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潇洋:重大误解的范式之变——从错误论到归责论
2022年11月16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重大误解   缔约过失   情势变更
[ 导语 ]
      《民法典》第147条仅确认了“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但未对重大误解的构成做出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延续了开放式列举,在“行为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品种、品质、规格、数量”等既有情形外新增了“价格”,同时明确放弃了“造成较大损失”这一经济后果上的限定。在上述规范背景下,法院在个案中采取何种判断标准及其背后的价值判断仍然存疑。完善重大误解制度的解释论、指引和限制自由裁量,不仅是教义学的必要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实务价值。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李潇洋讲师在《重大误解的范式之变——从错误论到规则论》一文中,一方面试图反思与突破传统错误论,另一方面旨在以规范意义上的“归责”限定与整合事实意义上的“相对人参与”,探索归责论的价值与理论基础。
一、错误论的局限

(一)“性质”概念的异化

传统错误论以性质错误作为动机错误可撤销的标准,理由在于“性质”对合同目的和等价关系实现具有重要影响。德国民法理论形成了两种具有广泛影响的解释方案,它们都脱离了对“性质”本身的解释。“客观重要说”认为性质应指“在交易中从事此种法律行为时被认为对于评价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情形”。其问题在于表意人是否有认识错误缺乏客观上的验证。对此,“法律行为性质错误说”认为仅在表意人对标的“应然特性”的认识对外表示成为法律行为的内容时,该认识与实然状况不一致才构成性质错误,否则就是不受关注的动机错误。法国法也经历了相似的理论发展过程。从比较法的分析看,性质错误绝非一个可靠、值得借鉴的区分标准,解释分歧背后也隐藏着更为复杂的价值判断。

(二)“内容”概念的曲解

“内容错误”则是一个更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德国法上内容错误属于表示错误的一种类型,因而具有当然的可撤销性。但内容错误之所以属于表示错误,原因是其并非泛指“磋商内容”或“行为内容”,而仅指表意人对其使用“表示符号”的规范意义有所误解导致表示与意思不一致。我国学者常在结果意义上将可撤销的错误都称为内容错误,这里的“内容”不具有德国法上的要件意义。我国法当然也可以从其他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内容错误”这一概念,但当赋予其新内涵、使其脱离德国法上的本来意义时,内容错误就不必然再属于表示错误,更不能直接得出可撤销的结论,否则就是偷换概念。

(三)概念区分的正当性反思

内容错误这一概念流于形式、欠缺实质的规范意义,而以性质错误这一概念对动机错误进行区分则面临正当性质疑。一方面,不考虑客观上的“认识可能性”,忽视了相对人的信赖保护。另一方面,对于非性质错误保护不足,特别是相对人导致了错误的发生,此即“诱因”问题,这在实践中并不罕见。性质标准既转移了焦点,又进退失据,导致决定自由与交易安全保护双重不足的困境。

(四)错误论对我国司法实践的影响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许多裁判受到了传统错误论中一些概念或理论“标签”的误导,并未有意识地发掘概念背后的价值判断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对于重大误解的构成也未有定论,多数裁判通过合同签订过程中的具体事实判断误解是否真实存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概念共识的现状下,空洞的概念论证无法得出圆满的裁判论证。

二、归责论的证成

(一)“缔约过失废止合同”的启示

由于“动机错误不受关注”的教条导致意思形成阶段的规范调整不足,德国司法实践将缔约过失理论与损害赔偿法上恢复原状原则相结合,在撤销权之外又形成了合同废止制度。如果表意人的动机错误可以归因于相对人的缔约过失,表意人就有权请求废止合同,回到缔约前的状态。这一方案的产生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在体系与理论构造上也并非无懈可击,但其蕴含的归责思想则存在某种必然性

(二)归责论的价值基础:诚信原则对意思瑕疵的价值更新

在价值判断层面,归责论直接反映了缔约过失理论对传统意思瑕疵理论的价值更新。对于磋商中的信息瑕疵与认识错误需要对双方当事人在磋商中的行为进行具体评价,才能确定各自的责任范畴,而非不加论证地全部归于表意人。动机在意思瑕疵中属于不受关注的对象,在缔约过失中则是先合同义务的保护客体,对于这一连接点,意思瑕疵与缔约过失产生了明显的评价矛盾。作为归责论的价值基础,诚信原则并未在传统意思瑕疵理论中得到贯彻。

(三)归责论的规范功能:缔约过失对错误论的整合

在缔约磋商阶段,基于诚信原则双方均负有真实义务与积极告知义务,相对人客观上违反真实义务与告知义务,主观上又有认识可能性时,才能对其信赖作出否定评价。可见缔约过失扩张了传统理论,意思形成并非全然由表意人负责;也解释了“认识可能性”的规范基础,又将其限定于相对人的义务范围内;同时也将相对人的“积极误导”与“消极不作为”整合为先合同义务的违反,适用同样的过失标准。

(四)归责论的体系落实

归责论作为一种法律思想并不依附于特定制度表达,其在不同法律体系中通过不同制度形态得以落实。对比,理论和比较法上主要存在三种路径。第一种路径为德国司法实践中“缔约过失合同废止请求权”与“撤销权”并行。第二种路径指按照归责论的逻辑彻底改造意思瑕疵的类型区分。将欺诈制度扩张为外部可归责的“外部障碍”,不再区分故意与过失,将错误制度定位为外部不可归责的纯粹“内部障碍”。此种路径本质上属于立法论而非解释论。第三种路径即按照归责论的逻辑在解释上重构错误制度,这是体系整合的成果。

三、归责论对重大误解制度的具体解释

(一)归责的标准

民法上的归责标准主要有故意归责、过失归责、风险归责与诱因归责。《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原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以及《美国合同法重述》均要求错误制度的构成需要相对人的“共同责任要素”或“参与要素”,但在归责标准上并未达成一致。四者同时规定了积极构成要件与消极构成要件,同时也区分了相对方不实陈述导致的错误、相对方明知或应知错误以及双方的共同错误三种案型。其中,归责标准各不相同。对于第一种案型,除《美国合同法重述》明确要求过错要件外,其余三者均采诱因原则。我国学说以及“司法解释方案二”也持这一观点。对于第二种案型,《美国合同法重述》最宽松,相对人“有理由知道错误”即应承担不利,其余三者在相对人“明知或应知错误”外增加了额外限制,基本上等同于过失归责。我国则存在争议。上述归责标准的争议表明,相对人在何时应当为表意人自发产生的“内部错误”负责,理论上并未形成清晰的判断。对于第三种案型,《欧洲合同法原则》《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三者采诱因原则,只要有共同错误就可撤销,我国学说与“司法解释方案二”也持这一观点。《美国合同法重述》更为谨慎,强调在撤销前要权衡合同变更等其他救济的可能。除了积极构成,四者皆规定了“错误方应承担风险”这一消极构成要件,这等于又转换了观察视角,当表意人基于风险原则可归责时,又排除了相对人的可归责性。我国解释论上有必要回到三种具体的案型之中,明确价值判断,作出更有确定性的解释选择。

(二)可归责的外部错误

第一种案型是磋商中一方提供了不真实或误导性信息导致了对方的认识错误。在欺诈制度中,欺诈方明知所提供的信息为假或不顾及信息的真假“信口开河”。“过失误导”则属于“信息搜集失败”,误导人自己也有认识错误,而又将错误传导至对方。在理论上,误导一方如果明知其提供信息为假,或者对其真实性采取放任态度,即可认定有欺诈故意;如果误导一方仍然确信其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并且有一定依据,只是尚未达到客观合理的标准才构成过失。

(三)可归责性的内部错误

第二种案型是错误方自发产生而非相对方导致的内部错误,但如果相对方告知真实情况,错误就不会生。在归责论看来,错误表象是否明显并不重要,仅在错误恰好落入相对方告知义务的范畴内,相对方才可归责。告知义务是否成立需要在个案中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但仍有一定的标准可循。在不存在约定或法定特别信赖关系时,告知义务成立的判断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告知的信息对于缔约动机是重要的。这是一个证明问题,既包括当事人在磋商中明示重要性的事项,也包括非经明示但同一类型交易中具有典型重要性的事项。第二,为什么由义务人承担,而非相对人自己搜集信息。对于第二个问题,“风险领域”和“信息落差”特别有其解释力。其一,义务人对其“内部领域”的情况存在告知义务;其二,相对人“内部领域”的情况则被排除出告知义务的范围;其三,在两端之间存在非属双方控制的“中间领域”,虽然双方均有获得信息的可能,但如果在获取能力与成本上存在落差,或者一方受限于特定交易领域的经验欠缺,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特别是以特定交易为常业的当事人有告知义务;其四,对于“中间领域”的价格、供需等一般市场信息,其重要性为双方所知且获取机会均等,不存在告知义务。

(四)共同错误中归责论的作用和边界

第三种案型则为双方当事人有共同错误。对于共同错误,归责论的作用在于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共同错误影响了合同的对价关系,不应允许一方通过撤销合同转嫁全部风险。至于风险负担的规范基础和具体方法则无法由重大误解制度本身的逻辑解决,这是归责论的边界。此时不宜直接适用重大误解制度,可以考虑类推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变更合同。

(五)归责论的例外

所谓“纯粹内部错误”指表意人自己过失导致的错误,相对人对表意人的意思形成未予介入,也不存在告知义务。归责论排除了此种错误形态的可撤销性。不过在这一原则之外是否设置部分例外是重要的立法论判断,并非解释论问题。归责论明确区分了“相对人可归责的错误”与表意人的“纯粹内部错误”,前者的重心在于归责判断,后者则应设置更为严格的限制条件或被排除。

四、结语

将归责论应用于重大误解制度的解释,“相对人可归责的错误”与“相对人不可归责的错误”就成了最基本的区分,重大误解的构成以前者为原则。相对人可归责错误的具体范围取决于归责的尺度,这是归责论中最关键的问题。归责论的一大优势就是将错误论中“隐而未发”的价值争议导向了“归责标准”这一限定议题,使论争更为直接、具体与深入。

 

 

(本文文字编辑张莹钰。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重大误解的范式之变——从错误论到归责论》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李潇洋:《重大误解的范式之变——从错误论到归责论》,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5期。
【作者简介】李潇洋,中国人民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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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莹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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