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奕锋:责任保险人抗辩义务的引入路径
2022年11月6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近年来我国责任保险实践中发生的难题,根源上被广泛地认为与抗辩义务在我国保险法中的缺位有关,但是目前少有研究将关注点落在“如何实现责任保险人抗辩义务的引入”。但这绝非一个简单问题,在解释层面,法律自有其解释限度,并不能无限度地满足解释者之意图;而在立法层面,在关注域外立法经验的同时,不能不考虑我国社会现实的约束性条件,以及与我国法体系内既存规范的关联关系。对此,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国际法学院的吴奕锋博士后在《责任保险人抗辩义务的引入路径》一文中,围绕责任保险人抗辩义务之引入如何落实于本国法这个问题,逐一检视既有的各种学术方案,分析其不妥甚至危险之处,最终提出作为替代的立法方案。
一、由责任保险的投保人确定责任所存在的问题

根据《保险法》第65条第4款,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投保人在法律上应该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其并不包含保险人为投保人确定责任的内容,投保人需要通过与第三人协商或者通过人民法院判决、调节或仲裁机构裁决、调解确定责任,之后将相关证明和材料递呈保险人,才能获得赔付。这样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第一,投保人处理与第三人纠纷时无效率的,相比而言,保险人是更加适合处理纠纷的人选;第二,产生不良的诉讼激励,。保险人原本倾向于选择诉讼解决纠纷,但司法解释倒逼保险人争取非诉处理纠纷避免进入诉讼;第三,投保人自行确定责任使其获得理赔变得困难,不能充分实现投保人预期,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我国责任保险分散社会风险的功能;第四,受害人在确定其责任成立与范围后,等待保险人赔偿给付,保险人还不一定会接受双方确定的数额,导致不能及时和充分赔偿受害人。

二、难以成立的解释论进路

二、难以成立的解释论进路

对于由投保人确定责任所导致的实践困境,我国学界的对策是借鉴域外法,就抗辩义务的引入进路而言,既有观点可以分为解释论和立法论两类进路。其中解释论又可细分为法律漏洞填补和合同漏洞填补两类。 

(一)法律漏洞填补

持此观点者认为,现代责任保险“以保障投保人心境安宁为目的”,不再局限于损害赔偿,《保险法》第66条的漏洞应予填补。其漏洞填补的结果是,该条。不仅包含责任保险人对抗辩费用的承担,还包含责任保险人对抗辩义务的承担。该观点直接以现代责任保险的目的在于保障投保人的心境安宁作为漏洞填补依据,替换了《保险法》原有的立法目的,显然不当。如认为需要进行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的努力,但实质已与立法论无异。

(二)合同漏洞填补

持此观点者认为,既然保险人在合同中为自己设置了抗辩权利以及其他可以控制投保人抗辩的手段,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保险人应当承担为投保人利益进行抗辩的义务。该论证仅在保险人选择行使抗辩权利的情形下才是有力的。在保险人选择不行使抗辩时,如果按主张者的逻辑考虑,保险人为自己设置了介入纠纷处理的权利,就却失去了选择不行使这一权利的权利,就有义务介入纠纷的处理,乃至于如果选择不介入就要承担违约的后果。在此,如何用诚实信用原则支撑从抗辩权利到抗辩义务这一逻辑上的跳跃呢?因此,在逻辑上便无法用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合同漏洞填补似不可行。同时,在下文将具体论述抗辩义务的承担在实质上构成保险人主给付义务范围的一大扩展,这使得它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借道”于抗辩权利这些程序性安排经由诚实信用原则推导而来。

三、强行法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大部分学者在法政策层面提出强有力的理由,主张《保险法》修法时应当明确保险人的给付义务不局限于责任确认后的赔偿义务,还包括着眼于责任确定本身的抗辩义务。

(一)支撑立法修改的理据

学者们主张相关立法修改的支撑性理据包括四点:其一,保险人承担抗辩义务更有效率;其二,符合投保人的期待;其三,有利于责任保险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其四,比较法例的示范性。但既往研究一直未言明主张为保险人增加抗辩义务在合同给付层面的具体意义。

(二)本质为强行扩大保险人的主给付义务范围

抗辩义务一旦被立法增列,必定是一个主给付义务,责任保险的标的转变为“对第三人不利请求的摆脱”。保险人不仅需要负责责任确定后的赔偿义务,还涵盖责任确定工作本身。责任确定本是投保人固有的一类风险,抗辩义务的引入则使投保人得以将这一风险转移给保险人。在立法论者的论述中,责任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以强行性法定义务的面貌呈现,不得约定排除,否则不能达到抗辩义务引入的立法目的。

(三)强行法模式存在的现实风险与理论问题

1.在现实层面人为制造市场风险

没有任何条文禁止保险人同时提供抗辩给付的服务,却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将给付范围进行扩张,原因在于:前期保险公司高成本会导致保险费显著增加,但是“价高物优”的新产品在消费者看来并无显著差异。保险人的成本具体体现在诉讼和非诉讼两方面。诉讼方面缺少相应的诉讼成本经验表,而非诉讼方面存在处理平台的构建成本问题。不过一旦这一阻碍被消除,保险公司自然会参与非诉纠纷的处理。因此,这是一个外部障碍逐步消除,保险人将相关抗辩事务逐步予以内化的过程。强行通过立法拖进并且禁止保险人做出偏离法律强行规定之约定的做法会带来不确定性,我们并不知道最终代价是什么。在这一意义上,强行法模式直接将我国保险业整体推向这一不确定性,具有危险性。

2.在理论层面存在保留偏离法律规定可能性的必要

即便强制保险人承担抗辩义务会导致责任保险市场短暂混乱,率先克服成本障碍的保险人会提供新的责任保险产品,市场也重新恢复秩序。但在理论层面上,强行法模式仍不可取,因为其完全消除了无抗辩义务责任保险合同的存在空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3.比较法例的发展史可供借鉴

结合域外法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他国经验所支持的反而是“产业先行、学说跟进、立法最后变动”的任意法模式。域外法的轨迹指明,与作为比较法对象的域外法相比,我国的保险行业在责任保险合同中普遍不提供抗辩给付,必定存在某种因素阻碍这一制度在合同层面的自发生成。这个因素无论如何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国立法上缺乏抗辩义务的强制规定”。因此,问题不在于立法的强制,而是在于如何为保险业消除那些阻碍其提供抗辩给付服务的消极条件。

四、作为替代的任意法模式

(一)现行法上无法消除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抗辩给付的提供在本质上是市场竞争问题,但这需要投保人确实知道自己买到的是何种保险产品这一前提。这一论证前提在现实中未必成立,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投保人并不知道是自身而非保险人需要承担责任确定的辛劳与费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反过来抑制了有抗辩义务责任保险产品的发展。《保险法》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方法在于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承担合同说明义务。《保险法》第17条第1款并未规定违反这一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即便类推适用《保险法》第17条第2款,但是未予说明的规则将被认定为未被订入合同,按照目前的定义,一旦前述规则未被订入合同,剩下的合同内容仍然是一个不包含抗辩义务的责任保险合同。因此按照现行法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任意性规范和特别提示说明要求

问题的最终解决首先需要对责任保险的立法定义进行修改。立法应当以包含抗辩义务为圆满情形,包括责任确定本身和责任确定后的赔偿。此外,法律上应当同时保留当下通行的无抗辩义务责任保险的存在空间,允许保险人对责任保险作出偏离法律规定的约定。为了实现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目标,立法还必须对偏离此种定义者施加反向负担,要求其须就抗辩义务的排除向投保人作出特别提示与说明,这一特别提示说明义务的不履行与特定法律后果结合,即如果保险人未能完成上述提示和说明,则其偏离立法之约定不订入合同,责任保险合同就回复为立法所定义的有抗辩义务样态。此种“任意性规范+提示说明义务”模式既能实现抗辩义务的引入,又能充分克服强行法模式的缺陷。

五、结语

与投保人相比,责任保险中的保险人是处理纠纷、确定责任的更合适人选,这一问题无法在法律解释层面予以解决,也不应在立法层面通过强行法模式处理。但在立法层面,法律确实有其作为空间,即对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消除。依此,责任保险合同的定义条文应明确规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并以此为典型强制要求不提供该项给付的保险人承担特别的提示说明义务。其作用在于使是否提供抗辩义务的差异在消费者一端显著化,从而让定价显著较高的包含抗辩义务的责任保险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发展空间,进而促使越来越多的保险人提供抗辩给付服务,最终通过市场竞争而非法律强制的逻辑解决我国责任保险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本文文字编辑夏信。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责任保险人抗辩义务的引入路径》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吴奕锋:《责任保险人抗辩义务的引入路径》,载《法学》2022年第7期。
【作者简介】吴奕锋,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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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魏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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