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153条在努力改变法院倾向于判决违法合同无效的做法时，未能从更广阔的视角考虑民法与公法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未能跳出私法与公法之间的界分，进而未能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考虑强制性规定在规制违法合同方面的实际执行效果。

　　各法域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试图界定被违反的强制性规定的性质，以便确定违法合同的有效性。学术界则主要着眼于非法行为的分类和非法合同的识别，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到“在不使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被违反的强制性规定的目的也可以实现”。监管机构执行强制性规定是无需宣布违法合同无效的最重要情形之一。然而，目前的学术研究大多想当然地认为监管机构可以对违法合同进行有效规制，很少有文献进一步研究法院以外的监管机构执法的实际水平、此类执法可能失败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同样，人民法院在认定违法合同的效力时，要么不予重视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执行情况，要么认为执法属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由监管部门对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很少有法院会关注执行的实际情况。

　　法院忽视了强制性规定的实施是以监管机构对此类交易的有效监督为前提，但监管机构在很多情况下都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合同双方没有动力向行政机关报告存在的违法行为，法院也没有义务主动向监管部门共享相关的案件信息。当判断赊销彩票合同的效力时，在现有的判决中各级法院一致裁定《中国彩票管理条例》第18条是管理性强制规定，销售行为是否违反第18条的规定以及销售者应当受到何种制裁，应当由行政机关进行处理，法院不具备处理这些问题的适格地位。作出上述裁决的法官表明，之所以没有人选择向负责执法的监管机构发出司法建议，是因为法官工作量过于繁重，司法建议书需要经过法院内部繁复的审查程序才能发出，同时，司法建议书的签发并非衡量法官工作绩效的指标，故法官缺少签发司法建议书的动力。

　　截至2018年底，共有90起案件涉及赊销彩票，经调查，有31起案件所涉及的监管机构，因缺少销售信息来源，未对赊销彩票销售商执行禁止赊销彩票的规定。在收到信息公开申请之前，有8起案件的监管机构已经掌握彩票赊销信息，并对其中的3起案件行使了《彩票管理条例》第39条赋予的执法权，对赊销彩票销售商进行了处罚。

　　将管理性强制规定和效力性强制规定进行区分的基础在于，假设监管机构能够有效执行被违反的强制性规则，但上述对彩票赊销的实际执行情况的研究表明，这一假设是不切实际的。在缺乏法院所传递的信息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在收集违法交易信息方面存在巨大障碍，对违法当事人执行被违反的强制性规定也十分困难。

　　为了让强制性规定实现其制度目的，法院应当在日常法律运作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当认定被违反的规定是管理性强制规定时，法院需要审查是否存在监管机构负责执行；另一方面，当处理违法的民事案件时，法院有必要通过发出司法建议书等方式将违法信息共享给监管机关。

　　在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时，可以将签发司法建议书的情况纳入法官的考核标准之中，以激励法官定期向监管机构共享违法信息。通过增加政府预算，可以解决当行政部门掌握更多违法案件的信息时，存在的人力资源不足难题；若行政部门有足够资源，但缺乏执行的意愿，法院可以将司法建议抄送行政机关的上级部门。

　　（中国民商法律网编辑摘编）

　　【ABSTRACT】Academic attention on the effects of mandatory rules on illegal contracts has so far been primarily directed at the categorization of illegalitie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ose types of illegal contracts that should or should not be invalid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illegality. When defending the validity of certain categories of illegal contracts, current legal scholarship usually takes it for granted that competent regulatory agencies could monitor such contracts and enforce violated rules effectively. Our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practical enforcement of mandatory rules against illegal lottery sales in China suggest, however, that such an assumption is largely illusory. We argue that it is institutionally efficient that the courts transmit the information of illegal transactions to competent regulatory agencies when dealing with civil law matters involving illegality. Institutional reforms or technological chang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so as to incentivize judges to routinely transmit such information.

　　【KEYWORDS】Mandatory rules, illegal contracts, the courts, regulatory agencies, judicial proposals