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超过两年通知期限的商品自损赔偿责任
2022年11月4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商品自损主要受合同法上的瑕疵担保制度保障,《民法典》第620、621条规定买受人并无过错而因超过最长两年通知期间丧失请求救济之权利,此时若商品存在隐蔽瑕疵,于交付两年后暴露,无过错的买受人如何请求赔偿商品自损?对此,武汉大学法学院张红教授在《超过两年通知期限的商品自损赔偿责任》一文中,通过分析瑕疵担保制度在商品自损救济方面的规定,立足于最长两年通知期间一刀切之弊端以及既有解决方案之缺陷,旨在根据通知义务保护出卖人之目的与现代商品销售之特点,探索更合理的法律方案。
一、最长两年期间后发现隐蔽瑕疵之救济困境

(一)合同相对性对主体的不当限制

有学者指出合同相对性对主体的限制会不当妨碍商品自损的赔偿:买方须是买受人,其他人没有请求权;只能向销售者而不能向制造商追究责任,在销售者破产等情形下会导致无法赔偿。但这些批评难以成立:一方面商品自损涉及履行利益,归属于买受人,其他人并无此利益需要保护;另一方面销售者可能陷入无清偿能力或企业破产等,在任何合同均可能出现,并非合同救济的缺陷。

(二)存在救济范围不全与重复诉讼

商品瑕疵同时导致受害人的人身、其他财产受损时,构成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传统观点认为此时精神损害赔偿与商品自损无法同时获得救济,需要重复诉讼。但依据《民法典》第186条之文义,可认定固有利益损害(归于侵权时)与商品自损构成聚合,能够同时请求救济;或即便认定构成竞合,也可根据《民法典》第996条在合同之诉中一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三)约定检验期限、合理期限与最长两年期间

《民法典》第620、621条具体规定了约定的检验期限、发现瑕疵后的合理期限以及收到商品后最长两年期间作为对买受人检验、通知的限制以及出卖人抗辩商品自损主张的依据。应当具体审视该规定是否不当限制了买受人主张瑕疵担保责任。

首先,约定检验期限规定具有合理性。有学者指出《民法典》第621条规定的约定检验期限包含了检验和通知两项内容,应理解为总期限,有别于《民法典》第620条规定的单纯检验期限。但检验义务的目的即在于及时通知,且所约定的检验期限究竟是最后通知期限还是单纯检验期限,需要根据双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此外,当实践中出现检验期限过短或起算时点明显不符合实际时,法院也可以进行适当干预。

其次,合理期限规定具有良好的适应性。《民法典》制定时曾考虑通过区分瑕疵类型与标的物种类来确定提出异议的时间,但最后认为既不能简单规定“10天”或“6个月”这样的期限,也没有把握概括出各种质量违约情形,故采用了“合理期限”这种不确定概念,以适应复杂多样的实际生活。

最后,最长两年期间与隐蔽瑕疵暴露规律存在冲突。《民法典》规定的最长两年通知期间,自交付起算,为绝对期间。但买受人很难通过检查发现所有瑕疵,而委托专家等第三方检验不仅过分不经济,而且也不能保证发现所有瑕疵。有些隐蔽瑕疵的暴露与发现有相当的长期性和偶然性,若最长两年期间届满,买受人虽无过错,仍“自动切断”合理期限的计算,买受人将无法依合同请求商品自损赔偿。

二、各种商品自损救济方案之整理与评析

(一)作为侵权责任法上的损失

《民法典》第1202条未强调“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受损,对于该条规定的损害是否包括商品自损,学界存在两种解释。

一是将商品自损作为所有权损害。此观点核心在于将瑕疵与标的物整体区分为两个物,认为瑕疵造成了瑕疵之外这部分的所有权受损。但其存在理论漏洞:首先将一个完整的产品强行区分为一个有缺陷的物和部分零件有违事理,且此时制造商又需要对整个产品负责,逻辑难以自恰;其次商品自损并非外力所致,而是源于固有内因;最后该理论还存在法律评价上的矛盾。

二是将商品自损作为侵权法上的纯粹经济损失,即非因受害人自身的人身或财产权利受侵害而产生的经济损失。该说同样存在诸多问题,且无法很好地弥补最长两年通知期间之不足。首先,商品自损作为纯粹经济损失只能隶属于《民法典》第1165条而非1202条。其次,即使将商品自损作为《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下的纯粹经济损失,也存在问题。第一,对于能否以交易安全义务理论作为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依据观点不一。第二,当商品存在不符合约定性能要求的瑕疵,或者仅存在侵权法上的“质量瑕疵”时,往往承担的是合同责任而非侵权责任,即便商品存在侵权法上的“缺陷”,应否将商品瑕疵带来的减值纳入侵权赔偿范围同样存在疑问。第三,相比于侵权责任,合同责任更能够通过当事人协商的方式对责任风险进行分配和控制。第四,纯粹经济损失赔偿比一般侵权责任可归责性要求更高,实践中存在证明负担过重的问题,但若将其放松至过错推定甚至无过错责任,又会导致事实上向产品责任靠拢,与纯粹经济损失限制赔偿的理论不符。第五,当根据交易安全义务理论要求制造商对商品自损承担侵权责任时,买受人在合同法上的检验通知义务将完全丧失规范作用,瑕疵担保责任将会被“掏空”。

(二)检验通知义务排除民事合同

有学者认为宜借鉴比较法上的做法,区分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将民事合同,特别是消费者合同排除在检验通知义务之外。这一主张的问题有二:一是瑕疵担保制度注重双方利益平衡,因此检验通知义务确有必要,不同主体能力和理性的差异则有赖于检验要求的层次化、弹性化加以解决;二是即便在民事合同不适用检验通知义务的外国立法中,也适用与我国最长两年通知期间功能相似的短期时效。

(三)标的物存在缺陷时推定出卖人恶意

有学者认为当标的物存在缺陷时推定出卖人为恶意,其无法援引《民法典》第621条抗辩。这种思路不足在于:一是并不区分买受人是否善意;二是对于一般瑕疵引起的进一步损害或者出卖人仅为经销商而非制造商的情况下,并无用武之地。此外,此时产品责任中的其他合理免责事由也无法适用。

(四)直接请求制造商承担必要责任

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对生产者施加有限制的瑕疵担保责任,即在销售者丧失承担能力的情况下,生产者可以直接承担三包责任。这种观点同样无法弥补最长两年通知期间之不足:一是三包期限十分短暂,仅拓展责任主体而非期限长短,意义有限,尤其不能救济被最长两年通知期间挡在门外的善意买受人;二是三包期意为质量保证期,其不同于检验或通知期限,更不能取代最长两年通知期间。

三、最长两年期间的突破与制造商责任

(一)制造商与销售商之差异:最长两年期间适用主体限缩

《民法典》规定的最长两年期间无法完全适应复杂的个案情形,但废除最长两年期间同样会顾此失彼,因此有必要对《民法典》相关条文进行必要的解释。现代社会中,生产商和销售商的社会角色和分工具有深刻的差异,后者仅承担流通桥梁功能,除因自己的原因导致商品存在瑕疵外,对生产中发生的瑕疵,往往并无能力发现,这些瑕疵最终仍然通过追偿等方式由制造商承担。因此,我们有理由为销售商规定一个最长两年期间之类的规则,但制造商没有受短期时效优待的必要。《民法典》第621条规定的“出卖人”应作目的性限缩,解释为不包含制造商,如此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是直接向作为非合同当事人的制造商追责时可能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问题。

(二)质量担保为商品从权利:突破合同相对性之客观基础

在商品瑕疵担保这一问题上,学理上存在突破合同相对性的讨论,立法上也有认可商品质量默示担保的规定,往往能够作为突破合同关系的解释依据。司法实践中,部分法官也支持向制造商直索责任的请求,即认识到商品质量合格是标的物可合法在市场销售成为商品之属性,以此突破合同相对性。此外,这种做法在国际上亦有先例,法国法对于买受人向最初制造商依据合同请求商品自损赔偿有着相当的共识,美国法也显示了绝对恪守合同相对性在商品瑕疵担保领域可能并不合理。因此,质量的默示担保是商品流通属性所在,附着于商品本身,不可分离,制造商是这种商品适销性的原始提供者、承诺者,承担责任具有合理性。

(三)制造商对销售商的控制:突破合同相对性之主观基础

在分销逻辑下,制造商虽没有直接参与销售商和买受人的合意中,但无论是代理商、行纪商、协议经销商和特许经销商等常见销售商类型,还是前述中间销售商的下级分销商,其与买受人的合同中或多或少有着制造商的影子,这构成瑕疵担保责任突破合同相对性在主观方面的补强理由。

四、结论

商品自损赔偿问题是由最长两年检验通知期间与隐蔽瑕疵暴露的偶然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在对目前各种解决方案进行分析归纳的基础上,应当认为制造商就商品自损直接向买受人承担合同责任较为合理。同时基于各类销售商与制造商之间的特殊联系,可考虑类推适用《民法典》第926条作为买受人向制造商主张责任时的请求权基础。



(本文文字编辑戴逊。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超过两年通知期限的商品自损赔偿责任》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张红:《超过两年通知期限的商品自损赔偿责任》,载《法学家》2022年第5期。
【作者简介】张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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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唐子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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