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毓莹:公司法定唯一代表制:反思与改革
2022年11月14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我国的法定代表人制度实行法定唯一的代表制,即《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机关一旦被确定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即为公司的法定唯一代表。在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的今天,是否仅仅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能够代表公司?为什么将法人机关担当人的行为归于公司?代表权产生的法理基础和制度价值又是什么?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王毓莹教授在《公司法定唯一代表制:反思与改革》一文中,通过梳理公司代表权制度的基础理论,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在探究中国法定代表人制度的成因的同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一、公司代表权的法理基础:代表说与代理说殊途同归

(一)法人理论之争与公司代表权学说

公司代表权制度的法理基础关乎法人理论之争,关于法人本质如何的问题,存在法人拟制说与法人实在说两种学说,前者与代理理论相对应,后者与代表理论对应,故又称为代理说与代表说之争。二者的分歧在于法人的人格是否依据法律而产生或“拟制”。法人拟制说认为,法人是纯粹的拟制物,是人为创造的组织,虽属权利主体,但其本身没有意思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法人实在说认为,法人是具有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现实的整体人”,其无需通过机构来代理,机构的行为便是法人自身的行为。

(二)代理说与代表说之理论比较

无论法人拟制说还是法人实在说,都无法否定的事实是法人通过自然人进行活动,怎样使公司机关担当人的行为归属于法人。法人拟制说认为法人可以视为无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定代理人代无行为能力人从事活动,法人机关担当人的行为归属于法人。法人实在说主张法人为与自然人并列的社会实体,法人的行为与担当人的行为是一体的,机关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两种解决方案均有其合理性,但却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当出现公司机关担当人越权行为或违法行为时,在代表说下,机关的行为就是公司的行为,公司对机关的越权行为应承担责任。而在代理说下,机关与公司是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代理人越权行为构成无权代理,只有经过公司的追认,该行为才对公司生效。

(三)两大法系解决方案底层逻辑的趋同

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确立了不同于代理的代表制度,并严格区分了公司机关担当人所为的代表行为和公司机关担当人以外的公司代理人所为的代理行为。英美法系国家并未形成代表权制度,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雇员及一般雇员均可成为公司的代理人,其行为的效力并无不同,亦不存在代表和代理的区分。

二、比较法视野下法定代表权法律结构拆解

(一)法定代表权的本质

关于代表权的性质目前有两种观点:其一为资格说(能力说),认为其是一个人可以为意思表示或受领意思表示,并使这种行为对公司发生效力的法律资格。其二为权力说,其将代表权解释为一种法律上之力,凭此代表人可以让公司来承担其行为后果。资格说更具合理性,因为代表权本身并不独立具有实质内容,只有与其他法律事实结合时,才能使其具有法律上的效果。

(二)法定代表权的取得依据

各国一般均规定由董事会或董事来行使代表权,但代表权的来源有委任说、信托说及法定说三种学说。委任说认为董事行使代表权的依据在于股东会的委托。信托说认为董事是受托人,对股东负有信托义务。法定说认为代表权行使的依据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在各国公司法都由“股东会中心主义”走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背景下,法定说将两者明确区分,即股东大会选任董事,并不影响董事作为法人机关的属性,相对而言比较合理。

(三)法定代表权的行使及其形式

考察国外立法例,法定代表权的行使大体有两种模式:单一代表制和共同代表制。前者以日本为代表,代表权由每个董事单独为之。后者以德国为代表,由多个董事共同代表公司。二者虽采用不同的代表权模式,但都规定在代表权行使的问题上,当事人的约定优先。公司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任意性规范,公司内部问题具有极大的内部性与自治性。法律应柔性处理公司问题,少做强制性、统一性规定。

(四)法定代表权的限制

1.代表权限制的方式

一般而言,对代表权的限制有三种方式:一是章程的限制。当事人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安排代表权行使问题,并对其进行合理的限制,在当事人没有章程约定的时候方适用法律。二是决议的限制。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与董事会决议的形式,或制定内部规章,对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限制。三是法律的限制。对于危及正义和秩序的事情,法律以强制规范的形式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

2.代表权限制对第三人的效力

代表权的限制将会对第三人产生效力。一方面,立法者对于严重有违公司利益的行为作了禁止性法律规定,对代表权的行使作了法律限制,这种限制可对抗包括第三人在内的任何人;另一方面,法律允许公司以章程和决议的形式依据自身情况对代表权的行使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其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否则既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不利于提高交易效率。两大法系都注重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将章程与内部决议对代表权限制的效力严格限定在恶意第三人的范围,反映了各国由最初重视静的安全向重视动的安全的转变。

三、我国公司法上的法定唯一代表制及其改进

(一)法定唯一代表制解析

1.法定唯一代表制的立法表述

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具有以下特点:首先,选择范围的限定性。公司法规定只有董事长、执行董事和经理可以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机关。其次,法定代表人的唯一性。即被选择的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是法人的唯一代表人。无论是单一代表权制还是共同代表权制的国家,代表权的行使主体都是复数的,且都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范围内,以章程来确定代表权的行使问题。即使是最早采纳法定唯一制的俄罗斯,最终也废弃了这一制度。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来说,我国规定的法定唯一代表制显得不合时宜。

2.法定唯一代表制的弊端分析

我国法定唯一代表权制度的初衷在于形成确定的公司代表权,从而维护交易安全,但由于制度规定过于极端,存在如下弊端。首先,对于公司而言:其一,法定唯一代表制容易忽略公司的具体情况,不利于及时调整;其二,从内部关系上看,法定唯一代表制可能会使得公司内部治理僵化,不利于公司治理中的制衡;其三,从外部关系上看,法定唯一代表制赋予了代表人概括的、不受限制的权限,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出现贪污腐败现象,损害公司利益。其四,争夺公司法定代表人职位或规避法定代表人任职。其次,对于公司代表人自身来说,要求其对公司每项业务逐一审查,并对后续问题承担责任,其责任负担过重。最后,对于债权人来说,法定唯一代表制也并没有发挥足够的维护交易安全作用。

(二)法定唯一代表制的非私权实质

1.法定代表人的核准登记制度

我国的法定代表人制度实施核准登记制度,登记是生效要件,而非公示形式。法定代表人的登记可以用民法上传统的私权理论解释,即代表权的登记是民事权利的公示方式,而非生效要件。其目的在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了解利益。作为具有私权性质的民事权利,代表权要求强制登记不具有合理性。

2.董事经理职权范围法定制度

董事会与经理职权范围法定,也是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独有的特征。我国《公司法》第46条、第49条和第50条,分别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董事会、执行董事与经理行使职权的法定范围,但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法律以列举的方式难免挂一漏万,立法技术上的困难决定了其难以穷尽董事会应有的权限。其次,公司权力分配依据公司规模的大小、董事会与经理的关系等诸多因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具体细节应留给公司在章程中规定。最后,董事会和经理的职权范围存在交叉重合。

(三)法定唯一代表制的成因分析

首先,公司控管结构的原因。各国公司法均经历了股东会与董事会谁为中心的争议,公司管控结构也在争议中由“股东会中心主义”走向“董事会中心主义”。其次,公司治理的历史局限性。我国法定唯一代表制度是源于对前苏联法学的借鉴和传统企业制度观念误区的积淀。我国代表权制度落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缺少对代表权制度系统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在于我国缺乏这一私权体系运行的环境。

(四)破局之道: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的改进建议

值此《公司法》修改之契机,应恢复代表权的私权本质,允许依章程约定代表权的行使;取消代表权的法定唯一制,公司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是否使用唯一制。具体改进思路如下:首先,取消法定唯一代表制,允许当事人通过章程扩大代表权的主体,约定代表权的行使条件与程序,并通过取消法定代表人的强制登记制度和确立董事对第三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强化代表权的自治性。其次,改变对代表权制度混乱的、分散的立法体例,通过公司法对代表权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在公司法草案中设置法定代表人的授权性规范以及规定法定代表人的信义义务,并与民法典相关规范协调一致。再次,完善对代表权的法律约束机制,尤其是诉权机制。通过诉权机制形成对代表权的消极制约。同时完善董事义务的规定,形成对代表权的积极制约。最后,健全法定代表人的退出机制。法定代表人若无法通过公司内部途径退出,司法应当介入,保护其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合法权益。

四、结论

公司对外代表机制存在代表说与代理说之理论分野,经由比较法层面的研究与拆解,两种理论在维护交易安全的底层逻辑上高度共通。在立法层面,我国囿于公司治理历史局限性和国企改革制度管控需要等原因,确立了法定唯一代表人制度。但该制度与公司法的私法自治理念相抵牾,具有理论上的缺陷和法律实践中的局限性。值此《公司法》修改之契机,不妨考虑破除代表人人数的固有限制,改革法定代表人之登记规则,并允许公司根据章程自由选定代表人,最终使公司的对外代表机制回归其私法本质。



(本文文字编辑张雨佳。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公司法定唯一代表制:反思与改革》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王毓莹:《公司法定唯一代表制:反思与改革》,载《清华法学》2022年第5期。
【作者简介】王毓莹,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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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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