,而是惩罚和震慑。受益人的实际损失不是衡量归入权是否行使和如何行使的标准,归入权的行使也不问受托人是否存在窃取利益的主观故意。

五、结语

未来《慈善法》应当缓和对慈善组织行为控制的公法优位偏好,以对捐赠人与慈善组织间信义关系的确认为基点,适度增加相关利益方权利的确认和行使规范,使得私人理性行为及私人之间的互动机制成为法律实施的促进力量。这不仅是对捐赠人权利的应有保障和承诺,更是使慈善法治获得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本文文字编辑张莹钰。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慈善组织捐赠人的民事权利之重塑》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李晓倩:《慈善组织捐赠人的民事权利之重塑》,载《法学家》2022年第5期。
【作者简介】李晓倩,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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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莹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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